刘贵祥 尹小立 当前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法律适用》2005年11期刘贵祥尹小立【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摘要】破产法在程序法上是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在实体法上是民法的特别法。

颁布于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和颁布于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分别适用于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以外的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企业。

在此之后，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特殊破产政策，最高人民法院也就破产法相关适用问题发布了1991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和2002年《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一系列司法解释。

由于破产案件的审理不仅涉及多方法律关系、利益主体，而且受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的影响，可以说，自破产制度引入我国以来，理论界、实务界对相关问题的争论就未曾停止过。

随着新破产法立法的呼声日高，见诸媒体的学术分析文章见仁见智。

本期特约几位资深法官，从审判实务角度出发，对审理破产案件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难点问题加以论述，以期为关注破产法问题的读者开启一扇了解实务问题的门窗。

本期专栏中，刘贵祥、尹小立法官在《当前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于债权人申请破产的条件、职工安置等审理破产案件的现实性难点问题，出资瑕疵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民事主体的破产能力问题，破产程序中的执行问题，破产案件管辖权异议、破产案件立案审查业务分配、破产企业所涉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处理等程序问题以及破产程序中别除权的行使、租赁权的处置等实体问题，一一作出分析，提出了基本的审判思路。

曹士兵法官对司法实践中值得认真对待的自愿清算、强制清算与破产清算的错综关系，破产性质，现代破产法的重要地位，破产程序启动后的效力与破产管辖的专属性，解决破产实体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及如何正确区分破产实务问题与破产法律问题等六个问题加以论述，认为破产之性质不是案件，而是程序，是破产重组和破产清算程序的总称;认为现代破产法律所追求的立法精神不是惩戒，而是破产保护，其具有保护债权人和保护债务人的双重功能。

《完善破产审判机制，规范破产审判工作，推进诚信破产法制建设》一文，是广东高院民二庭破产审判课题组提取其调研成果的精华内容所作的一篇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论文。

论文在总结破产审判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破产审判工作机制提出了建议。

严加武法官的《破产抵销权问题研究》一文则联系破产抵销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对破产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股东出资义务形成的股东对破产企业的负债能否与该股东的破产债权抵销问题，受让的破产债权的抵销问题，因法人合并而享有的破产债权或者承继的负债能否抵销问题，涉及保证、代位权的抵销问题，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债务的抵销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Several Practical Issues in Trying Bankruptcy Cases近年来，国家把推进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工作，相当一批资不抵债及持续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进人破产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为规范破产案件审理工作，在破产法、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在有关会议上对新出现的法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及指导意见。

但由于破产案件的审理不仅涉及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利益主体，而且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审理破产案件的难度较大，实务中具体的法律问题不断出现。

本文拟结合审判经验，对一些新的实务问题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对破产案件的审理工作有所裨益。

一、关于审理破产案件应把握的现实性难点问题债权人申请破产的条件把握。

债权人申请破产的，法定的条件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般要审查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否处于连续状态，是否丧失了清偿能力。

实践中法官们常感疑惑的是，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对债权人的债权比例是否考虑?债权比例如果很小是否驳回清偿申请?笔者认为，债权比例的大小不应作为衡量依据。

如果对于一笔很小的债权，债务人都确实没有清偿能力，这恰恰说明债务人已具备破产的法定条件。

当然，法官在审查时需更慎重一些，可综合考察其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是否存在恶意破产的情形等。

此外，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在目前还面临以下难题：其一由于债务人不同意破产，对于破产清算所需的财务资料不予提供，对于破产清算工作不予配合，法院如强制其进行清算，就会引起职工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安定。

其二，债务人的主管部门不同意债务人破产，按照现行《破产法》规定，清算组成员主要从债务人的主管部门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中指定，债务人的主管部门不派员参加清算组，清算组无法成立，破产清算工作难以进行。

因此，对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受理要谨慎，既要考虑依法办事，又要考虑社会的稳定，尽可能采取类似调解的方式使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清偿或进行和解。

在这些尝试无望的情况下，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通报情况，依法进人破产程序。

职工的安置。

破产程序，从一般理念上而言，是一个对债务人综合执行、使所有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程序。

以企业的全部破产财产为基本依托对包括劳动债权在内的所有债权按法定顺序及比例清偿是破产程序的基本任务。

然而，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特殊的发展历史，对国有企业职工仅从优先清偿其劳动债权的角度给予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无论是政策性破产，还是一般性破产，除对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进行清偿外，均面临着国外企业破产不必考虑的问题，即对企业职工以后的生计如何解决的问题，亦即职工安置问题。

政策性破产与一般性破产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允许以本来用于清偿债权人债权的破产财产(甚至是享有别除权的财产)安置职工。

政策性破产案件中，银行债权人的债权往往被核销挂帐，破产财产用于安置职工，故一般不必顾忌因职工安置问题无法解决而影响社会稳定，审理难度当然要小得多。

但在审理一般性破产案件时，法官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社会稳定问题，而社会稳定的关键又在于职工是否能够得到妥善安置。

于此情形，由于破产财产不能用于安置职工，需要政府另筹资金解决。

而某些地方政府往往因负担能力所限，或出于降低改革成本的考虑，偏好于以各种方式或理由牺牲债权人的利益来安置职工。

因此，妥善安置职工与提高债权清偿率成为此消彼长的矛盾体，成为审理破产案件的现实性难点之一。

如何解决这一难点?各地法院经验性做法是在受理破产案件时，除审查法定的破产原因是否具备外，重点审查政府对职工安置的方案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违破产财产不得用于安置职工的规定。

忽视这一问题，破产程序将无法顺利进行，甚至因职工的激烈情绪和行动而使破产程序事实上处于搁置状态，影响社会稳定，导致审理工作进退维谷。

作为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应掌握这样一种背景事实：职工安置本不是破产法的功能，而应由劳动立法与社会保障制度解决。

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加之国有企业长期实行低工资高福利制度，如果企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职工将享受医疗保险及退休工资，如果企业破产，职工的这些权利将无从保障。

虽然社会变革过程中总有一部分人被迫承受社会变革的成本，但国有企业职工的上述实际情况决定了其实际承受能力有限，若不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必将影响社会稳定。

况且，国际经验显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之后，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凸现期。

我国现在也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如果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对职工问题处置不当，将会激化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进而影响改革进程，与社会和谐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因此，如果说破产案件审理中法律规则的遵守、政策界线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的清醒认识、社会效果意识的培育亦同样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特殊主体的破产。

与社会稳定有关的不仅仅是职工安置问题，一些特殊企业破产，涉及人数众多的群体利益时，如缺乏事先的安排方案，同样产生不安定因素。

在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破产之情形，中小股东、债券持有人等投资人数以万计，有的甚至达几十万。

在金融机构破产之情形，债券持有人、其他形式的债权人往往人数众多。

即使一般企业破产之情形，如果有向社会非法集资和职工集资等情况，亦触及群体性利益。

如何处理特殊主体的破产问题，成为另一难点。

把握这一难点问题要从受理条件、时机把握、程序衔接、外部协调、债权区分等多方面人手。

首先，要坚持审批制度，严把立案关。

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于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破产，均要经过中央一级的金融、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

目前已经审理终结的金融机构破产案件，一般是经过停业整顿或行政撤销、关闭程序，该程序的启动均经国务院批准。

而在进人破产程序前，相关监管部门均再次报请国务院批准。

这样做，主要是便于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便于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做好进人破产程序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消除影响社会稳定、金融安全的因素：虽然有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上市公司和外商投资的融资租赁公司破产需履行这一审批程序，但鉴于该两种类型的企业与上述企业面临同样的情况，各级法院又缺乏这方面的审判经验，尤其是破产程序中涉及群体性利益，故应参照有关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破产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另外，当前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破产案件由此类主体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中级法院在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是否受理之前，除审查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受理条件外，还应当针对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破产所应具备的特殊条件加以审查，包括债务人资产、账册的接收，对犯罪行为追缴赃款、赃物的移交，自然人债务的落实，对机构债务的个别清偿，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等。

其次，处理好人民法院破产程序与行政撤销、关闭、整顿程序之间的关系。

在撤销、关闭、整顿部分金融机构时，中央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解决被撤销关闭整顿金融机构的债务问题，但由于这些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形成的巨大资金缺口不可能全部依靠财政支出予以弥补。

在行政程序中，不能与债权人达成和解的，将有计划地进人破产还债程序。

因此，金融机构进人破产还债程序是行政撤销、关闭、整顿程序的延伸。

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相互衔接、相辅相成，行政程序不能使某些金融机构最终退出市场，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完成，司法程序也不能替代需要由行政程序解决的问题。

因此，审理特殊主体的破产案件，应注意与有关监管部门建立必要的联系机制，在加强协作的同时，明确各自的分工与职责。

在属于行政程序应当处置的问题未处置完毕前，一般不应进人破产程序。

此外，行政程序中的工作组、清算组参与了行政程序的全过程，情况熟悉，在进人破产还债程序后，即转为破产清算组，而无须人民法院另行指定破产清算组。

行政程序中，工作组、清算组的工作对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有很大影响，由于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相互衔接，破产程序中相当部分的清算工作是在行政程序中完成的，这就要求行政清算要依照破产清算的标准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