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新闻传播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张季鸾新闻传播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作者：聂洲
来源：《时代金融》2012年第02期
【摘要】张季鸾是天津《大公报》的总编辑，为大公报撰写新闻评论15年，他的新闻评论针砭时事，洞悉时局，敢言的风格使得《大公报》在当时具有了很高的地位，像英国《泰晤士》报那样逐渐成为国家公器，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张季鸾和他任总编辑的《大公报》能够担当起这样的重任？本文从分析《大公报》的历史沿革入手，从史实方面探究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经历史实践检验后的新闻运作规律，寄望于给当代新闻从业人员以启示，明白应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担当新闻人，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

【关键词】大公报文人论政人文精神新闻专业主义国家主义
序言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的三位创办人之一、总编辑张季鸾在重庆病逝，年仅54岁，张季鸾的早逝，是《大公报》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是中国报界的重大损失，周恩来同志在唁电中称他为“文坛巨掣，报界宗师”，蒋介石将其誉为“一代论宗”，可见张季鸾撰写的新闻评论的重要历史作用，他的评论划时代地将中国新闻评论带向了现代专业新闻评论，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专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季鸾的新闻评论始终以《大公报》创立时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①的“四不”方针做指导，严格遵守新闻专业主义的作风，关心国家大事、维护国家利益，体现出全新的“文人论政”的精神品质，本文就主要从张季鸾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和“文人论政”思想两个方面入手，剖析张季鸾的新闻思想极其历史意义，以期望能够给当代报人以启示。

一、张季鸾与《大公报》
提到张季鸾，就一定会提到华文报纸中唯一有百年报龄的《大公报》，因为在当时二十世纪时局混乱的中国，是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创办的新记公司使得创刊于1902年7月12日的《大公报》得以续刊，并成为当时中国颇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而张季鸾的“四不”方针更是成为《大公报》长期坚持的办报原则，成为《大公报》百年辉煌的基石，要想清楚地看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和办报理念，首先我们要来简单了解一下《大公报》的发展历史：建国前的《大公报》发展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吴胡张新记公司时期。

这三个时期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各有不同，导致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亦是因其而不断起伏变化。

(一)英敛之时期
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1867年生于北京，自幼家境贫寒，20岁之前因为生活入不敷出，因此根据八旗子弟习武后可以入军籍、得到一份饷粮的规定无奈先学武艺，而20岁之后英敛之感觉到自己的学问卑微，无法更好地了解国家时事，因此开始了如饥似渴的自学成才之路，并确立了自己的天主教的宗教信仰，自学了法文，与法国传教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也给其之后的办报生涯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在看到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后，英敛之对当时的政局深恶痛绝，这个时期的英敛之穷困潦倒，后来几经辗转，去到天津之后由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提议机子开办报馆而由英敛之主持其事，这样，《大公报》的创始最早是因为教会的力量。

初期的《大公报》因为接受的是天主教会的资助，因此在办报方针方面曾多次干预过，而英敛之顶着撤资等威胁和压力，坚持着独立的办报方针，特别是在考察了日本回国之后，更是深感国力之衰弱，政体之腐败，这使得英敛之渴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走一条君主立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大公报》在初期就带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提倡爱国图强，反对列强侵略；坚持立宪改良，反对共和革命；学习西方新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在言论上也是毫不留情地鞭笞当局，揭露慈禧卖国的意图和清政府假立宪的诡计，说他们是“国贼”、对当时著名的沈荩案表示深刻的同情、支持和对当局的不满，要求清政府广开言路，不要限制言论自由，不过应当注意，当时《大公报》对清政府的批评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它提倡的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推翻清王朝，在无论对辛亥革命的胜利的评价中或者对袁世凯的抨击中都能看到其战争危害社会的立场，这种脱离社会阶级的立场是当时文人办报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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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郅隆时期
1902年至1925年的《大公报》被统称为旧《大公报》，以示与新记《大公报》的区别，进入民国之后，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断的战争使得英敛之倍感国将不国、无能为力，只好寄托于宗教，在英敛之时期晚期，《大公报》逐渐脱离政治而宗教色彩越来越浓烈，这使得《大公报》开始了第一次的易主。

1916年至1925年王郅隆控制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大公报》最平庸的一段时期，这个阶段《大公报》之所以中落，既有外部的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也有报纸本身在新闻报道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内部原因，导致《大公报》成为安福系的发声筒，但也正是这段时期的“专制”，反衬出新记时期的独立风格以及之后张季鸾“四不”方针的形成原因。

《大公报》之所以在那个时期会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必然的联系：当时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暂时“无暇东顾”，使得中国的工商业有了短暂的繁荣时期，而当时王郅隆正是从事面粉生意而发达的商人，他认为军人是当时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阶层，不断结识军界人物，而军阀也把他看作是“财神爷”，王郅隆背后的军阀集团希望自己有一个舆论阵地，而当时王郅隆已经是《大公报》的主编之一，从无心办报的英敛之手中购得名声显赫的《大公报》显然是一桩划算的买卖，因此，军阀对于《大公报》的控制也成为了自然。

这个时期的《大公报》接受津贴，但同时也比较能客观地报道社会重大新闻，比如五四运动的报道，对巴黎和会的报道（胡政之成为唯一的报道和会新闻的中国记者），对著名的“老西开事件”的报道等等，可以说虽然在客观恶劣政治环境中《大公报》不免接受安福系军阀的控制，但是因为编辑胡政之对于国内国际新闻的专业性报道仍然还是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大公报》的一贯方针，不断调整版面风格，适应社会变迁，加入白话文、用多行标题、图文并茂，因此，虽然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在其百年发展的历史中是最缺乏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时
期，同时创下了发行量最低的记录，但是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仍然与之前的方针一脉相承，特别是之后胡政之接手后依然继承了《大公报》的传统，并将之打造成中国民间第一大报，一座中国新闻史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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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记公司时期
上面提到的胡政之在离开《大公报》之后，到北京林白水主持的《新社会报》任总编辑，因为和林白水的政见不同，不久之后就离开，1921年8月到上海进入国闻通讯社，但是这个新闻社也是受当时安福系的控制的，胡政之感到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因此于1925年在天津创办了《国闻周刊》，正是在天津，胡政之碰到了张季鸾。

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榆民、记者、老兵等，1888年出生，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之后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1911年学成回国，当时正是武昌起义爆发，于右任先生创办了《民立报》，获得成功，所以张季鸾一到上海，便应邀到《民立报》工作，1912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因为于右任的关系，张季鸾到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秘书，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的起草工作，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张季鸾就离开了总统府，1913年，与曹成甫创办了北京的《民立报》，因为攻击袁世凯，7月被捕入狱，曹成甫死于狱中，张季鸾被营救出狱，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板报活动，辗转到天津，赋闲在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和久未谋面的胡政之重逢，发现彼此政治观念相投，更重要的是两人同时想到了重新创办《大公报》，一展多年被压抑的才华和社会抱负。

当时因为资金，他们想到了同在天津的吴鼎昌，于是由吴鼎昌出资，于1926年6月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正式从王郅隆之子王景衍手中买下大公报，组成了编辑部和经理两部，添加设备，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出版，第1版上半部刊登了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的著名的《本社同人之志趣》，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归纳了“四不”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第2版下和第3版上为国内外短讯，下为广告，第4版位《经济与商情》，第5版为广告专版，第6版为各地通讯，第7版上为“本阜新闻”，下为广告，第8版上为文艺副刊，下为广告，可以看出，新记《大公报》一出世，就是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的，颇具现代新闻纸的风采。

新记公司的《大公报》仍然继承了传统的办报方针，是一张爱国的报纸，只是由于文人论政的局限性，一开始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显得有些带有个人感恩的色彩，但是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使得《大公报》真正成为一种国家公器，真正成为客观中立新闻专业主义的捍卫者，最典型的就是范长江对于红军边区的报道，使得中共的“统一战线”正确主张能够得到真实的反应和报道，为全民族联合抗日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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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季鸾的新闻思想的形成
192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这段日子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时局瞬息万变，如何能够在这个复杂的时局之下舒展自己的社会抱负，是新记公司面临的严峻考验，历史经验告诉他们，王郅隆时期依附党派军阀的路是走不通的，如果新闻失去了它的客
观、独立和准确性，也就相当于失去了生存的必要性，必然为公众所抛弃，因此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1926年磋商续刊《大公报》时就约定过五件事：其一是资本独立，不拉关系、不收外股，因此，创办初期，吴鼎昌出资5万元，请一位总经理和一位总编辑，每人月薪三百元，让他们专心办报，不兼他职，吴鼎昌在重庆对《大公报》工作人员说：“我们办报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

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是为了某一派别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

”⑤可以说吴鼎昌是看到了资本独立的重要性，以他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的资本独立性原则可以说是新记《大公报》续刊并获得成功的思想、经济基础；其二讲的是专心办报，不兼他职。

这一点在新记《大公报》的雇员组成当中就可以看出，所有在《大公报》任职的工作人员无一是有党派背景的，一经查实有党派背景，坚决辞退；其三讲的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的分工，主要是入股方面，吴鼎昌以资本入股，胡、张二人以劳动力入股，专心写新闻，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其四是公司的股份构成；其五是社评委员会的工作原则，这“五事”是他们新记《大公报》创业时期的“宪法”，正是对这五个原则的坚持，才成就了之后大公报的成功。

因此，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形成了《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即为“四不”。

第一：不党。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而已—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这一点说的是不与国内纷繁复杂的党派关系有任何纠葛，言论独立，为民众之喉舌，可以看作是言论的客观性原则。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做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这一点说的是资本独立，在吴、张、胡三人看来，如果接受党派入股的话言论自由必然会受到限制，这在王郅隆时期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教训，所以如果想要言论独立，经济独立是基础。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这是从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说的，也就是新闻从业人员本身也应当做到无私心，有公共服务的意识，这也是当时文人办报的一个理想式愿景。

第四：不盲。

就是对于问题要独立思考，对事理洞悉透彻，遇事变头脑冷静，辨清是非曲直，做到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这是对于报社全体同人的专业主义要求，记者必须有渊博的知识，百科书式的知识框架，这样才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够洞悉事物发展的规律，做出正确、及时的判断，这一点是对于前面三点的综合运用、升华，是报纸论政的最高要求。

这“四不”方针不仅是报社的方针，更是胡、张、吴三人新闻思想的凝练和体现，三人正是以此为最高思想方针指导着报社和自己的新闻行为的，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方针，《大公报》的新闻才具备很高的专业素养，使之成为国家公器论政的理想逐渐成为现实。

三、张季鸾新闻思想评述
(一)进步的新闻自由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
张季鸾曾经有过在日本学习的经历，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有过接触，感叹自由主义提倡的言论自由等思想，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大量的提倡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冲击着传统思想，张季鸾的新闻思想可以说是深受传统和西方思想的影响的，其虽然坚持传统的文人办报思想但是对比康梁一脉的新闻思想又具有很大的进步，梁启超认为，在社会体系层次上报业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对于民众又是一种教化、宣传的阵地，报纸言论起到“去塞求通”作用，而这种作用可以沟通封建时代严格的上下级分割的君臣关系。

而在张季鸾看来，文人办报并不仅是服务于统治阶级，报业应当是独立于政治势力的，不是其他而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独立舆论机关，所起到的是沟通社会各界，形成舆论的作用，例如在抗战情势日紧的1936年，张季鸾写道：“同人等愿本其良知之昭示，竭诚为调和疏解之呼吁，当尽可能，剖析事实，衡量厉害，不畏强权，不媚时尚，期以公正健实之主张，化全国各种感情思想上之歧义。

”“独立”于政治之外可以说是言论自由必需的生存环境，只有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原则，才能成为议政论政的公共论坛，担任起如《泰晤士报》那样的国家公器的重任，张季鸾正是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而且从上面罗列出的《大公报》的历史沿革中看出，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吴鼎昌也深刻地认识到言论独立对于建成一家有影响力的大报的作用，更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到了经济资本的独立乃是言论独立的基础，以实际行动保证着《大公报》从资金到人员的相对独立性，为自由的新闻表达创造积极的环境，正如李金铨认为的那样：“在二十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所揭示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等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favor，withoutfear）的纲领。

这正是今天所谓‘媒介专业主义’（mediaprofessionalism）的基本精神。

”⑥
如果说，新闻自由主义的思想是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基础、外壳或者环境构成的话，那么他所坚持的“文人论证”这样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就是他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质精神。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大公报》创办初期，吴鼎昌出资保障《大公报》的独立运作，然后设置总经理的职位和总编辑的职位，将报纸运营机构和新闻编辑机构分开，规定在《大公报》的任职人员都必须没有任何党派背景、没有他职，从人员构成上保证《大公报》的中立地位，而对于新闻从业人员，张季鸾的要求也非常高，他非常重视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的客观真实性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列举新记《大公报》十年来“有应尽之则责任而未尽到者”有六，新闻位居第一：“报纸生命，首在新闻，盖应能反映中国之全部重要问题，以满足救亡建国途中国民之一切需要。

”对于新闻评论，张季鸾也是要求评论人员“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不仅能够真实、客观地报道新闻，还要能够独立看到事件背后的真相和规律，起到开启民智的作用。

（二）“文人论政”的新闻思想
“文人论政”思想可以说是贯彻张季鸾办报活动的始终。

就像胡政之在《季鸾文存》序言所说：“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

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读者今
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

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

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济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⑦在这里张季鸾新闻思想中的“文人”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传统中国的“文人”通常是指如两汉、宋代的太学生、明代东林党之类的文人学士，是学富五车但较少问政的学问之人，而张季鸾以及《大公报》的新闻思想是成为国家之公器，舆论之论坛的，时刻以国家大事为己任，表现为时刻以国家重大新闻为头版消息，配以专业的新闻评论，随时关注国家安危，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警惕性极高，坚决捍卫国家权益。

有些评论认为张季鸾和《大公报》这样的思想是“国家中心主义”，其实这样的思想本身并没有值得诟病的地方，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恰恰是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是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心，是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这正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的体现，因此大可不必用“小骂大帮忙”国民党来攻击《大公报》秉持的客观新闻专业主义，因为任何的绝对“超党派”、“超民族”、“超国界”都是不存在的，只要国家有难，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首先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主，对进步势力表示支持而揭露腐败现象，而这点又体现了《大公报》新闻思想中的高度的人文素养，专业报人不仅是记者，更是国家权益的维护者，正如爱因斯坦说的：科学可以无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有祖国。

四、张季鸾新闻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
新闻专业主义体现于张季鸾和《大公报》新闻思想的每一处，以“四不”方针为最高凝练，通过多年的报刊评论写作，张季鸾将这“四不”方针具体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评论写作信条，⑧在《大公报》担任总编辑的15年，由于兼备文人深厚的学问和人文素养（感恩思想），以及专业报人对于时事新闻的职业敏感，他写作的社评往往能够针砭事宜，范围颇广，从百姓疾苦到政府腐败和时局动荡，从国内战况到国际形势，往往都能准确地发现事态的走势，及时捕捉到新闻点，因此，他的评论能够一语中的，揭示新闻背后的真相，使读者真正地读懂新闻，他的评论相比较康梁的评论而言具有新闻专业方面的进步性，康梁的评论写作是较多地脱离新闻实际而就虚论虚，是“设言立说”、“坐而论道”式的报刊政论，而张季鸾的评论可以说发展到了真正的新闻评论，而且在新闻评论的方式上也有很大的进步，一个是时效性，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评论也是很讲究新闻性的，新闻性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它的时效性，张季鸾在评论写作时，将评论对象的时间由“近日”、“日前”改为了“前日”、“昨日”，张季鸾每天晚上9点都要对大样、小样和各类电讯进行审查，在审查之后找到重大的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后就及时撰写评论，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使得重大事件的评论能够及时出稿，及时引导舆论，发挥新闻评论的真正功效，而这也是张季鸾作为一个有新闻专业追求的报人工作的具体体现，值得如今新闻工作者借鉴，不仅是新闻职业敏感性和知识储备，更重要是一种职业追求的态度，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

另一方面的职业素养是注重逻辑性，文章结构严谨和论证的缜密。

在进行论证时，张季鸾注重新闻评论的逻辑性，使得文章评论有力度，在新
闻客观与“敢言”之间获得平衡性，使文章既严肃又有强烈的个性特征，这一切都体现着张季鸾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如何在现今追求这样的职业理想，我认为培养态度是最重要的，首先要能热爱新闻事业，其次才是专业知识的培养，如果没有一个端正的态度，那么再完善的新闻专业知识都将没有用武之地。

（二）文人论政的精神
这一点可以说是对张季鸾“文人论政”的评价，上面说过张季鸾的专业主义精神，这里就说一说张季鸾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本身具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深厚的人文主义素养。

张季鸾曾在《归乡记》中说：“我的家世，大概如此······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

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

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麻烦。

”“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从报答亲恩，扩大为报答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

”⑨具体到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中，就是“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理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事变的前后等等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张季鸾的评论都能够时刻洞悉时局并且判断事态的本质及趋势，使评论不仅仅是个人“自书胸臆”的阵地，而成为能够引导民众的舆论阵地，时刻以国家利益为大，这样将自身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文人精神已经具有了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品质，关心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使整个社会形成理性、正确的舆论的基础所在。

张季鸾的文人论政精神中还有一个方面是关心社会公共问题，例如在他的新闻评论中，有很多关于社会教育、开启民风民智的内容，《大公报》1931年4月12日刊登的社评《青年思想的出路》，就是张季鸾对当时青年群体思想的一个指导，对青年的发展提出中肯的建议，呼吁他们要有责任心和正义心，担当起救亡建国的重任等等，这些移风易俗的文章充分体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相比较当今新闻界一些以他人之痛苦为新闻题材进行展现而不予人道精神报道的风气而言，我们现在的确应该也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人文素养，不能只是一味地追逐新鲜异常的新闻，而更应该注意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意识培养，将自身的情感与社会利益高度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合格的国家公民，从而才能完成引导社会舆论、创造和谐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

五、结束语
本文从《大公报》的历史沿革开始，梳理了20～40年代以张季鸾为代表的一代报人的新闻思想及其对当代新闻界的启发和影响，为何现在进入消费时代之后反而没有了如张季鸾这样纯粹的报人？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水平或者知识储备的问题，而是新闻人自身的思想意识问题，希望本篇文章在对张季鸾新闻思想进行梳理后能够给当代的新闻人以启示，让当代的新闻工作者明白应该以一种怎样的风貌去担当合格的新闻人，从而找到真正的职业追求和职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