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的白领困境

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的白领困境“北上广”似一个魔咒。

始于2003年左右，发酵于2008、2009年，爆发于2010年的逃离“北上广”现象，在不到一年之后的2011年，便又出现了逃回“北上广”的折返潮。

青年白领们在“北上广”等一线大都市经过了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何处安放的青春”的巨大落差与迷失，终于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高拥堵率、快节奏、蚁族蜗居的逼迫下，选择了“逃离北上广”。

出逃的白领们有的回到老家，有的到二三线城市谋求发展，但不到一年左右的逃离后，很多人却已出现了家乡小城市的“不适应综合症”，发出了“故乡已是异乡”的惊愕。

其中不少执着的青年又毅然决然地逃回“北上广”。

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白领们，在“北上广”与家乡之间“摇摆”，在来回迁徙中“漂流”着自己的青春。

文｜胡小武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教授1“北上广”磁场效应与逃离“北上广”的无奈社会学家沃思曾提出了城市性的三个指标：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人口异质性。

大都市与小城市在这三个指标中体现了巨大差异。

千万级别的人口规模与极高的人口密度，自然会形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

而人口异质性不仅催生陌生人社会，更体现了一种“匿名性”社会关系特征。

由于北上广等大城市媒体与商业力量的推动，一般都具有相对开放、多元、活力、自由、公平的城市性格。

这种大城市的氛围，具有最适合青年人生活与工作的土壤。

青年人特别是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人，因为没有积累太多社会资本，都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工作机会和发展机会。

因此，大城市呈现出来的高密度的企业与商业机会、职业类型的无限丰富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文化活力，无不与青年人的好奇心、拼搏精神与独立意识相契合，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最具有大都市品格的“北上广”寻找机会，寻求发展。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发布的2011年上海市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报告显示，“有81.4%表示期望留在上海工作，高校应届毕业生有明显的‘恋沪情结’”。

而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这种现象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北上广”一直都是中国人想象的都市乌托邦。

在中国，对于绝大多数农村人来说，能够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超级大都会城市旅游或者工作，往往能够成为一个人的人生梦想。

“哪个农村孩子没做过进大城市的梦呢———尤其当他有点文化的时候”。

很多偏远的农村人，往往把能够去一趟北京，当作是一件风光无比、光宗耀祖的经历。

因此“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为全国人民高度向往，也成为大量外地人口就业流动的目标地”。

媒体化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的国际范儿、时尚光影和现代风貌，几乎让所有的年轻人都对“北上广”充满了都市想象。

概因政治、经济、文化高密度集聚融合而成的磁场般的“北上广”，以活力、自由、时尚、机会等意象暗合了年轻人一切美好的青春期待。

另外，“北上广深等大都市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也成为吸引大学生就业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不仅有助于青年形成基本的生活安全感，而且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出现了“北漂族”，而后九十年代后期“沪漂”、“广漂”、“深漂”都成了大趋势、大潮流。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0年北京1961.2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为704.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5.9%，这其中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则达到了140多万，均以工薪收入者为主。

上海的外来人口接近900万，占常住人口的39%，其中20-34岁的青年人有422.03万。

广州、深圳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大多数年轻人都成为了北上广等大都市的外来人口主要群体。

不容否定，“北上广”等大都市的确让很多人追寻到了功成名就的人生梦想。

一些人成了影视明星，一些人成了商界名流，一些人成了时尚潮人，很多人都发财致富并安家落户了，因此让更多的人觉得北上广深才是真正的梦想之地。

似乎中国只有在“北上广”成功了，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所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对于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说，几乎就是“圣地”一般的目的地。

每年毕业季，人潮汹涌，纷纷被吸引过去。

青春美丽的梦都因那难以企及的房子和户口而被搅乱了。

随着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北上广深等城市的房价直线上升，从“千时代”突突地就串到了万时代、两万时代、三万以上时代。

很多年轻人自感不吃不喝五十年也难以买得起一套三环以内的房子。

同时由于青年人扎堆，工作竞争愈发激烈，连“海归”都成了“海带”，更有甚者竟然为了一份工作可以忍受“零薪水”应聘。

这种就业竞争压力客观上造成了大多数普通青年白领或大学毕业生的薪水呈现不升反降趋势。

一边是节节高的房价和房租，一边是日益压缩的薪酬，使得薪水与房价极端不成比例，因而很多普通青年白领特别是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人，不得不陷入“蚁族蜗居”的生活窘境。

同时也因为北京等大城市户口的严格限制，让很多人在北上广“奋斗”了多年也难以拥有一个正式户口的市民身份，因而各种与身份捆绑的就业、购房、社保、子女就学、医疗等福利待遇无法享受。

由于青春消耗了太多，而房子、户口却难以获得，一些人终于发出了“逃离北上广”的呐喊，其中一些人果断地离开了北京，回到故乡或其它二三线城市谋求发展。

从去“北上广”谋发展，再逃离“北上广”，他们的青春实现了第一次摇摆。

2小城市“关系社会”的束缚与机会缺失小城市就如滕尼斯所描绘的“社区与社会”中“社区”的那一端。

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多大差异性的小型化社群里面，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都相似。

小城市的许多社会生活秩序与价值观依然具有较浓厚的封闭性，仍然依靠迪尔凯姆所提出的“机械团结”模式结合在一起，并通过“镇压的权力”对多样性、差别性、异质性强制压抑。

机械团结理论说明在一个相对封闭、人口小规模的地区，社区化特征相对明显，还没有呈现“有机型社会”的大城市特征。

当然，今天的小城市社会生活早已不是通过硬质的权力镇压，而是一种小城市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强关系”纽带以及相对保守的文化观念所构成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关系化”社会秩序和“保守化”社会观念阻碍了城市多样性、异质性、多元化与自由生活方式的建构。

在2011年媒体针对“逃回北上广”的报道中，那些曾经逃离“北上广”回到老家的个案访谈新闻，要么是提到“依托父母的关系”在当地考进了公务员或相对较好的企事业单位；要么是因为“家里没有关系”而找不到一个好工作而感到绝望；要么还有因为小城市“关系社会”带来的各种“关系债”让人不堪忍受。

一句话：“小地方，要靠爹”！这些无不诉说着小城市“社会关系”在一个人就业选择中的重要分量。

与此同时，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县挂职期间做的一份调查显示，那个80多万人的县，基本上就是由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垄断了公务员干部阶层。

种种迹象表明，在小地方，如果没有关系，找个好工作，几无可能。

小城市因为人口规模有限，人口密度较低，职业异质化程度较低，工作机会显得十分有限。

笔者曾经在老家做过一个调查，在中部地区的一个地级市———X市，市区人口30万。

其中有一家国有大型钢铁公司，工人及家属总人口超过8万。

其周边企业与相关就业人口3万，如果联系上商业、税收、医疗及工商、公安等外围就业人口，该市有一半城区就业人口的生产生活与钢铁公司有关，并且绝大多数发财的人无不与钢铁公司有着各种各样的密切联系。

该个案显示，在中小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化带来的就业结构单一化，使得城市职业多样性与异质性程度特别低，新行业、新职业的发生率也就特别低。

很多适合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诸如IT行业、时尚行业、设计行业、影视传媒、文化出版、创意产业、国际贸易、金融行业、500强企业等，在小城市几乎都不存在。

并且，小城市的创业氛围、创业环境与创新氛围也并不好，如果再遇上家人不支持创业等情形，客观上导致了从“北上广”这些充满选择机会的大都市回到小城市的大学毕业生与青年白领将遭遇“无业可就”的尴尬境地。

最后，除了拼全力和找关系考进公务员或挤破头进少量事业单位外，几无更多就业选择。

3三小地方“熟人化城市”的压抑与不适“熟人社会”指生活在一定区域或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而共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而彼此熟悉，从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它也是一个到处都能遇见熟人、找到熟人、并需要熟人的社会文化生态体系。

“熟人社会”亦称为“关系社会”、“后门社会”。

它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

体现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

因此，在“熟人社会”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动逻辑里把有没有熟人、找不找熟人作为日常行为的前提要件。

熟人社会里强调关系、网络、圈子，办任何事都首先不是想到制度、法律、规则，而是首先想到有没有“关系”、“熟人”、“亲朋好友”。

无论是找工作、做生意，还是出门办事、出门旅游、子女上学或是看病求医，首先想到的是是否有熟人。

这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都有这样一种“熟人社会”的价值观念。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一个小镇里，大凡如此。

熟人社会基本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代称。

虽然今天常用“人脉关系”来替代“熟人社会”，这只不过是学术包装而已，企业老总们通过读各种MBA、EMBA、总裁班，参加各种官办活动，都是为了建立人脉关系，有利于在“熟人社会”的文化体系中不吃亏。

这就体现着一种“熟人社会”文化观念的现代实用价值取向。

因熟人社会特征明显而形成的“熟人化城市”，既体现为一种文化系统，也体现为一种空间社会关系。

后者主要指人员的低流动性和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城市空间中人们彼此通过各种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等关系进行频繁的交往与相识，容易形成一种人口学意义上的熟面孔社会环境。

越小的城市，人口规模小的地方，越是同质化高的地方，“熟人化城市”生活特征越发明显。

人们走在大街上，一天到晚总是能遇见无数叫得出名字或者熟悉彼此的人，需要打招呼或者问候。

这种物理学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对于很多向往自由、个性与私密生活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人际折磨”。

在小城市，有从小学开始形成的各级同学、朋友、邻居、街坊，概因城市小，只要发生了什么事情，街坊邻居一传播，基本上满城皆知。

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上学、工作、生活久了，早已习惯了一种匿名性、事本性的大都市生活状态，回到小城市之后，难以适应走出大街几乎都是熟人的情形。

特别是连谈恋爱、逛街、吃饭、散步，总是有遇见熟人的尴尬与不安，好像总活在某种被“遇见”、“碰见”、“注视”的环境里，有一种约束感、压抑感。

那些从“北上广”等大城市试图回老家发展的年轻人，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早已不能适应这种“小城故事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