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邵鸿儒宦黔治县经历及崇文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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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邵鸿儒由满吏掣签,未入流加捐分发贵州,在任期间先后创建仰山书院、习正义学书院,撰文《清厘岱山书院记》论述修建书院的意义,为振兴安顺教育而重修白塔并撰文《重修安郡文峰记碑》,凸显了其对地方文教的重视。

邵鸿儒的简略介绍及相关宦黔事迹,散见于地方史志之中。

《贵州通志》《安顺府志》《余姚邵氏宗谱·贻编7卷》等著作中有关其的介绍虽十分简略,但可寻得他在贵州居官任事的痕迹。

通过对邵鸿儒宦黔事迹的深入研究,有效折射出清末贵州文教的状况与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邵鸿儒;治县;崇文兴教
晚清邵鸿儒宦黔治县经历及崇文兴教
王倩丽
一、邵鸿儒治县经历
邵鸿儒(1789—1856),原名邵庆增,字梅村,顺天大兴县人,祖籍浙江余姚。

邵鸿儒由满吏掣签,未入流加捐分发贵州,其在撰文 《安顺府志·跋》中提及于道光壬辰(1832年)奉檄来郡襄理。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署大塘州判,在大塘城设习正义学一所,共九间学舍,由此起步,开启之后二十余年的贵州地方官吏生涯。

1839年任大定府委员,贺长龄奏①因邵鸿儒拿获抢窃匪犯等有功,故特奏请候补大定府委员。

1841—1842年任罗斛州判,在任期间创建仰山书院 ,修建广仁堂,现存《南□②山爱吾庐记》《广仁堂碑记》碑文。

1843年出任丙妹分县县丞,一年后代理清江厅。

1847年,署台拱同知,重修太平桥,现存《重修南门太平桥记》碑文。

在《台江县地名志》第六十页记载,太平桥于“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③
圮,同知邵鸿儒、陈毓书、杨承照先后修茸”。

咸丰元年、二年(1851年、1852年)初,邵鸿儒被特用知州普定县知县,重修西秀山白塔 ,其参与咸丰《安顺府志》修撰,现存《重修安郡文峰记碑》《县城隍庙记》碑文。

贵州巡抚乔用迁奏《邵鸿儒升补普定县知县事》④、吏部尚书文庆奏《议准邵鸿儒升补普定县知县事》表明,因普定县知县郑尊仁回避遗缺,又普定县系冲、繁、难,兼三要缺例。

邵鸿儒在委审云南猛缅重案办理,剿办仁怀县逆匪迅速,贡献突出,且其年壮才明、办事勤奋,以府经历、县丞升用。

1852年3月,奉檄调任普安,捐
派重修普安州文庙。

1853年出任独山知州,次年任平越知州。

1855年任平越知州,现存邵鸿儒造“咸丰五年”铭文铁炮。


晚清时期,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的横征暴敛使人民如牛负重,地方民族起义此起彼伏。

因守土邵鸿儒曾权台,能得苗情,1856年,邵鸿儒再度赴任台拱同知。

八月二十七日,在抗击苗民起义中,台拱被攻陷。

邵鸿儒曰“守土之管,与城存亡,此去一步,非死所矣”,后自刎而亡。

邵鸿儒孤忠义勇的精神存留《余姚县志》并为后人所学习。

厘清文献脉络发现,地方志中关于邵鸿儒出身的记载为笔帖式和吏员,二者互相矛盾。

《贵州通志·秩祀志》记载 :“李上珍在《前署台拱邵梅村司马殉节记》写邵
鸿儒由笔帖式著绩除贵州普定县令,寻迁平越州直牧”⑥。

《台江县志》记载邵鸿儒出身笔帖式,同时《贵州通志·宦
官志十五》亦提及“邵鸿儒由笔帖式补贵州普定县知县,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调署台拱同知”。

然林则徐奏折载其出身为吏员。

奏折《邵鸿儒升补普定县知县事》⑦记载:“查有丙妹县丞邵鸿儒,年五十三岁,顺天大兴县人,祖籍浙江,由满吏掣签,未入流加捐分发贵州,因剿办仁怀县逆匪迅速,在事出力奉著,以本班尽先补用。

”《余姚邵氏宗谱》记载邵鸿儒由吏员官至贵州独山州知州。

清代制度规定官司员可通过功绩或考试加级晋升。

故笔者推测笔帖式应是邵鸿儒在贵州任职功绩显
注释:
①⑥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贺长龄《大定府委员候补未入流邵鸿儒奋勉缉毒拟请鼓励事》奏折。

②□指无法识别文字。

③道光二十六年应该为1846年,并非1864年,故文献记载错误。

④⑦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乔用迁《邵鸿儒升补普定县知县事》奏折。

⑤现藏于黔东南自治州民族博物馆。

120《名家名作》·研究
著或者参加考试所升。

综上所述,邵鸿儒出身吏员,分发贵州后,政绩显著,官衔不断上升,官至知州。

二、崇文兴教
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的载体,清代书院在贵州民族地区得到繁荣发展,对贵州民族区域的文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邵鸿儒任职地方官员时十分重视地方文教与书院,先后创建仰山书院、习正义学书院,为振兴安顺教育而重修白塔并撰文《重修安郡文峰记碑》,凸显了邵鸿儒对地方文教的重视。

(一)创建书院
邵鸿儒创办仰山书院(今罗甸县)是为了改善当地教育的落后面貌。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州判邵鸿儒在老城创办仰山书院,也称斛城书院。

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官绅捐银二千余两建书房。

院长由邵鸿儒自任,选聘良师培育人才,童生30余名。

开课‘四书’‘五经’,经费来源为学田收入、官府拨银、地方捐资等。

生员每次给银三两,成绩卓著者,另有银两奖励。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仰山书院改名罗斛高等小学堂。

”“仰山书院,罗斛厅城内东街,道光二十一年(1851年①),署州判邵鸿儒创建。

”地方书院的创建需大量资金的投入,多为政府拨款、官绅捐款、学田收入,据《贵阳府志》记载,仰山书院、习正义学书院属于义学,义学的办学经费由地方官勤政项目给予,且汉族与少数民族生童皆可免费入学。

与此同时,地方书院形成捐资助学的好风气,众多官绅、士民积极参与修建书院,《贵阳府志上》记载,邵鸿儒创建的仰山书院,共计三十一分学田,其中十三分为当地的绅士郑起云、熊志名等捐置的;另十八分,由当地绅士周乐善捐银一百二十两,傅体元捐银二十两,邹锟捐银一百两,寇安仁捐银二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加上历年租入稗谷变购置的。

仰山书院由地方官员邵鸿儒和当地绅士积极参与捐资修建而成,不仅反映了官绅对教育的重视,且说明书院的创建与维持和政府的捐资助学有着很大关系。

除此之外,“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大塘州判邵鸿儒城设习正义学1所,有学舍9间”。

习正义学的创办,使大塘州的义学有较大发展,光绪二十年(1894年),大塘州判把大塘习正义学书院改为习正书屋(又称习正书院),习正书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成两等小学堂。

贺长龄在《铜仁等处士民捐修工程请奖折》奏折中称:“罗斛州判地方,滩多路险,行旅维艰,该处向无书院,民苗鲜知礼仪。

经署州邵鸿儒劝谕士民,捐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九两零,由城北拉磨坡改纡为直,新开大路三十二里,又于达祥河建石桥二座,荛溪河建石桥一座,由城东至八达场修整道路六十里,由城南至罗苏场改险为平,计路二十余里;由城东南到至母运地方,修改道路六十余里,又于仁里河建石桥一座,并设义渡六处,使商民咸履坦途,而免病涉。

又创建书院广仁堂,名置义田,俾资经费,据该府等查明捐数、姓名,由司仪详前来,臣查定例,每钱一千算银一两,除士民捐数无多,由臣督饬地方官奖以花红扁额外,其捐数较多之黄智诚等七十六名,均与议叙之例相符,仰恳天恩部分别议叙,以示鼓励,此项捐办工程免报销。

”从中可以看出,对捐资助学的官绅据其银两的多少给予不同的奖励。

政府奖励捐资助学,对捐资修建书院等义举有促进的作用,对有所作为的官绅给予肯定,同时将邵鸿儒为政兴学的功绩记录在案,贺长龄为此特上书朝廷请求嘉奖。

(二)振兴安顺教育
据咸丰《安顺府志》记载,邵鸿儒于咸丰初年在安顺普定县(今西秀区)任知县并于咸丰二年撰文《重修安郡文峰记碑》,该碑始现于1986年,其发现为安顺文史资料留下珍贵的一笔。

明万历《贵州通志》将白塔列为“普定八景”,白塔的前身为佛塔,随着时间的迁移,白塔亦称望城塔,又称文峰塔。

西秀山白塔于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得以修缮,“在塔身北侧第二级塔壁上还留有刻石:咸丰元年普定县邵鸿儒重修”,其余塔壁还有其他官绅捐钱重修字样。

从《重修安郡文峰记碑》中可知修建白塔的原因:该碑开篇讲明西秀山为才智杰出之人所汇集之宝地,而白塔的修建使得人文蔚起,并劝勉读书人努力用功,振兴学校。

紧接讲述重修白塔的缘由,其一是该塔长久未修缮,己近倾毁;其二是近年来的秋闱,两科省城乡试,安顺无人中举。

重修此塔目的是“勉夫读书子昕夕用功,为振兴学校,鼓舞人才之一助”。

碑文中邵鸿儒述说自己的进学之道,以此去激励读书人,以期望安郡科举有成,人文蔚兴。

《重修安郡文峰记碑》碑文:
士之歌“鹿鸣”而宴“琼林”者,则必曰地灵人杰使然也。

以故普天之下莫不择高以建塔,自诩其人文蔚起,以勉夫读书子昕夕用功,为振兴学校,鼓舞人材之一助,故谚谓塔为文峰塔之义大矣哉!习安郡城之塔由来旧矣,岁久倾圮,近年秋韦,未登贤书者已两科矣,有司爬罗
注释:
①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1851年)中的1851年记载错误,应是18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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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文峰”之不振,盖当论之,若子之道,求其尽心焉尔。

故其学也,求尽吾心之学,非为科名之迟速也。

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

吾心有不尽焉,是谓自欺其心也。

余膺民社,以亲民为职也。

亲民之学不明,则世无善治者矣,《传》不云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此之谓民之父母。

”郡之人士或以文峰倾圮致妨科名为恶,爰捐廉为倡以修葺之。

甫兴工而余,奉檄调任普安,心甚惆然,聊跋数语,以识歉仄之意云尔。

是为记。

咸丰二年正月下浣署普定令余姚邵鸿儒撰
三、治县的影响
咸丰时期,苗民起义,人心瓦解之时,邵鸿儒与城共存亡,忠义双全,为地方官员树立了榜样。

邵鸿儒作为贵州地方官员,忠义于朝廷,尽职尽责,履行本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教育、地方治安、地方教化。

作为地方官吏,邵鸿儒极力维护清廷统治,在台拱城沦陷时,以死守忠义,是当时知识分子特有的素养与品德,同时也是他站在朝廷的立场忽略百姓的结果。

在官员素质方面,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邵鸿儒没有“远飞者当换其新羽,善筑者先清其旧基”的远见,清王朝的腐朽与衰亡尽人皆知,而他甘愿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腐朽清王朝陪葬。

他忠清爱民,诚尽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精神值当代学习。

邵鸿儒作为清王朝的一名地方官,为政勤能,齐心向民,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忠义于守土护民的责任担当。

田雯的《请建学疏》①提及贵州“永宁、普定、平越、都匀、镇远等九县未设学校”。

贵州该地教育落后,想学之士登进无门,故请建学疏为圣治之,希通过教育来教化边陲百姓,盼其习礼顺之。

邵鸿儒在《安顺府志·跋》中撰写:“安顺为古荒服地,至我朝圣德汪洋,文教所暨罔问边陲,弦诵之声遍于四野,盖彬彬乎礼义之邦矣。

”②邵鸿儒崇文重教,如创建仰山书院、习正义学书院,撰《重修安郡文峰记碑》《清厘岱山书院记》,皆是通过浸透儒家思想,以达到教化人民、移风易俗,助于维护统治。

在任期间推动了贵州地方文教的发展,且保障了社会秩序的安定。

四、结语
邵鸿儒是晚清地方官员,历任丙妹分县县丞、台拱同知、普定县知县、独山知州等官职,因台拱城失守而自刎,故被追赠道衔世袭云骑尉。

邵鸿儒的主要政绩有参与咸丰《安顺府志》修撰、创建书院、剿办仁怀县“逆匪”、严禁鸦片、严禁淘沙、平息苗民起义等。

书院的创建满足了贵州荒塞士子的教育需求,发挥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其宦黔春秋二十余载,仕途时光奉献于贵州,在内忧外患时局与云谲波诡的宦海下,他守土护民,其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精神是当代守土学习的可贵品格。

通过对邵鸿儒事迹的深入研究,可深入理清其对清末贵州地方文教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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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倩丽(1995—),女,苗族,贵州安顺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学科教学(历史)。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
注释:
①②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安顺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第10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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