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的文化贫困

浅析农村的文化贫困
浅析农村的文化贫困
[摘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

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特殊的意识形态，即贫困文化。

这种意识形态反过来又阻碍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的贫困问题的现状，阐述一下导致贫困的文化原因。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文化贫困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所在。

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而在“三农”问题中,农村贫困人口问题尤为关键。

自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大致经过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三个历史性阶段,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由2.5亿人减少到3000万人。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政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使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大面积减少，但是，多年来我们反贫困的路径却只注意到物质上的扶贫，即送衣、送被、送粮，这只能解决一时之需，而非治理贫困的根本。

而后来的“造血”开发，即向贫困地区大量注入开发资金，上项目，办企业，但由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化、科技素质不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信息不灵，市场观念不强等原因，结果往往是，新项目年年有，上马时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终难以形成。

从总体上看，我国扶贫资金的效益并不尽人意。

每年扶贫资金的成倍增长并没有带来扶贫效果的成倍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迟缓。

一、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
1、农村结构性贫困治理成效显著,贫困人数大幅下降。

中国的贫困问题主
收入的职业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

莫伊尼汉认为，以上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使贫困者很难摆脱贫困的纠缠，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班费尔德在《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中分析了由于经济因素的落后引发了Montegranes村的独有贫困文化，而文化又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

美国社会学家M.罗吉斯和J.伯德格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提出农村贫民亚文化概念,认为,由于贫民收入低,在社会处于受压迫地位,也由于他们除了贫穷以外很少知道其他东西,美国的120万的乡村贫民表现出与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不同的价值观。

美国的贫民亚文化有下列特征:个人主义、传统主义、家庭指向、宿命论、个人中心的人际关系……。

J.米格代尔在《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在讲到农村现代化时提出了“文化接触”理论,他认为农民在什么条件下由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变到持续地参与村外制度的生活,这是现代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通过对西方社会学文化贫困理论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的贫困既有结构性因素即经济因素的一面，又有文化性因素的一面。

一定的政策安排、社会设置、市场机会的缺失固然决定了农民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但这种因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主要可以通过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来改变，虽然很难，但与文化性因素相比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而造成农民贫困的文化因素及其农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贫困现象，将比经济因素更难以消除。

三、农村文化贫困的特征与机制
1、教育资源——农民文化贫困的起点与决定性力量
教育资源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都不能忽略的分析因素，教育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不但会影响受教育本人，而且会通过代际传播影响至下一代。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摆脱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必由之路。

那么，农村的教育资源分配是怎样的一幅状况呢? 在我国现行的“分级办学”制度下，城市的办学资金由国家承担，而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
资中，中央政府仅占2％，省市级占11％，县级占9％，而乡镇负担则高达78％。

乡镇的负担都几乎原封不动的转嫁到相比城市居民收入只有1/3的广大农民身上。

2、传统文化——农民文化贫困的内在障碍
对于不同文化伦理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分析始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西方特殊伦理精神对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促进作用，《儒教与道教》则阐述了在中国不能发生资本主义的文化因素，韦伯的命题引发了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因素分析的热潮。

一定的文化伦理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反之亦然。

在具体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因素的作用时，对传统文化因素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社会转型期，传统小农经济土壤上孕育的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却真正成为农民脱离贫困的内在障碍，农村社会中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等，所谓“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

这种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与遗传力，常常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惯性运动，作用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效应，正如班费尔德所说，“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

”
3、制度建设滞后——农民文化贫困的外力缺失
文化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设置，合理的社会设置通过宣传与贯彻其观念原则，依靠确定的规范体系，由社会设置中一定的人、群体和组织，凭借社会机构与设施，实现对社会个体的教化与社会整体文化建设，因而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单位”形式把包括基层政权组织在内的各种文化组织及其活动深入到包括农村社会在内的基层社会，虽然只是通过简陋的文化站(室)和新华店分支机构及电影放映等手段来实施，但毕竟对农村社会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而在社会转型期，一方面传统单位逐渐消解，由“管理型”向“利益型”转化，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的需求萎缩，一个普通的现象是基层文化机构被逐渐掏空，在很多基层农村，再也见不
到文化机构与文化活动的影子，2000年乡镇文化机构比1995年减少2285个，下降5.5％，歌舞厅、卡拉0K厅、录像馆等传播文化的机构乘虚而入，担当起了原来文化机构所承担的社会教化责任，农村物资交流大会成为江湖术士、艳舞、脱衣舞等低级黄色文化与假冒伪劣商品的交流平台，而一般的研究中，无视农村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严重缺失的现状与社会政策的作用，简单的把责任归结为农民文化素质低下、文化识别与选择能力差。

4、低俗文化与迷信文化——农民文化贫困的选择困惑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文化的阵地不为高尚所占领，便会被低俗所侵占，农村文化近年来的低俗化迷信化倾向开始抬头，而很多人却简单地把此归结为市场经济的世俗化必然过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市民社会的成熟是非常迫切需要一种文化作为支撑，这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加选择。

现今农村的群众性体育、文艺活动几近绝迹，农村传统春节喜闻乐见的“社火”等活动也日渐衰落。

传统文化活动本身形式内容的落后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能把活动本身同活动的创新相混同。

近年来农村赌博盛行，农民宁修庙不建校，许多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活动披着宗教的外衣四处招摇，黄赌毒等文化毒瘤在某些农村俨然成风，同时，流动的农民工把一些不良的城市文化与流民文化带入农村，导致在部分农村地区带有黑社会和帮派性质的团体与家族宗族势力结合起来，严重扰乱了农村社会的秩序。

5、科技知识与技艺文化——农民文化脱贫的新路径
科学技术对社会特别是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发达国家已显现无疑，美国许多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已超过了总资产的60％，通过科学技术内化而转化为人的现代化之后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历史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城市与农村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知识信息鸿沟，新时期农村的文化脱贫所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不容回避。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５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其中就包括“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的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新型农民，都要求我们研究农村贫困文化，解决贫困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只有解决了每个个人的问题，宏观政策才有一个高质量的行动主体。

否则，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对一部分人起作用，甚至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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