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功能主义

-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学理论传统重建
作者：林聚任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老一辈社会学家的隐退，新一代社会学家的崛起，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了崭新的景象。

新功能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明希(R.Munch)，美国社会学家斯美尔瑟(N.Smelser)、科勒米(P.Colomy)等。

但新功能主义观点的最有力倡导者，当数美国年轻的社会学家亚历山大。

是他首先使用了“新功能主义”一词，并在此方面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理论观点。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用这一新的观点对社会学理论传统做了诠释与重建。

一杰夫雷•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著作，旗帜鲜明地倡导新功能主义观点。

他在其《新功能主义》一书的导言中，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功能主义观点。

他指出，新功能主义的出现，虽然不是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的翻版，但二者的确有某种亲缘关系。

他说“功能主义”这一术语“所指的并非是一套概念、一种方法、一种模式或一种意识形态。

毋宁说，它指的是一种传统。

”[1]（第9页）他认为应从如下方面去理解这一理论传统：(1)功能主义虽然没有在解释性方面提供一种模式，但它所提供的是社会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图景，故在更具描述性的方面提供了一种模式。

(2)功能主义像关注结构一样关注行动。

而且，其行动概念如同关注实践和手段一样，去关注表意性的行动(expressive action)和行动的目的。

功能主义非凡关心在限制和规定的手段下达到目的的程度。

(3)功能主义认为整合是一种可能性，而社会控制的变异和过程是事实。

均衡论尽管不能作为对实际的社会系统分析的参考点，但它可以作为功能主义系统分析的参考点。

(4)功能主义假定人格、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分对社会结构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紧张是变迁和控制的持续根源。

所以，功能主义除关注“社会性”或制度性的分析外，也关注相对自主的文化和社会化问题。

(5)功能主义把分化看作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分化也是导致个人化与制度性强制的主要形式。

(6)功能主义追求不同于其他社会学分析层次的独立的概念化和理论形式。

亚历山大指出，随着人们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再熟悉，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重新关注功能主义的学术取向。

他说：“已经出现的这种新的熟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广义的学术趋向。

参照‘新马克思主义’的称号，我把它称之为新功能主义。

”[1]（第11页）即他认为新功能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首先，像新马克思主义一样，它的发展包含了对原初理论的某些基本原则的彻底批判。

第二，像新马克思主义一样，它试图综合各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包括相互矛盾）的要素。

第三，像新马克思主义一样，这一趋势是在竞争发展的多样性中得到加强的，而不是以单一不变的形式存在。

新功能主义与传统的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的关系，是扬弃或超越。

用亚历山大等人的话说，就是“重建”。

“新功能主义通过对帕森斯传统的核心思想的重建从而区别于功能主义。

”[2]（第46页）他们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功能主义是“后帕森斯的”。

对待“传统”的态度，或具体化，或发扬，或修正，但重建既意味着修正旧的理论传统，又意味着形成新的理论传统。

“新功能主义尽管在一些重大性和经常是根本性的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帕森斯的思想，但它们又不能截然分开。

新功能主义不接受传统功能主义的某些核心思想，但它为早期功能主义——或至少是重大部分——所受到的学科共同体的批评作争辩。

新功能主义不认为自己在努力恢复旧传统，但它与帕森斯的早期工作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关联。

”
更为突出的一点是，新功能主义试图接纳或综合不同的观点，以克服传统功能主义的“反个人主义”、“忽视变迁”、“保守主义”等受批评的致命弱点，提高它的解释力。

亚历山大他们对功能主义的重构体现在一般性话语和研究纲领两方面。

而且把一般性话语当作发展新功能主义的中心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对基本假设、社会学争论的意识形态的和形而上学的用意以及更广的历史背景的定位。

而新功能主义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的是一些具体化的问题，
体现在文化社会学、社会变迁与分化、女性主义等专门研究之中。

新功能主义给这些问题以新的解释。

新功能主义与传统功能主义的关系还可以从对待“经典”的态度上加以说明。

亚历山大从后实证主义观点出发，对“经典”的中心地位做了新的说明。

他说，在传统的经验主义者看来，对经典的“注释和评析——这些确能突出［经典的］独特地位——在社会科学中没有地位。

”[4]（第12页）或者，用闻名哲学家怀特海的话说，“一门留恋于其创始人的科学是没有希望的。

”默顿也曾告诫人们：对早期人物的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学的工作，而不是科学研究工作。

但亚历山大认为，这类观点是基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并过分强调了知识发展的经验积累性。

他从后实证主义观点提出，非经验因素对理论知识的发展同样是重要的。

尤其是对社会科学来说。

故亚历山大提出：“话语，而不仅仅是解释，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要特征。

”
[4]（第22页）因为话语是通过争论而不是猜测去提出假设。

它的说服力是基于逻辑一致性、范围的广泛性、解释性的领悟、价值相关性、修辞作用、美丽和争论的脉络结构等因素。

而且，社会科学中的话语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只有一种。

所以说，理论的构成应是多元的，“经典”对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亚历山大对功能主义理论的重建，还突出地表现在其方法论和研究趋向等方面的转向。

1.以后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新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后实证主义，而传统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

亚历山大在其《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中，通篇分析了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对立性。

亚历山大提出，传统的实证主义有四个基本假定：第一，认为经验观察与非经验陈述之间有根本的熟悉论上的分野；第二，认为普遍性或抽象性的东西对经验趋向的学科没有重要意义；第三，认为一般性和理论性的问题只能通过经验观察来加以评价；第四，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渐进性的”，即直线性和积累性的。

与实证主义的这四个基本假定相对立，亚历山大认为后实证主义也有四个基本假定：第一，所有科学资料都受理论的指导。

事实与理论的区分既不是出于熟悉论上、也不是出于本体论上的需要，而是出于分析上的需要；第二，科学成果并不仅仅依靠于经验证实；第三，一般性理论的形成是武断的和平行的，而不是怀疑性和垂直的；第四，只有当经验事实的变化为新的理论所熟悉后，才会出现科学观念的根本变化。

亚历山大基于其后实证主义观点，对传统的科学观做了更新。

他提出：“科学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学术过程，它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环境脉络之中：一是经验观察到的世界，另一是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世界。

”[5]（第2页）根据这种科学观［亚历山大称之为“科学思想连续统(continuum)”］，社会学研究可以在不同的概括性水平上进行，而且可以提出不同的话语方式。

但受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所以，研究不只是依靠于经验基础，还依靠于非经验的构念。

即认为社会学理论在时空上并非仅仅沿科学连续统发展，它是由传统所传递并为人们所创造的。

2.趋向新的理论综合；战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

在此阶段，帕森斯和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

在这一阶段，功能主义观点受到了激烈批评，而各种替代性的理论观点纷纷登场。

亚历山大称当时社会学界的情形如同国王死了，群龙无首。

但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

新功能主义等一批新的追求理论综合的观点开始出现。

亚历山大称这一发展为“新的理论运动”。

新理论运动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原因。

从学术方面说，“后实证主义”等观点的兴起，赋予学术界
以新的希望。

人们对科学以及社会学自身有了新的熟悉。

正如闻名社会学家斯梅尔瑟最近在评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时所说的：“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社会学和其他许多门社会科学盛极一时的理论斗争，近20年来有所削弱。

90年代理论界的特征看来更接近于‘和平的多元主义’——承认社会学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当包容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即使在不同派别的理论家和经验调查人员之间的倾向明显不同。

”[6]（第20页）他说，这形成了两种趋势：一是就社会学研究日益带有跨学科的性质而言，抽象地看来彼此对立的理论观点趋向于融合；二是当代学术界的情况表明有一些学者在认真致力于理论综合，他们包括亚历山大、吉登斯等人。

亚历山大等也明确指出：“新功能主义本身或许比任何其他的理论更能代表一种典型的综合性理论形式。

”他们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了帕森斯的基本宗旨，并认为帕森斯的分析模型为这一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靠的基础。

他们试图融合不同的理论观点，在行动与秩序之间、冲突与稳定之间、结构与文化之间确立起新的关系。

而追求综合所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结合。

亚历山大的理论综合体现在对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重新解释。

他在批判吸收各种微观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模型。

根据其解释模型，个体的行动是应变行动(contingent action)，它具有解释性和策略性两个基本要素和特征。

“我认为行动沿两个基本维向发展：解释性和策略性。

行动是可理解的，但他同时又是实践性和功利性的。

行动的这两个方面应该被看作是经验意识流中的分析性要素。

它们既不代表不同种类的行动，也不代表单一行动中不同时点的不同侧重方面。

任何行动都是解释性和策略性的；每一过程在任何一个时间都是连续发生的。

”[7]（第312页）
亚历山大所说的行动的解释性有两个不同的过程构成：典型化和创新。

前者是指从现象学的观点看，所有行动者都把对世界的理解当作真实的。

这构成了社会行动的意义性的一个方面。

但典型化的行动并不是重复性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寻求创新。

从策略性的特征说，行动并不仅仅在于理解世界，它同时是为了改变和作用于世界。

行动者总是在努力通过实践去实现自己的创新。

但亚历山大同时又提出，应变行动并不等同于经验观念上的个体行为。

他说行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集体性结构环境之中。

而构成行动环境的要素或系统有三种：人格、文化和社会。

前两者属于行动的内部环境，而社会系统是行动的外部环境。

他认为，行动可以看作是在心理、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流动。

这样，行动过程便与结构（或秩序）要素联成了一体。

正是在这一点上，亚历山大得出：“由于应变行动是意义性的，所以对意义的性质和要素的更复杂的理解成为任何微观与宏观结合的中心问题。

”[7]（第7页）意义与文化系统密切关联，所以亚历山大考察的重点问题是文化以及社会的分化。

综上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观已超越了帕森斯的观点。

他的理论强调两个突出的思想：一是社会行动的应变性；二是多维的社会结构观。

他的研究为我们熟悉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科勒米所说：“功能主义没有死亡。

相反，有迹象表明功能主义传统正在获得新生。

”[8]（第139页）
三亚历山大等人试图重建功能主义，恢复帕森斯功能主义的权威性。

但是，人们对亚历山大的这一学术目标尚存有疑虑。

如J•特纳提出，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实际上是非功能主义(nonfunctionalism)。

因为他不再重视功能需要概念，而恰恰是功能需要思想才是功能分析的独特之处。

因此，特纳并不承认亚历山大的观点属于功能主义的。

R•柯林斯也认为，亚历山大的观点只是一个宏大计划的开端，他还未提出系统化的实质性理论体系。

所以认为他的观点尚待发展完善。

亚历山大本人也承认：“新功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成熟的理论，毋宁说是一种理论取向。

”其实，我们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理论趋向，已给社会学理论带来
了新的预示，反映出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某些共同趋势。

如它试图融合不同的理论传统与派别，解决一直困扰着社会学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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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主义 -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学界兴起的一股力图综合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重新建构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传统的流派或理论发展趋势。

“新功能主义”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社会学理论家J.亚历山大于1985年在其编辑的论文集《新功能主义》中首次使用的。

理论渊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中期，以帕森斯为主要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是美国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流派。

自6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剧烈变动，促使社会学理论家重新思索社会学方向,各种新理论纷纷兴起,向帕森斯的“巨型理论”发起冲击。

其中以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民俗学方法论为主要代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猛烈抨击帕森斯理论中侧重对社会结构分析的方面，他们强调对个体行动和行为的分析，要求恢复个体的创造性和自由。

以冲突理论为主要代表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则指责帕森斯过于重视秩序、和谐和稳定，忽视冲突、强制和变迁，他们要求社会学更加注意社会变迁中的暴力、革命、权力等物质结构。

这些理论在70年代逐渐取代了帕森斯理论而占居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在这些理论之间又形成以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和民俗学方法论为一方，以冲突理论为另一方的“微观／宏观大分裂”，就社会行动、社会秩序、社会变迁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这些争论本身暴露出上述诸理论自身的致命弱点──偏执一端而缺乏综合性。

从70年代后期起，帕森斯理论中强烈的综合意识又重新引起社会学界的兴趣，各种理论内部开始出现试图进行新的综合的种种尝试。

新功能主义正是力图以批判地继承帕森斯理论遗产，开辟一条新的综合之路而产生的。

特点与其他流派相比，新功能主义具有以下 3个特点：①对帕森斯理论传统持批判继承态度，既强调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承续关系，又强调从内部批判帕森斯理论的必要性。

其中，亚历山大批判了帕森斯理论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基础，主张在“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重建多维度的理论框架。

新功能主义者还重新解释了帕森斯理论，以此矫正反功能主义的偏颇。

②对70年代的各种反帕森斯理论流派持开放态度，力图在功能主义理论传统基础上整合上述理论。

针对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民俗学方法论等理论的微观分析，新功能主义力图通过重建帕森斯的行动理论来综合其理论洞见，并探索微观个体行动和宏观社会结构及制度的连结环节。

对宏观社会学领域的冲突理论，新功能主义主张在保持帕森斯“规范秩序”的前提下，强调对权力、战争、强制、冲突等问题的分析，并把社会变迁分析纳入帕森斯的“分化”理论中。

“新功能主义”还打破帕森斯曾为社会学划定的只研究社会系统问题的界限，对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文化社会学”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力图在功能主义框架内解决文化与社会及人格系统的关系问题。

③新功能主义尚未具备统一的理论形态。

被归在新功能主义名下的社会学家，老一辈的有R.N.贝拉、A.英克尔斯、N.J.斯梅尔塞等人，新一代的有亚历山大、S.N.艾森施塔特、N.卢曼、W.施卢赫特等。

他们除了具有共同的理论传统外，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

新功能主义只能说是以超越战后社会学发展之第一阶段和建立新的综合理论为目标的尝试。

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提出后，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注意和不同反应。

不少人对新功能主义持反对和怀疑态度。

对此，亚历山大的回答是：“它是新瓶装旧酒，还是确有新酿，将由历史来判定。

扩展阅读：苏国勋开放分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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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新功能主义与欧洲一体化
新功能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研究欧洲一体化的主导性理论。

它试图综合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重新建构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传统的流派或理论发展趋势。

“新功能主义”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社会学理论家J.亚历山大于1985年在其编辑的论文集《新功能主义》中首次使用的。

新功能主义试图寻求解释在50年代至6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各种新机构中实际正在发生什么。

新功能主义的理论分析不仅吸收了欧洲一体化的实际经验，而且吸收了社会科学中诸如系统理论、多元主义等新的行为主义倾向，当然它也批判性地吸取了功能主义的思想。

同时，新功能主义也体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首先，哈斯和其他学者承认一体化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独立的、能动的过程，而不是长期意义上所追求的条件；其次，他们提出了有关该过程的一个比较圆满的观点，他们是用社会科学概念表达的，而且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决定论，而且也有政治行动；最后，他们不仅承认了国内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而且承认了类似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种能够有助于一体化发展的中心机构的重要性。

新功能主义为理解欧洲一体化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它试图系统解释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及其决策过程，而且它的确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一体化。

新功能主义关于外溢和超国家性的思想在欧洲共同体内都有明显体现。

就“功能性外溢”而言，自1957年以来，欧洲共同体已逐渐将活动范围扩展到越来越多的相关政策领域。

比如，共同农业政策自60年代在欧共体实施以来，涉及的农产品和活动范围日趋广泛，这又进一步影响了欧共体的预算政策，并使建立货币联盟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又如，20世纪70年代欧共体在外交政策中就对外贸易关系达成的共识是导致欧洲政治合作机制（EPC）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成员国外长的定期会晤。

欧洲政治合作在1986年《单一欧洲文件》附录中正式提出，经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进一步提升，于1993年开始被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机制所取代，使欧洲一体化明显呈现出从经济领域进一步向政治领域迈进的势头。

就“政治性外溢”而言，其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和不平衡。

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极不相同：有些积极支持，有些则极力反对。

尽管欧洲范围内的利益集团活动有所加强，但并未达到完全统一的程度。

利益集团的活动更多体现在那些已经比较完善的共同体政策的领域，即体现在那些决策层已从国家层次转移到了共同体层次的领域。

比如，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已成为欧共体或欧盟最有影响力的院外活动集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共体实行了共同农业政策。

其他有影响的院外集团包括金融家、零售商、业主和工会等。

当然，并非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同样强大。

一般地说，大多数非生产性团体（如代表消费者利益、福利事业、妇女权益的团体），因资金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在欧共体范围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那些资金雄厚、组织完备并且与欧共体委员会官员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团体（如农业和工业院外集团）则对欧共体的决策产生关键性影响。

就新功能主义的超国家性而言，关于建立超国家机制的思想在欧洲一体化实践中也有体现：欧共体或欧盟层次上的机构框架逐步确立，以欧共体委员会及后来的欧盟委员会为代表的高级权威机构被设计成为具有某种超国家性的行政机构，这些超国家机构和欧洲的主要利益集团在后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功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一体化理论，描绘了具有发达经济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地区集团的一体化。

通过功能性和政治性外溢，在一个超国家权威中走向决策的更进一步机制化，新功能主义的这种描述实际是把一体化主要界定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特定产物。

它充分结合了欧洲共同体的实践经验，同时又影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正因如此，著名的一体化理论家查尔斯•彭特兰在其评论政治一体化理论的著述中将新功能主义描述为“一体化的欧洲共同体方法”。

就此而言，新功能主义更多地体现为对西欧走向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盟的驱动力的一种理论归纳，因而它可以看作是对欧洲共同体的一种理论描述和行动指南。

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罗马条约》、《单一欧洲文件》及《欧洲联盟条约》等都带有新功能主义的痕迹。

因此，新功能主义既描述了欧洲一体化，同时又塑造了欧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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