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而言，五四运动都是一个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与此相关联，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近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

其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是否真的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断裂？应当说，新文化运动的确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一定冲击，但这种冲击
究竟是不是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断裂，恐怕是一个需要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认真考量的事情。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是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被迫起步的。

对于后起的文化系统而言，这种“外在冲击”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因为没有这种外在冲击作为解构的力量，要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构必然困难重重。

对中国文化而言，利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落后东西进行揭露批判，可以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内涵的空间。

同时，正是通过“外在冲击”，源起于西方的科学、民主等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没有停留在被动接受外在冲击的阶段，而是在经历冲击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通过将现代化内化为现代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而实现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转变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成为历史性的转折点。

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已深入到精神理念的层面，在形式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的解构达到了较为彻底的程度。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西更为深刻的差距不在物质与制度层面而在文化理念层面。

由此，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利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深入到核心层面，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从而为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重建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

如果说此前主要体现为中国文化逐渐被由外而里不断解构的过程，那么，此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旋律则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甚至是西化派的共同的理想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导。

由此，新文化运动也就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方向。

此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虽然并没有径直走上坦途，但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中国文化不仅没有衰败，反而迎来了由复苏到兴盛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化所内蕴的强盛生命力也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

尽管新文化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文化传统彻底批判的一面，尽管这种批判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一定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反而在“破”与“立”的双重变奏中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混乱的新文化运动混乱的毛泽东
今天6月9日通过凤凰卫视看了关于胡适与新文化运动的介绍。

透过简单的事实介绍，只能做一种简单而粗俗的判断：新文化运动本身犹如其直接参与者身份混乱一样的思想混乱，一帮为了新文化而新文化而新文化的辛辛靴子。

一、钱学同事实
好像是这个这个人，自我调侃，也可能是事实，说他在自己在国外留学期间只做了两件事：嫖娼和革命，而对新文化所知甚少，却在那里大肆鼓吹新文化。

为了革命而革命。

钱学同的事例可能不是个案，《围城》中也有类似的个案。

现代留学人员中，洗盘子谋生、刷试管混学历以及学历造价的事件屡见不鲜。

二、章世钊与胡适
胡适主张新文化，而章世钊主张维持国故和保守。

章世钊以白话诗调侃胡适，胡适以旧体诗回应章世钊。

主张以革命方法进行白话文运动的一干人等，不是不晓得文言文，甚至是文言文的功底很深厚。

他们之所以要通过革命方法推行白话文，仅仅是为了革命而革命。

三、新文化运动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国家混乱，民族危亡，因此需要改变。

改变有两个选择，一是改良，二是革命。

不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前提是首先要明白国家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找到产生问题的直接原因：答案就在问题中。

新文化运动者直接将社会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文化问题，而又把文化问题简单归结为文言文问题。

以全盘抛弃国故、
国学来“杀人治病”，结果是人被杀了，国学被抛弃了，而新文化也仅仅是一个文化的躯壳，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

四、毛泽东身上就有新华运动全部思想混乱的影子
毛泽东本人喜欢旧体诗，却鼓励年轻人不要学旧体诗而学新体诗；毛泽东是文化传统文化大师，一生酷爱传统文化，可谓手不释卷。

当然他的白话文功夫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能够将文言文的精髓以浅显的白话文宣示出来。

他也本可以出国求学，但是他没有去，不论他自己怎么解释其中的原因，事实只是告诉我们：他种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对西方的所谓先进文化并不那么感冒，不想那些茵茵靴子们那样顶礼膜拜。

文化创新是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和精神，但是新文化运动由于割裂了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创新。

不能植根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的任何创新都只能是文化搬运工式的知识蚂蚁河知识奴隶。

革命只是造成混乱，而不可能是创新。

文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新文化运动的遗迹和最后的声音：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革命而革命。

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更客观、理智、冷静的研究，无论是对其主要精神和成就的发掘，还是对其缺失的反思都达到了新的境界。

1）关于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原因。

一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在思想领域掀起复古逆流，为了与之抗争，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便发起一场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猛烈的新文化运动。

一些学者从更深层次的地方去探究。

龚书铎先生在《辛亥革命与文化》中认为：“‘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说是辛亥革命时期‘文化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这样就把新文化运动的源头指向辛亥革命，明确了两者的内在联系。

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总体性的理性批判”。

欧阳哲生在《试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一文中，联系了明代以来的古籍整理和反传统的思想源流来探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根源。

2）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和成就。

耿云志认为批评“五四”对科学、民主的提倡过于笼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

但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正是由于中国对近代科学、近代民主比较陌生，民主思想传播太少的缘故，也就是说起点太低的缘故。

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贡献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叫人树立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地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

第二，呼吁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营造一种爱真理甚于爱面包的人文精神。

第三，新文化运动对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营造了传播新思想、新理论的大好机遇。

李刚、陈勤从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这一新的视域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

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三大贡献：贡献之一是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寻求现代化的中国发展范式，将这一进程推展到了一个深层次的全面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以来，迄于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之前，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海防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

四大近代思潮的依次推进，既影响着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又反映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

但这些思潮中前两种思潮仅仅表明中国人在物质器物层面对现代化的认同；后两种思潮不但表明了中国人在物质器物层面对现代化的认同，而且表明了中国人在政治制度层面对现代化的认同。

贡献之二是这场运动所激发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完全摒弃了“华夏中心观”，突破了“种族中心主义”的困局，开始形成一种健康开放的泱泱大国所应有的民族意识形态，不仅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使中国的现代化保持了传统文化认同的价值选择性。

贡献之三是首次触及了人的现代化问题。

这场运动中提出的“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等问题，无疑指明了现代化进程的着力点。

此外，王元化等也把追求个性解放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和成就。

王元化更是认为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是“五四”首要的精神和成就，而提倡民主和科学是它的次要精神和成就。

3）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失。

王元化认为新文化运动存在激进主义、庸俗进化观、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等四大缺失。

他认为激进主义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是后来极左思潮长期盛行的思想根源。

他还认为庸俗进化观的基本特征就是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战胜旧的，这种观点不是直接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源于严复将赫胥黎与斯宾塞两种学说杂交起来而撰成的《天演论》。

在他看来，“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盛行跟庸俗进化观密切相关。

谢友祥也提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缺失包括：提倡的个性解放没有被当作目的，而是沦为具有明显功利性的手段；强化了道统为政统服务的传统，加剧了学术沦为政治附庸的趋势。

另外，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意义及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也仍是几年来研究的热点。

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彭明的《五四运动史》和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等书对新文化运动都有精辟的论述。

对新文化运动过激言论的反思－－读张祥龙《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前一段“五四”九十周年时，媒体和网络上出现了不少纪念文章。

我们国家的媒体和门户网站做这些专题的时候，尽管现在看上去似乎是百家争鸣，但都有一个上级定下的主旋律。

比如今年在门户网上看到的文章，都是肯定“五四”的，而对所谓近年来出现的“否定五四”的思潮予以不点名的批评。

这种千篇一律的声音，哪怕写得再好，宣讲的人再能说，也难免让听讲的大学生们昏昏欲睡。

张祥龙先生的这篇大作大概就属于这些被不点名批评的对象吧。

我在网上搜到了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因较长，另发文转载供读者参考。

张先生此文区分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尽管两者经常被作为同一件事（包括这次纪念“五四”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而发动，其后波澜汹涌、影响深远的一场文化运动”，与“因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当权者媚外卖国而奋起反抗”的“五四”运动不可同日而语。

“新文化运动将中国当时的贫弱归因到自家祖先，必欲从文化上全盘西化。

”
具体的表现，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说“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

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胡适认为：“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

陈序经说“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

”鲁迅则讲：“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

“可恨的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

”钱玄同称“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方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

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这样的建议，得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赞同（只是不同意钱玄同还要废口头汉语，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

胡适写道：“独秀先生主张‘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

”钱玄同废汉字主张中那种不假思索的崇西蔑华的强烈文化立场，为新文化人士们共享。

明白表示者不少，而后来的曲折表达者更多。

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

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
对此，张先生的评论是，“民族生存与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被完全割裂和对立。

新人士们相信，民族要生存，就要摒弃此民族的文化。

这种文化自戕，在世界文明史中要算一个奇观。

”新文化运动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策略，与其他有历史感的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策略很不同。

在这方面，中国是唯一一个通过灭除自己的传统文化主体来向西方开放的。

印度、日本、阿拉伯、伊朗等等，都不采取这种策略。

他们的知识分子主流尽量将现代化或向西方学习与保存自己传统文化的灵魂结合起来，起码有这方面的强烈意识。

我们看到，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字、传统信仰没有灭，国家也没有亡，反而以文化上比较健康的方式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哪里有什么“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之类的新文化逻辑？
对于张先生的这些评论，我非常赞赏。

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过激观点现在仍被国人无条件的接受，而从未被认真地梳理和批评过。

时至今日，象鲁迅的《狂人日记》这种全面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作品，仍然是我国所有中学生的必修课，而且讲授的时候也是对其予以几乎完全的肯定，而很少辅以必要的批评和反思，这样的文章毒害着我国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灵。

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和敌视，最终导致了文革时的破四旧。

时至今日，人们不再去烧字画、砸石碑了，主要是因为知道那些东西的经济价值了，但是对许多宝贵然而无价的传统文化仍然是漠视的。

所谓文字规范委员会时不时要发些通知，强迫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简体字而不允许使用繁体字。

更可笑的是现在的电脑汉字编码有局限性，许多汉字输入不了，不去考虑如何改进电脑软件（现在的电脑软件经常更新，因此这本来是件很容易的事），而是削足适履，强令人们取名字的时候只准使用电脑中已存的汉字，根本把传统的汉字资源当作可有可无的破烂。

这些现象恐怕都与新文化运动的遗毒有关，非常值得反思。

不过，张先生此文中的有些观点，我是不能苟同的。

张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后果是产生了变相的思想专制。

“新文化人士们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它相信能够找到区分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所以总要将
世界分为两块，一高一低、一光明一黑暗”。

“人的使命就是去追求这已经被昭示出来的真理和光明，消灭谬误和黑暗。

所以，对于这种思想方法，没有终极的或真实的思想宽容可言，因为这不符合它的基本逻辑。

怎么能对谬误宽容呢？对于低劣、罪恶、丑陋，只应该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嘛。

所以，这世界上真诚的普遍主义者们，无一不有思想上的专制倾向”。

而新文化运动思想方法上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来自传统西方文化，其古代哲学的典型表达是柏拉图主义，宗教上是基督教神学，近代则是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

而中国历史上的学说，比如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等等，虽也主张“仁”或“道”是普遍真理，但没有一个相信这个终极真理可以被充分对象化地表达出来，成为一个可以量尽天下现象的标尺，它们都认为真理的实现需要时机、技艺、缘分，不可能以充分对象化和普遍化的方式来直接判定真理的现实形态。

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们都为其他学说和文化的生存预留下了空间和时间。

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宗教战争，以及像西方中世纪那样的长期思想专制。

如上所述，张先生是以思想上的普遍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缺点，以非普遍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

他的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值得思索和玩味。

但我觉得，这种中国非普遍主义，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宽容，但也可以说是思想上的一种懒惰和随便，这种“宽容”导致思想缺乏深入的交锋、批判和创新，而这恐怕正是中国的思想、文化长期停滞不前，现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参见我去年写的《新视野400札记（三）天文与历史》）。

真正的宽容，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真正的宽容出现在西方而并非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专制，固然与“普遍主义”有关，但更根本的还是由于政治体制上的缺陷。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普遍主义”，但学术自由的范围也很有限。

张先生还引用了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认为“科学研究依靠范式，而范式可以是复数的，而且相互之间不能还原为一。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通过科学的视野来谈真理，也没有新文化人士心目中的西方科学的唯一真理性”。

在“科学”前面加上形容词，比如“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并不是赘语。

中医可以是不同于西医的另一种治疗疾病的范式，甚至中国的古代数学也可以有自己的范式。

我认为张先生上述对科学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科学研究固然可以存在不同的范式，但这些范式之间是存在竞争和优劣之分的，其中劣势的最终会被淘汰，而不是象张先生误以为的那样可以永远并行存在。

这正是为什么伽利略和牛顿的力学范式会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范式，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会取代牛顿力学的原因。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各自的价值和合理性，不能简单地说一种一定胜过另一种，但就科学和技术而言，还是存在优劣的客观标准的。

即使就文化而言，也存在相互的交流和融合，也存在陈规陋习的废止。

总之，我不赞成张先生这篇文章的一些理论基础，我也不认为新文化运动完全一无是处——至少它还引入传播了西方的许多观念和思想，开阔了普通中国人的眼界。

但我非常赞同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新文化运动时的某些过激说法，是有重新清理、评价、批判的必要。

只有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才能在新的世纪里形成在世界上站有一席之地的新中国文化。

拜读了，和本次五四期间其它的主旋律文章差不多。

就资中筠先生这篇文章，我有以下几点评论：
（1）资先生认为“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身受传统文化的浸淫，有很深的旧文化底蕴的饱学之士，决非盲目的批判和扬弃”。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五四的主要人物大多对西方了解甚少，留日的较多，留学欧美的较少，（胡适了解稍多一点，但他也是其中相对温和的）。

相反，陈寅恪、吴宓等留学西方的学者大多更为传统。

新文化派对传统文化较深的了解和对西方的一知半解，可能是造成他们盲目崇拜西方的原因。

这正象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时把欧美想象得如天堂一般，直到去过之后才开始反思。

（2）资先生认为，“他们是一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良知和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

而他们的对立面是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和全社会的顽固习惯势力，因此需要大声疾呼，有一些语言比较激烈也不足怪”。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恰恰是“北洋军阀”时期，言论和思想是比较自由的，当时的政治军事权利并未干涉新文化运动。

而新文化派掌握了舆论后，舆论自由开始缩减了，更不必说后来了，张先生此文就其中的原因已多有分析。

况且，资先生也承认“有一些语言比较激烈也不足怪”，那么今天是否应该对这些过激的言论给出比较明确的批判和否定？
（3）资先生认为，“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并没有断裂，而且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各个领域的建设中都有中西优势互补的成果”。

这又是一个颇让人觉得讽刺的事情，新文化派如果说取得了什么学术上的成就的话，与他们
自身受过较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很大关系。

但是，他们上台后实行的教育改革，大幅度地消减传统文化的内容，因此在此之后的学生学到的传统文化就大大减少了（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对胡适主导的教育改革的评论）。

事实也可以看出，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上大学的人，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传统文化功底已经不行了，只有个别的人由于家学渊源好一些。

这可能是造成这之后的人在文科方面缺乏建树的重要原因。

（4）关于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的关系。

我想，象文革这样一件复杂的历史事件，它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认为仅仅毛泽东一个人应该为之负责。

文革期间的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当然其发动者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能发动这些运动，能把传统文化当做“桑”来骂“槐”，本身已经说明了在当时的语境或者一般人的思想中，传统文化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传统文化的这种沦落，与新文化运动对之的攻击有直接关系，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主流的思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基本是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观点。

我觉得应该说明的一点是，我们今天反思这些历史，不应该象过去，给一些人贴上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

新文化派的主将们也是当时的一些最有思想的人物，他们的目的也是救国，对于这一点，无论我也好，张祥龙先生也好，也没有否认。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反思当时的一些说法到底是否正确了。

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
袁伟时
近年来，颇多论著指摘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

论者认为，这个运动激进地“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妨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现代化不能顺利实现的重要原因。

有的论者进一步认为：文化激进带来政治激进，新文化运动后期，国民革命接踵而至，其结果是开创了“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体制，后果十分恶劣。

笔者认为，这些指摘都似是而非，与历史实际不符。

澄清事实，有助于理好地理解新文化运动，继承五四精神。

应该说明的是，近年人们使用“激进主义”这一概念，各人所指不尽相同，有的没有对自己使用的这个要领作出严格的界定。

本文化说的“激进”指的是急剧改变现存事物的言论或行动，是中性的概念，其后果应根据每一言行的情况，具体地分析。

二十世纪中国战乱频仍，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也对社会的发展十分不利。

时贤企盼悲剧不再重演，善意地谴责激进。

在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的同时，避开笼统的论断，才能很好地汲取历史教训。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文化“激进”
学术办早就对五四爱国运动与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与区别有广泛的共识。

就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它与“激进”有什么联系？请从一些具体问题谈起。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古今中西文化的大讨论，其基本内容之一，是集中和尖锐地批评以儒学为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已不适应现代生活。

时至九十年代，仍有人为此愤愤不平，说此举是“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或是“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人早已指出，这些指摘不符合历史实际。

理由是：
1、新文化运动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都受到推崇，特别是小说、白话文学等更得至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评价。

诸子和佛学的研究在深化，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

就以儒学来说，指出其价值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陈独秀等人严历批判三纲，此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

早在1916、1917年陈独秀就曾一再申明：“记者之非孙，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怒之道不足取。

①说他们“全盘性反传统”有过于武断之嫌。

2、这个运动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评和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个别论断或有偏颇，完全没有超出文字讨论和法律之外的激烈行动。

3、在社会生活变化过程中，它不过是本世纪初以来乃至更早以前思想观念变革过程的延伸，不是思想观念没来由突然全盘变化。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已经开始清理传统文化的积垢。

民国元年，有识之士深感要巩固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当务之急是对国民进行共和思想补课。

为此，唐绍仪、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二十六人特地组成社会改良会，指出“数个年君权之影乡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我。

同人以此建设兹会，以人道义主去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