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形状和历史的观念——读张曦《观念的形状

美的形状和历史的观念
——读张曦《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
冯
庆
张曦先生的大作《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以下简称《观念的形状》）是一部很美的书。

之所以给出这一审美判断，是因为我在阅读它的时候，也期待别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读到它，这似乎符合康德美学的基本原理。

当然，这同样也是张曦先生自己的期待。

在“尾声”中，他提到，未来中国文明要“超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关键所在”，是基于父子人伦的普遍天理和仁心，是阳明式的“良知”，是每一个平凡人自己的“尧舜时刻”①。

那该如何激发每个人心中良知的种子呢？显然需要跟随《观念的形状》去体味中国古典文物的风貌，获取审美的体验，从中进一步获得伦理的乃至知识的体验。

一、文物中的哲学
书名“观念的形状”暗含着这样一层
意思：美的形状下面有善的观念。

只要我们能够直面美的形状，就可以激发出对善的观念，亦即“良知”：“在每一个奔波劳作的人身上，都隐藏着通往伟大和崇高的东西。

”②但常识告诉我们，纵使文物的美的形状是直观的，其中可能包裹着的观念
作者简介：冯庆，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末民初审美启蒙论研究”（21CZW009）。

072
却未必那么明确。

《观念的形状》就是这样一本“说明书”：它试图帮助人们理解观念和文物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理解哲学思想或伦理态度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

这显得像是黑格尔在《美学演讲录》中曾经从事过的工作：通过对艺术中形式和内容之关系的宏观分析，串起对世界历史之宏伟进程的解释；日耳曼人的现代文明，是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最后阶段。

无独有偶，在一百多年前，受到黑格尔式艺术哲学的影响，日本人冈仓天心用英语撰写了一本《理想之书》，基于对艺术和文物的历史描述，传达“亚洲一体”的观念。

在冈仓天心的视野里，中国文明和印度的文明观念最终在日本汇聚——从日本艺术和文物的“形状”中，可以分析出佛教和儒家观念的种种痕迹。

由此，“亚洲一体”获得了形象生动的证词。

③这样的艺术史写作与黑格尔《美学演讲录》中“西方一体”乃至“世界一体”的愿景，形成和而不同的呼应，也让我们留意到艺术史或者说“形状史”可能具备的世界史哲学功能。

《观念的形状》接续并发展了《美学演讲录》和《观念之书》的写作意图。

一方面，“观念”与“形状”的历史性关系得到了清晰的梳理，“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史”，在文物艺术史中作为“主题”出场；但另一方面，不同于黑格尔笔下的“世界”和冈仓天心笔下的“亚洲”，《观念的形状》只着眼于中国。

黑格尔的“世界”的主角是日耳曼人，冈仓天心的“亚洲”的主角是日本人，《观念的形状》的主角则表里如一，是敬天法祖的中国人。

限定在“中国”，是否意味着《观念的形状》没有世界史哲学的诉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书中的一些重要观念，深化理解张曦先生试图传达给每一个当代公民的“哲学”，从而理解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潜能。

二、中国哲学的“世界”潜能
《观念的形状》共分为五个部分，其开端亦即第一部分“祖先和我们”似乎处理的是文明的起源问题。

在其中，“逝者”亦即“祖先”获得了哲学式的追问：
故去的先人又是什么？是精灵，是神仙，还是烟散寂灭的不存在？他
们住在天上，住在地下，还是早已化
作万法世界外的空无？④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先祖被古人投进了“想象性的答案中”⑤，由于文物的形象缺乏“文字材料佐证”，我们也只能通过推测的方式去感知和理解这种想象力。

接下来，基于既有的考古学资料，我们看到了对商代人利用鬼神祭祀发展出机会主义政治手段的历史描述：“将成组成套精妙绝伦的青铜酒礼器或随葬于地下，或摆放于宗庙深处，供祖先在看不见的地方凝视、品闻、享用。

所有这些，都属于谄媚之道。

”与商代人的态度不同，周人采用“更温和的想象祖先的方式”，使得“中华民族的第一缕哲学之光”得以绽放⑥。

据说，周王“既不能理解商的失败，也不能理解周人胜利的深意”，这是因为他“缺乏先进的历史哲学工具”⑦。

为了解决王朝更迭后出现的治理正当性危机，周人发明了“天”的观念，以“时运”来
073
解释“天命”，从而论证武王伐纣的正当性。

在这个意义上，“天命”的观念，就是中国历史哲学的观念，或者说是文明内部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的首要“工具”。

在更为现实的层面，“天命”就是“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生民世界的福祉要求统治者具备顺应“天命”的德性，并且必须在亿兆黎民面前展示这种德性，“一切都得民意说了算”⑧。

在这里，我们把握到了《观念的形状》的基本“观念”：中国的哲学，尤其是基于政治伦理生活而发展出来的历史哲学，最终也要回到伦理层面，应对现实政治问题，尤其是政治正当性问题。

政治的需求决定了历史哲学的动向，为哲学所观照到的根本性观念，如作为自然本原的“天”和作为历史本原的“命”，都在周人“无常、惟德、在民”的观念中，服务于“一场伦理学革命”；周王的工作是涵养品德、遵从民意，“不断努力提升人间事务的伦理质量”⑨。

上述说法均来自《观念的形状》中唯一冠以“哲学”标题的章节。

似乎在张曦先生看来，“哲学”首先是一种“时代精神”，是周人用礼乐制度回应商人历史遗留问题时的实践智慧——“大参乎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事业以成”⑩。

张曦先生指出，为了挽救随着历史变迁而逐渐失去活力的礼乐制度，孔子“发现了一种理解礼乐制度的全新方式”，亦即回归人心内部的“宗教、道德和审美感受”，亦即“仁”所代表的至善至美状态。

哲学进而在孔子这里意味着“学会重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仁心的人”，然后以此体察万事万物之道并付诸实践。

孔子作为“哲学家”所树立的这一方向，标志着“独属于古代中国文明的理性化思维方式”的出场，标志着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来临⑪。

可见，张曦先生理解的“哲学”，是他用孔子形象所标志出来的内在超越之学。

在内在的“仁”的觉悟基础之上，“外王”的秩序会获得可能性。

“只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到如何端正自己的内心上，活着的人才能俯仰无愧，不辜负他此生的使命。

”这样一来，对作为遥远“他者”的祖先的尊崇和恐惧，也就变成了“敬鬼神而远之”的一种审美活动，青铜器也就成了“人间君王自我歌颂的‘自媒体平台’”。

中国人对古人、先人的态度祛除了原初的宗教情感，走向了理性化的孝敬意识，亦即人身处“祖先与后人之间”，“继承了一个世界，又要传递一个世界” 的历史居间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哲学的内在性得到了凸显。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观念的形状》为何具有世界史哲学的品质了：在早期中国，“世界”亦即中国人所生活的这一个敬天法祖的文明场域，对天象和地理的观察总结，确认了这个场域的物质属性，并通过日用饮食的器具，投射为某种“观念”。

在分析曾侯乙墓漆箱时，张曦先生似乎认为，文物中呈现的“观念”与其说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可供沉思的“概念”，不如说是凝聚着想象力和多重视角的自我意识隐喻：
埋在地下的这个漆箱并无实用功能，考古学者也确实发现“衣箱无
衣”的现象。

它是一件神器，是一个
“微缩天界”……以箱底为大地，箱
074
盖为天空，在须弥方寸的至小中，凝
缩悠远至大的时空整体。

⑬
这样一来，观看这一“形状”的古人，也就具备了一种超越性的“宇宙之外”的视角。

在这个视角之下，世界整体上是有序和谐的，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死存亡过程，也就因超越世界的观看而反过来获得了安顿。

人和宇宙构成了“生态化”的“内在纠缠”，在万物之间气息流淌的感应关系中，世界中央的伦常生活和权力秩序获得了理论上的确立。

⑭在张曦先生卓越美妙的解释中，我们所熟悉的“气化宇宙论”和“天人感应”，经由对文物之“形状”的现象学观照，被归纳为对“世界—历史”的一种理论确认。

反过来说，一种中国独特的世界历史意识也就基于“形状”和“感性”而流传至今。

三、如何通向“圣人之情”？
在这个意义上，《观念的形状》是一部优美的学术普及著作，其目的是用感性的文物形状，表征中国人独特的宏壮的历史哲学精神。

而我们在阅读时，不免会思考：借助张曦先生对文物“形状”的观念化分析，是否所有人都能进入到对宇宙、万物的至善至美的感受与理解？毕竟，即便我们都可能被文物的“美”所吸引，却并不等同于我们都能够在知识层面真正把握文物创作者所秉持的伦理观念。

至少，不是所有审美的现代人都能够通过复杂的视觉—思考机制与先祖的实践智慧达成某种默契。

在《观念的形状》的中部，在论述魏晋时期人物品级论时，张曦先生提到：“不同的人，内心世界差异巨大，这也导致他们与世界的相处方式大相径庭。

”在刘劭的《人物志》里，最尊贵的人当属能够“致中和”的“圣人”。

张曦先生认识到，“圣人”在先秦两汉是“高频概念”，但并未在全书前半部分讨论这个“观念”，甚至没有设立专门的章节进行处理，显然是因为作为创作主体的“圣人” （无论在儒家还是道家的传统中）不足以透过无名无字的“文物”得到清晰的呈现。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的原因。

张曦先生对“文物”的分析基于黑格尔式的“形式—内容”语法，其优势在于以“形状”呈现“观念”；但艺术作品之为艺术，在于其中包含着“独具匠心”的维度，亦即超出时代精神的个体性维度。

换句话说，艺术不仅仅是对法度的遵守，还有可能是对法度的超越和再度设立。

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把握立法意识的意义，和持守法度并延续下去的意义，有着本体论上的不同：“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

陶铸性情，功在上哲。

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

” 即便我们试图作为“述者”去观看“文物”并延续法度，目的也应当是观看作为作者的“圣人之情”。

那么，《观念的形状》中对“形状”的描摹，是否呈现了“圣人之情”呢？或许，对“世界—历史”的全面且超越的观念化表征，是“圣人之情”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我们或许会遭遇一个柏拉图式的难题：借助对“文物”的“形状”进行再度观念化的描述，是否就能够通向圣人的“观念”呢？
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古人自己如何描述这个艺术—历史哲学命题：
075
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

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

是以轩辕、
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
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
首、大蒙之游焉。

又称仁智之乐焉。

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
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⑰
虽然这段文字有被解释为“互文见义”的可能，但就字面意思来说，南朝宋画家宗炳似乎认为“圣人”和“贤者”身处于不同的历史哲学环节。

前者是历史现实，亦即万物得以秩序化为“道”的开端，其心灵状态是“含”；后者则是鉴赏、品味圣人所设立之“像”的后继者，其心灵状态是“澄”。

毫无疑问，《观念的形状》充分体现出“贤者”自我澄澈、修习的精神追求，即通过观看“山水”之造像（泛指一切“文物”），荡涤心胸，模仿圣人的“以形媚道”，以求同样达到“仁者乐”的体验。

但即便如此，“贤者”对“圣人”遗留下来的诸多“形状”进行学习、钻研和模仿，却不能必然保证自身真正达到对万物的秩序设立。

二者的历史哲学环节差异，也体现着二者的本体身位差异。

面对祖先秉持孝道，那么面对圣人则应当秉持师道。

在《观念的形状》一书中，题为“圣贤”的一篇相对靠后，篇幅似乎也最长，开头便讨论唐宋学人对“师道”的尊崇，其目的却并非拉开作为立法者的圣人和作为师法者的贤者的差异，而是强调：
北宋以后的读书人却空前未有地相信，一个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学
习，最终成为圣人。

圣人变成了生活
世界中的贤者，变成了“圣贤”。

通
向道、成为圣贤的路，现在就铺在每
个读书人的脚下。

⑱
固然，贤者通过学习有可能成为圣人，这是由孔子、孟子、荀子以来就已经得到确认的哲学理想。

但学习的途径和方式，则值得深度思考。

张曦先生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汉唐经学来说，上古儒家的典章和礼制才是学术关切的中心”，“内心世界归根到底属于私人生活领域”；但中唐以来，为了捍卫纯正儒家对内在精神维度的重视，复归“孔颜之乐”而为心灵生活重建“依靠和凭信”的意识逐渐凸显，儒家正统的学习路径，进而逐渐成为反求诸己以变化气质的内在修养和博学博古以“观物”的外在修习二者之间的综合，其最终目标是穷尽天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唐宋文人对这一学习成圣的立场和方法是可供参考和效仿的。

事实上，对“文物”之“形状”进行观看、从中分析出“观念”的写作，也呈现着这一面向民间，进而面向一个更为庞大的现代世界的理学方法论。

四、“古雅”的审美教育
作为一本面向多数人的哲学普及读物，《观念的形状》必然要求“文物”具有面向多数人传递信息的普遍可能。

这也为我们清楚辨识《观念的形状》的精神底色和社会目标提供了方向。

那么，对“文物”中蕴藏的“观念”的解读，也就应当适应多数人的伦理心态和学习禀赋。

这与王国维的某种学术—美育动机不谋而合。

观堂先生格外重视强调宋人融学术于审美
076
的风气，当他提出“古雅”这一“第二形式”时，他所强调的当然是这种“形式”相对于“第一形式”亦即纯然的美感和崇高感所特有的可普遍学习和传达的性质。

尤其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置身于历史氛围中，领略先祖遗留下来的物质性遗产，这本身可能就构成了敬天法祖的仪式体验；与此同时，如果能够通过强化对“文物”之古雅“形状”背后的“观念”的解释，我们作为审美体验者，还有很大可能从中获得一定的实践智慧，从而在现代的生活中依然能够怀抱着传统的心态，持中守正地生活下去。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观念的形状》在“审美教育”这一人类思想工程的宏大脉络中所处的位置。

黑格尔和冈仓天心的艺术史写作是对本民族崛起的一种期许或寓言：随着艺术“形状”的汇聚，种种“观念”的成熟与凝练也就获得了实证，那么，时代较晚的艺术作品更能体现出人类精神的成熟和完善，也更能展现出多数人历史生活的全面和丰富的图景。

但《观念的形状》则以中国人独有的古雅气质告诉我们，历史纵然在“进步”，但对历史进行深度的观念性理解，还需要直面诸“形状”以不断“回溯”其智识性的开端。

写作一部以“文物”之美为“形状”的观念史，是为了借助古雅的形式，激活向古典学习的态度，为当代的阅读者、鉴赏者提供一个平台，悉心学习和模仿先祖的智识与精神。

面对古老“文物”不断“穷理”，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形状”进行反观和升华，是对师道尊严和历史实在意义的确认，更构成了中国人独特且自信的一条审美教育道路。

最终，我们将通过阅读、品味《观念的
形状》，透过其美妙的写作和图文装帧编排，体认到当前艺术史、文物史作为国民教育的首要任务，那就是在美的“形状”之下，不断提示出中国人可为全世界人共同分享的审慎且丰腴的实践智慧。

而如何看待历史，如何消化历史，如何让历史在当代生活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这些问题不断交织在《观念的形状》所不断描述的诸“观念”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学人在历史哲学方面的可贵探索。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⑪⑫⑬⑭⑮⑱⑲张曦：《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258，247，8，9，14—16，25—26，28—30，30—31，33—36，37—40，54，55—69，122—123，210，214—226页。

③冈仓天心：《冈仓天心东方三书》，孙莉莉、吴若思、吕灵芝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

⑩荀子：《赋篇》，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59页。

⑯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⑰宗炳：《画山水序》，俞剑华编著：《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1编，先秦至五代画论》，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⑳冯庆：《从“古雅”到“美丽之心”——王国维学术转向的审美启蒙旨趣》，《文艺研究》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斯扬）
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