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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礼貌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汉礼貌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引言
关于礼貌特征的研究,西方已有了一整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比如莱可夫(Lakoff,1973)的礼貌观、利奇(Leech,1983)的“礼貌原则”(the Politeness Principle,简称PP)、布朗与列文森(Brown&Levinson)的“面子保全
论”(Face-Saving Theory)或称“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s,简称FTAs)以及作为这些理论基础的格赖斯(Grice)“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和他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等。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上述原则具有世界普遍性,并将其作为评判和解释所有文化礼貌行为的通用理论依据,由此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产生了不少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问题。

这一点已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并纷纷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中西礼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了中在礼貌原则中各准则间相互冲突的种种表现,分析了中西方文化在礼貌观、面子观、礼貌侧重点以及礼貌准则等方面的各种差异,并追根溯源,探讨了冲突及差异背后的原因,较为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顾曰国教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礼貌、语用与文化》(1992)一文和北京语言大学毕继万教授在《世界汉语教学》上发表的《“礼貌”的文化特性研究》(1996)一文以及毕教授2009年12月出版的专著《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

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礼貌具有文化特性,中西方文化不同,其“礼貌”的含义和内容是有差别的。

我们不能用一种文化的交际理论和指导原则指导所有文化的交际行为,更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交际规则取代所有文化的交际规则。

既然西方的理论难以指导汉文化的礼貌行为,我们不能把利奇的“礼貌原则”、布朗与列文森的“面子威胁行为”等简单地套用到汉文化礼俗规范的头上,那么汉文化的“礼貌”究竟是怎样的呢?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汉文化礼貌原则的认识也尚未统一,毕继万和顾曰国两位学者的观点代表着目前我国对汉文化礼貌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就是尽善尽美的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是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汉文化的“礼貌”研究中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与研究。

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汉文化的礼貌特征
毕继万教授针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误解,提出了汉文化的礼貌特征主要包括自谦尊人、相互关切、互相体谅和以诚待人这四个方面。

其中,“自谦尊人”也可说成是“互相尊敬,互相谦让”,这是汉文化礼貌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相互关切”讲的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视朋友如亲人,以热情关心为礼貌。

“互相体谅”也就是重视“移情”的作用,做到宽厚待人,不计个人得失,多为他人着想。

“以诚待人”讲的就是“表里一致”和“诚于中而形于外”。

(二)汉文化的礼貌原则
顾曰国教授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人日常交际的特点,提出了汉语言文化交流中四个方面的礼貌特征,即尊重(respectfulness)、谦逊(modesty)、态度热情(attitudinal warmth)和文雅(refinement)。

同时,顾教授还借鉴Leech的礼貌六原则,总结出符合汉文化的礼貌原则,共包括五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