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作证

张说作证
作者：眭达明
来源：《领导文萃》2010年第24期
张说是唐玄宗开元名相，也是唐朝著名文学家和开元时期的文坛领袖，这是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然而他做秘书时为魏元忠作公证，当着武则天的面怒斥张昌宗，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张说(公元667-730年)，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人。

武则天时应召对策，授太子校书，累迁右补阙，参与纂修大型类书《三教珠英》，书成，先后被任命为右史、内供奉和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成为唐朝中央高级秘书班子中的一名成员。

他为魏元忠作公证，是担任凤阁舍人不久以后的事情。

武则天朝宰相魏元忠为人正直，他在担任洛州长史时，洛阳令张昌仪是武则天嬖臣张昌宗、张易之的弟弟。

张昌仪倚仗两个兄长的权势，在洛阳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魏元忠不信邪、敢碰硬，得罪了这个小人。

魏元忠入朝做宰相后，又因坚决反对任命张氏兄弟的另一个弟弟张昌期为雍州长史而遭到他们的切齿痛恨。

不久他们便联合起来告御状，诬陷魏元忠和司礼丞高戬曾在私下商议说：“太后年岁大了，我们不如倚仗太子，这样才是长久之计。

”武则天十分恼怒，下令将魏元忠和高戬逮捕入狱，并准备让他们两人与张昌宗在朝廷上当场对质。

张昌宗私下找到张说，用高官厚禄收买他，要他到时出面证明魏元忠确实说过这些话。

张说答应到堂作证，这可急坏了宋璟等人。

宋璟当时也担任凤阁舍人。

在张说即将进入朝堂之前，宋璟找到张说，对他说：“名誉和道义对一个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任何人都难以欺骗鬼神，切不可偏袒邪恶之徒陷害忠良方正之士，用不正当的手段求免于难!如果因此获罪遭受流放，那么值得荣耀的地方就太多了。

倘若有意外的灾祸，我将上殿力争，与您一同为忠义而死。

努力吧，能否万古流芳，就在此一举了。

”右史刘知几也对张说说：“您可千万不要玷污了青史，为子孙后代留下骂名。

”
作为张说的同事和朋友，宋璟他们是担心张说在高官厚禄面前经受不住考验，才特意忠告他的。

他们的担心虽说可以理解，但张说毕竟不是这种势利小人。

相反，他却是—个“敦义气、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旧唐书·张说传》)的人，他怎么会昧着良心为张昌宗这种小人作伪证加害魏元忠呢?他之所以答应张昌宗作这样的证明，是因为他知道，倘若自己拒绝了张昌宗的这一要求，他必定会去找另外的人来作这样的证明，而在张昌宗的威逼利诱之前，别的人能否经受得住考验，则是很难保证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答应了张昌宗的要求，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稳住和迷惑张昌宗，不让他去找别人替他们作伪证。

但他又不便把这一秘密暴露出来，所以他听了宋璟等人的告诫后，未作任何表示，便进入了朝堂。

在张说进入朝堂之前，魏元忠和张昌宗已经当着武则天、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以及诸位宰相的面对质了许久。

魏元忠本来就没有说过这个话，他当然不会承认。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武
则天也就无法做出决断。

张昌宗说：“张说听到魏元忠说过这个话，请陛下召张说进来询问。

”张说进了朝堂后，并没有马上回答武则天的问话。

他是在寻找时机，讲究斗争策略。

然而魏元忠却害怕了，他对张说说：“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为了进一步迷惑张昌宗，张说故意大声呵斥魏元忠：“你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竟说出了只有陋巷小人才会说的话。

”张昌宗也急了，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催促张说，要他赶快作证。

张说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对武则天说：“陛下都看到了，在陛下面前，张昌宗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廷外面呢!臣现在当着大家的面，不敢不把实情告诉陛下，臣确实没有听到魏元忠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威逼我，让我为他作虚假的证词罢了!”张昌宗、张易之一听傻了眼，说：“张说与魏元忠是共同谋反!他曾经说魏元忠是当今的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大甲，周公做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张说也不客气，反击说：“张易之兄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只是听说过伊尹、周公的片言只语，又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德行!那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朝服，做了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往祝贺。

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

’我确实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伊尹和周公都是人臣中最为忠诚的人，从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法伊尹和周公，哪要让他们效法谁呢?况且今天我又哪能不明白，依附张昌宗就能飞黄腾达，立刻获取宰相高位，靠近魏元忠就会马上被满门抄斩的道理呢?只是我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因而不敢诬陷他罢了。

”武则天见张昌宗他们下不了台，就说：“张说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应当与魏元忠一同下狱治罪。

”从而草草结束了这场对质。

后来，武则天又一次召见张说追问这件事，张说的回答仍然与上次一样。

武则天大怒，指派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一同审讯他，张说的说法仍然与最初一样。

张说作证，既大义凛然，气不可夺，又讲究策略，巧妙周旋，正因为有了他公正的证词，魏元忠才能幸免于死，而张说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不但和高戬一同被流放到了岭南，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多艰难困苦的生活，而且由于人们当时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答应为张昌宗作证，于是以后刘知几、吴兢等人撰写《武则天实录》时，便把张说作公证保护魏元忠、怒斥张昌宗说成是宋璟他们告诫激励的结果。

也许朋友的告诫和激励确实起了作用，但本质上还是张说能把握自己，不是那种见利就趋，见害就避的卑鄙小人。

张说后来在撰修国史时，恰好看到了这段记载，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时刘知几已经去世，张说便找到吴兢，请他将这段文字略改几字，吴兢不肯答应，张说只好作罢(《新唐书·吴兢传》)。

张说和宋璟后来都成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名相，为唐朝的兴盛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们做秘书时顶住压力，甘冒风险，保护魏元忠，怒斥奸佞小人，这种坚持公理、维护正义之举，是难能可贵的。

（摘自《秘书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