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献礼片的叙事策略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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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献礼片是指为了庆贺、纪念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所拍摄的具有明确指称意义的宣传性影片。
从1959年发展至今,献礼片的形式与内容、思想内涵与艺术水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其创作手法更加多元化,叙事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
同时在影片中融入了更多的类型化元素,使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明,叙事结构由单一的线性结构变为复线结构和团块式结构,叙事视角也逐渐转化为不定内聚焦型和外聚焦型。
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变化使献礼片产生了更大的研究价值,其在银幕上的影像呈现方式也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献礼片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中国故事
新时代我国献礼片的叙事策略探赜
阴李欣泽张华
用电影这种喜闻乐见的大众传播方式来庆贺纪念重大的
历史事件,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产生了。
献礼片是一种他国也
有但在我国发展的线索更加明显,对国家发展也更为重要的
一个片种。
这类影片与主旋律电影、红色电影相比,其意识形
态属性更加明显,对作品本身的政治性、思想性要求较高,与
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国家大政方针贴合紧密,从产生至今受
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关注与认可,同时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媒
介也让国家意识形态的可传播性大大增加。
进入新时代以来,
献礼片的艺术价值得到全方位的提升,更是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纪念等关键节点上,
涌现出了一大批佳作。
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有关
部门推出了九部优秀国产影片,用故事与镜头呈现讴歌了中
国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年国庆档不负各界对其“史上最强”
的预测,《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三强鼎立,刷新
了多项票房纪录,互联网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2020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收官之年,《我和我的家乡》以普通人的视角反映了中国乡村
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夺冠》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的奋
斗历程见证了新中国体育改革40年的丰硕成果;2021年为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有关部门推出《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
两部献礼片,其献礼阵容及票房记录达到历史新高。
在经历了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献礼片的不断尝试,市场越发清晰地认识
到只有质量过硬的作品才能经得起考验,在当今国际语境下,
弘扬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的发展意义
重大,进入新时代的献礼片在故事选择、叙事视角、叙事结构
等方面都展现出其叙事策略的创新之处。
类型元素与中国故事的缝合
历史事件与爱情元素的融合。
用历史事件表现新中国一
路成长的故事是献礼片的常态,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故事仅仅
是就事论事,缺少亮点,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献礼片在历史故事
中加入了一定的类型元素,使影片节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近
几年商业电影《战狼》《湄公河行动》等影片的走红,也可以从
中窥探到类型元素在当下国内电影市场中具有很重要的商业
价值。
《我和我的祖国:回归》中相濡以沫的中年夫妇,《我和我
的祖国:白昼流星》中拥有无限深情的老年夫妻,这两个小故
事都锦上添花地加入了爱情这一类型元素,旨在通过夫妻之
间的行为和对话,表现出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眷恋。
《我和我
的祖国:夺冠》中刻画了两名儿童,用儿童的视角串联起了精
彩的女排故事,男孩为了让大家准时观看女排比赛的直播,不
得不放弃和女孩的见面,但他却满足了集体的需求,体现了国
家弘扬的集体主义精神;《我和我的祖国:护航》中讲述了一段
女强男弱的青年爱情,用青年的价值观展现了为祖国献身的
崇高品质;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相遇》勾勒出在特殊时期里爱
情的矢志不渝和美好。
这几个小故事以讲述国家大事为主要
叙事内容,同时添加爱情元素作为辅助,虚构了几对夫妻和情
侣,并且通过二者的情感互动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满立体,
直接或间接地传达出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我和我的祖国》中添加爱情元素仅仅作为讲述历史故事
的佐料,而《攀登者》中则把爱情作为讲述历史故事的主线。
整
部影片一共讲述了两段美好又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一段是
方五洲和徐缨之间的爱情故事,另一段是李国梁和黑牡丹的
感情经历。
这两条感情线一详一略,方五洲和徐缨的故事详
写,李国梁和黑牡丹略写,且这两段感情故事在影片中被描绘
得浓墨重彩。
两对主人公都是由于登山而结缘,方五洲和徐缨
在登山队认识,之后在训练中两人产生了感情,最后因徐缨在
登山中为了给大家报探测天气信息而不幸牺牲,两人刚刚产
生的情感就此戛然而止。
李国梁和黑牡丹的感情经历也同样
如此。
由于1960年那次登顶在国际上一直得不到承认,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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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从此开始有了心结,两人之间也因此产生了一座无形的大山,而珠峰不仅仅是用身体翻过的大山,也是心中一座无形的大山。
影片中的家国情怀和儿女情长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同时个人与国家也得到了有机结合。
用爱情作为影片的叙事主体,使影片的叙事线索更加丰富,同时选择与历史事件融合,更凸显了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抉择,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感和立体感,唤起了观众的共鸣。
社会事件与喜剧元素的融合。
在表现庄重严肃的现代社会事件中创造性地加入一些喜剧元素,影片就会表现出一种别具匠心的新鲜感,同时也会为观众传达出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这也是《我和我的祖国》的重要突破之一。
《我和我的祖国:北京,你好》中把普通市井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刻画得栩栩如生,让整个影片都增加了浓浓的人情味,影片中的喜剧设计令人印象深刻。
张北京满口京腔为人热心幽默,人物的细腻情感刻画得极为巧妙,从一开始张北京的虚荣到后来与孩子之间态度的转变都表现得十分生动。
在表现北京奥运会这一国家盛事的同时创造性地加入一些喜剧元素,让主人公和一张开幕式入场券成为贯穿整个故事的叙事线索,以小见大地集中展现了人民对奥运会这一国家大事的关注和支持。
《我和我的家乡》相对于《我和我的祖国》做出的一个重要改变即将前者的正剧模式转变为喜剧模式,影片中的五组喜剧人物不仅让观众产生了喜剧感,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在暴露出一些缺陷之后最终又重新回归到一个令人喜爱的角色上,甚至会变得让人更加敬佩。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和喜剧的不同也见之于这一点上: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
”《我和我的家乡:北京好人》中的张北京一开始不愿意借钱给表舅做手术,后来被表舅的行为感动毅然为他支付了手术费;《我和我的家乡:天上掉下个UFO》中黄大宝痴迷于科技发明,他研制的飞行器被发现以后他的行为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好印象,但是他对于家乡的热爱以及真情付出令人印象深刻;《我和我的家乡:最后一课》中为了给范老师复制当年一模一样的场景,学生们准备得并不是很充分,很多场景令人忍俊不禁,但是从中还是能看出学生对老师浓浓的爱,老师对家乡浓浓的爱;《我和我的家乡:回乡之路》中乔树林千方百计让闫飞燕投身家乡治沙事业,帮忙卖苹果,虽然行为荒唐可笑,但是当看到这么多年他为家乡所做的贡献后让所有人为之动情;《我和我的家乡:神笔马亮》中马亮为了支援扶贫事业,欺骗妻子出国留学,后来因马亮骗术不足被发现,但是妻子并没有责怪他,反而选择支持他这项伟大的事业。
在这五个充满喜剧性色彩故事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项项国家大政方针的精准落实——
—农民医保、特色旅游、乡村支教、电商扶贫、干部下乡等,通过喜剧
的展现,通过一些“比今天的人差的人”的诠释,体现出国家为了让人民能够更高质量生活所做出的坚实保障,同时也体现出国家一直以来对民生问题的扶持和关注。
《我和我的父辈》中后两个故事也都是通过喜剧形式来讲述的,《我和我的父辈:鸭先知》保留了徐峥一贯的喜剧风格,延续了徐峥的“囧”式幽默,为了卖出滞销的药酒破釜沉舟,赵平洋敢于做第一只下水的鸭子,父亲和儿子为了卖药酒的行为虽然令人忍俊不禁,但这恰恰体现出了父亲的乐观向上以及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也对儿子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和我的父辈:少年行》中关于未来畅想的人机父子情弥补了孩子童年的遗憾,沈腾演绎的开心麻花式的黑色幽默使整个故事笑料不断,不仅仅局限于亲人之间的父子之情,让机器人同样拥有人类的情感和笑容使“我”和父辈们的故事充满了温情,从而升华了整个影片的主题。
个人故事与纪实性元素的融合。
影片《大路朝天》中着重刻画了四川路桥建设工地工人们的故事,通过对工人们的成长故事的讲述,表现出了路桥工人们一路成长,技术一直也在进步的故事,同时也诠释出了他们甘愿为祖国奉献的高贵品质和崇高人格。
影片《黄大年》中表现了时代楷模、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感人事迹,突出表现了他有担当、足智多谋以及爱国家、重情义等优秀的精神品质,从内心到体魄,从举止到精神,全方位地塑造了一个兼容东西方审美观念的英雄形象。
影片《片警宝音》中的人物是根据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的一名民警宝音德力格尔的事迹改编的,整个影片为观众集中展现了基层警察工作、生活故事,通过对警察这一角色的塑造,让人们对这份职业也有了新的体会。
艺术源于生活,银幕上的影像和现实的边界也从来不是清晰的,日常生活是所有艺术产生的基础,从发生的真人真事中受到启发,改编为一个有虚有实的故事,这已经成为电影创作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观众对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本就会产生亲近感,所以这类影片发展得也就极为迅速。
影片《天渠》根据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的团结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的故事而创作,突出表现了一个基层党员干部不忘初心、为群众谋福利的情怀,黄大发的成长故事生动地让人们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坚守。
个人化的叙事视角
不定内聚焦型:完整性与满足感。
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每个小故事的叙事视点在多个人物上聚焦,每一段故事也都是一个不同的视点,都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的回顾,影片中的主人公通过行为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推动着整个影片的进程,不同的视角可以使观众对整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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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生自己的看法,不会受到隐形叙事者过多的干扰。
不定内聚焦型叙事视角属于内聚焦视角的范畴内,其叙述者等于影片中的主人公,由这种叙事视角创作出来的影片,故事的叙述者不再仅仅是其中一个主人公,叙事视角在两个或者更多的人物中展开,形成由多个叙述者所组成的多重视角。
《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每一个故事也是对祖国各地的脱贫成果的不同展现,全国东西南北中的代表性城市发生的故事都是一个视角,从不同的故事里人们看到了全国的脱贫攻坚成果之巨大,同时也让观众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原来仅仅是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因为更多人都参与进来使影片变得更加富有张力,观众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思考和总结,不会再被故事的讲述者所支配,使影片的讲述者和观众有了一定的距离,同时赋予影片更加深刻的内涵。
不同的故事讲述者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共同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影片,可以为人们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细腻丰富的世界。
《我和我的父辈》中的每个小故事同样聚焦了不同年代、不同社会背景之下“我”和父亲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不论是为祖国独立征战沙场,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还是勇于承担责任去做第一只下水的鸭子,哪怕穿越三十年也要弥补孩子童年的遗憾,通过父亲和孩子之间的温情互动诠释了父辈们不仅对小家,对大家同样充满敬畏、责任和爱。
影片《大路朝天》中祖孙三代对我国桥梁事业的建设和对这一事业所持的不同观点,都代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从他们的行为和对话中人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故事,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桥梁事业的贡献与付出。
外聚焦型:客观性与真实感。
《攀登者》从方五洲、徐樱、曲松林、李国梁等不同的视角为观众讲述了我国伟大的攀登事业,《中国机长》也从旅客、机长、空姐等几个视角为人们再现了整个航空事件的经过以及机长临危不乱化险为夷的过程。
热奈特的划分方法中,当故事的讲述者小于影片主人公时即为外聚焦叙事。
在电影的产生过程中,导演和编剧等创作者就是影片中最隐形的叙述者,但是影片是遵循着以隐形叙述者的讲述为出发点,影片中主人公为中心完成故事讲述的,因此就有了影片的叙事视角。
因此,叙述者的视角小于人物时,主人公的行为不会被隐形讲述者所左右,整个故事通过影片中主人公的行为完成整个故事情节。
影片中的叙述者和观众一起经历、一起见证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与观众一起共同等待故事的结局。
《夺冠》中面对女排队员的灰心丧气,两位教练努力去说服、鼓舞她们,而她们是否能重整旗鼓,打败巴西队,叙述者也并不知晓,他们只能和观众一起跟随着影片的进程去探寻最后的结果。
这一叙事视角给人一种他人讲述故事的感觉,隐形叙述者不再是全知全能,他们不得不和观众一起等待
影片最后的结局,从而让整个影片充满悬念、充满惊喜。
多元化的叙事结构
交织式线性结构:严密性与丰富性。
影片《攀登者》和《中国机长》不仅仅是线性结构,更出彩的是叙事线索不止一条,有主线,有副线,主线按时间顺序展开,主要讲述登山队员翻越珠峰的过程和整个机组成员驾驶飞机转危为安的过程,而副线则表现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和家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线性叙事结构是根据时间顺序为观众讲述整个故事的全部过程,倡导不同故事的无缝对接,从而可以让观众对目前发生的事件深信不疑。
交织式线性结构是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等叙事蒙太奇的组合运用,这其中一般包含主线、副线两条叙事线索,主副线通过串联和对比,使整个故事产生独特的张力。
讲述者所强调的不是单独的一个情节,而是通过情节的串联和对比,使故事呈现出一个令观众意想不到的结局。
《照相师》中展现了深圳老城中照相馆祖孙三代人的起起伏伏,《大路朝天》展现了祖孙三代路桥工人的生活和对祖国交通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每一条叙事线索都是对一代人辛勤劳动的展示,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共同完成了整个影片的叙述,为观众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老一辈大国工匠对祖国建设的默默付出。
《长津湖》通过高层线、美军线、我方作战线三条叙事线索互相重叠与演绎,在三线交织中展开对长津湖战役的战争对抗影像呈现。
缀合式团块结构:独立性与关联性。
团块式结构是指故事和故事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他们讲述的是主题不同但精神内涵相同的故事,共同组合形成电影文本,而最典型的团块式献礼片就是2019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上映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以及2021年的国庆档献礼片《我和我的父辈》。
这三部“我和我的”系列影片带给观众很大的惊喜,随着故事的讲述以及通过对普通小人物的影像呈现,潜移默化地成功传播了国家主流价值观,同时也避免了很多假大空式的说教意味。
这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在影片中的呈现方式要更加难一些,有可能在一部分故事讲完以后对之前发生的故事进行推翻,同时也是对观众之前已经产生的第一印象的推翻,非线性中时间的跳跃或者倒退是电影中常用的叙事手段,观众在观看影片的同时会建立起另外一种真实感,并且开始对影片进行重构,获得一种全新的观影体验。
团块式结构在之前的其他影片中也曾出现过,但仅仅是同一位导演所创作出来的,而这三部影片中不同的部分由不同的导演编导创作,从而让观众能够从每一个故事中窥探到不同导演所呈现出来的不同风采和特色,让整部影片随时充满惊喜,也使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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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的发言与语言风格以及刷屏形式的弹幕持续推动狂欢氛围,将受众代入狂欢场景之中。
对于《甄嬛传》的二次创作视频,up主会改变原剧字幕或者加入新字幕的形式解构经典,融入现代风格制造反差娱乐,当受众受到音视频的感官刺激后通过弹幕进行反馈。
譬如在华氏说唱视频中,当受众看到为华妃配的新字幕“带她欣赏欣赏冷宫的装潢”后,纷纷通过弹幕宣泄自己的娱乐情绪,如“哈哈哈哈绝了绝了”“华妃杀疯了”等诙谐而幽默的弹幕展现出狂欢而无意义的特征。
亦或是在弹幕中以原剧角色的口吻进行发言,在此种匿名性狂欢中,用户将自身角色进行移位,幻化为《甄嬛传》中的各个角色,通过自我加冕的方式与其他用户进行仪式性互动,在互动中获得在场感,满足存在欲。
而刷屏形式的弹幕作为群体狂欢的典型表征,也是群体认同的体现。
B站作为亚文化交流的平台,基于个人认同,up主对《甄嬛传》进行二次创作,生产出各式各样的恶搞与鬼畜视频并于互联网进行传播。
受众基于相同的趣缘刷到视频并观看,观看视频过程中对其中好的创作内容以弹幕的形式进行话语表达,给予肯定与支持。
尤其大规模刷屏的形式,证明《甄嬛传》已成为该群体被认同的符号,形成群体身份认同。
处于狂欢语境之下的受众,利用弹幕公开平等地进行表达,使得《甄嬛传》的二次创作于传播演变为一场娱乐游戏。
结语
《甄嬛传》的二次创作热潮在播出了多年后的当下仍热度不减,拥有极高的话题讨论度,并借由播出十周年的讨论焕发新一轮创作活力。
本文基于狂欢视角,结合抖音与B站两个平台对《甄嬛传》的二次创作传播进行分析研究。
在抖音平台通过内容再现与模仿扮演等形式实现剧情狂欢与表演狂欢,而在B站平台通过恶搞鬼畜与情感宣泄等形式实现娱乐狂欢与情感狂欢。
通过分析发现,对于严肃宫廷剧的二次创作以娱乐化的形式进行表达已成为当前大众文化发展趋势,并通过多种形式构建狂欢语境进行无意义的狂欢。
在后现代社会,快乐俨然成为受众追求的第一位,“标榜自由,快乐为主”似乎已成为当代青年群体的追求目标。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过:“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后现代语境之下,无意义的狂欢似乎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受众被裹挟在众声喧哗的娱乐浪潮中。
虽然传播主体进行娱乐内容的创作,狂欢的制造为受众带来了消遣与欢乐,但受众对于娱乐内容的沉溺无疑落入虚假快感的牢笼之中。
在泛娱乐化时代,如何生产主流而又积极的优质内容,引导受众思想精神健康发展,已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栏目责编:乐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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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璠.“鬼畜”经典影视剧现象研究——
—以《三国演义》为例[J].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20,(02):287-299.
[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
在观影的过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不会感觉到无聊和疲惫。
结语
通过对比阐释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献礼片与之前献礼片所产生的不同之处,可以窥探到其在叙事策略方面的重大转变,不仅仅是叙事视角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且叙事结构也变得更富有创新性和创造力,为人们呈现出了许多更具新鲜感和生活化的中国故事,对献礼片的创作及影像呈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未来的献礼片也一定会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大的创新与飞跃。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心)栏目责编:乐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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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全方略节目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