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合作对期刊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

期刊被引频次论文：科研合作对期刊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
[摘要]以图情类影响力最大的4种期刊在2000-2009年的载文量与被引频次为样本，采用符号检验与相关分析的方法，从合作模式与合作频率两个方面分析科研合作对期刊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

研究发现：①合作发表论文的影响力明显高于独立(无合作)发表的论文；②在获得被引频次方面，国际合作并不优于国内合作，高校并不优于研究所；研究机构的合作次数与被引频次呈正线性相关关系，但机构的合作频率与篇均被引次数没有显著相关。

[关键词]科研合作合作模式合作频率被引频次
1研究背景
科研合作是科学工作者为了达到生产新的科学知识这一共同目的或实现各自的科研目标而进行的协同互助的科学活动。

对科研合作模式的分析可揭示不同国家或机构的合作偏好，可以揭示科学体系中的热点与冷门研究主题，也可以揭示两个单位之间的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合作模式的划分方面，可以以作者、机构、省市、国家等为划分单位，选择不同的划分单位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

荷兰莱顿大学的科技研究中心(Center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WTS)根据论文中标明的机构所属国家／地区，将论文的科研合作模式划分为三类：无合作(No collaboration，论文仅出自一个机构)、国内合作(National collaboration，论文由两个及以上机构合作完成，但这些机构属于同一国家或地区)和国际合作(International coHaboradon，论文由两个及以上机构完成，这些机构跨越两个及以上的国家或地区)。

CWTS的根据机构划分合作模式的做法受到广泛认可，许多学者基于这一划分方法展开研究。

van Leeuwen在研究1982-2003年间各国的科学论文模式时发现，国际合作论文的影响力高于国内合作论文，后者的影响力又高于无合作论文的影响力(即论文的被引频次)；Adams、Roberts等人也发现国际合作论文明显比其他类型论文能吸引更多的引用。

在国内，浙江大学所发表的SCI论文中，合作发表(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或与国外机构合作)的论文明显比独立发表(不与其他机构合作)的论文的影响力更大。

如果以机构类型为划分依据，可以将科研合作模式划分为“校企合作”或“产学研合作”等，也就是将机构划分为：高校、研究所、企业等”。

钟旭等人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合著率的变化趋势”；汪冰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情报学报》、《情报科学》等lO种情报学期刊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加强合作研究、发挥集团效应有助于我国情报学的发展；魏瑞斌从作者的合作规模、机构之间的合作、地区之间的合作等角度分析了图情领域的科研合作状况；吕淑仪分析了15种图情期刊的合作状况，发现图情领域大多数合作仅限于同系统同单位合作，国际合作非常薄弱。

本文以图情领域为例，从“按国家／地区划分”与“按机构类型划分”两个角度研究科研合作模式对期刊论文被引频次产生的影响，从“按院、系、所划分”这个角度研究合作频率与被引频次的线性关系。

具体研究问题包括：
·在获得被引频次方面，合作优于不合作吗?与国际机构合作优于与国内机构合作吗?
·高校优于研究所吗?高校与研究所的合作优于不合作吗?
·合作频率越高的机构的被引频次越高吗?
2数据分析与结果
2.1数据来源
在图情领域，《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与《图书情报工作》4种期刊在CSSCI 中该类期刊中影响力较大，篇均被引频次相对较高。

这些期刊上的论文涵盖了图情领域多数优秀论文。

在CSSCI数据库中，2000-2009年的10年间，这4种期刊累计载文共8 675篇(不含无机构的论文)，这8 675篇论文在2000—2009年间累计被引21 773次。

这10年的载文量与被引频次构成的样本足以揭示科研合作对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

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在8675篇论文中，未被引用过的论文数为3 418，占39.4％。

所有论文篇均被引用2.5次(21 773／8 675)。

而在被引用的论文中，篇均被引用4.1次(21773／5 257)。

2.2
合作模式对论文被引频次产生的影响——按国家／地区划分
本节划分合作类型时，以机构为单位。

在所统计的8 675篇论文中，有6 776篇论文中只出现一个机构(可以有多位作者，但这些作者属于同一机构)，视为“无合作”，有1899篇论文中出现两个及以上不同的机构(可能只有一位作者，但这位作者在文中同时标明了多个机构)，视为“合作”。

在所统计的8 675篇论文中，有57篇论文的机构数大于作者数(占0.66％)，即有作者同时属于多个机构(有隶属关系的机构只视为一个机构，如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同时出现时只视为一个机构)。

严格地讲。

这部分数据将对统计结果产生干扰，但为了保持样本的完整性，笔者未将其剔除。

考虑到港澳台的学术体制与中国大陆不同，且在上述4种期刊中发文很少，笔者参照姗的划分方法，根据机构所属国影地区，将样本中的论文划分如下：
·z——陆无合作论文，机构在中国大陆。

·W——大陆以外无合作论文，机构在港澳台或者其他国家／地区。

·Z&W——无合作论文，z与w的累加。

·zZ-—，大陆内合作论文，所有机构(两个及两个以上)都在中国大陆。

·gW——跨国衫地区合作论文，所有机构(两个及两个以上)中既有中国大陆机构，也有港澳台或者其他国家／地区机构。

·ZZ&ZW——合作论文，Zz与ZW的累加。

在“无合作”的论文中，z共有6 688篇，占“无合作”论文的98.7％；w共有88篇，占“无合作”论文的1.3％。

事实上，这88篇论文主要为境外华人用中文发表。

在“合作”论文中，zz共有1844篇，占“合作”论文的97.1％；ZW共有55篇，占“合作”论文的2.9％。

总体而言，大陆以外机构在上述4种期刊中发表论文仅占1.6％。

在样本中，未发现WW类论文，即中国大陆以外两个不同机构合作在上述4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一篇论文中出现了两个中国大陆以外的机构，但同时出现了中国大陆机构，这篇论文会被划入ZW中。

如表2所示：
从篇均被引频次看，z论文比w论文的数值高，但这并不代表z论文比w论文的影响力更大。

因为论文的被引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只增不减，早发表的论文有充足的时间吸引更多的引用，而新发表的论文则来不及被引用，不考虑论文的发表时间而笼统比较篇均被引频次是不可行的。

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将各种合作模式下的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按其发表时间逐一进行比较，如表3所示：
表3中的数据也印证了“无论哪种合作模式下。

发
表较早的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较高”。

因此。

各种合作模式对论文被引频次产生的影响只能逐年进行比较。

笔者选用符号检验方法(sign test)对表3中各种模式对被引频次影响进行单边检验。

符号检验法是通过两个相关样本的每对数据之差的符号进行检验，从而比较两个样本的显著性。

单边检验的备择假设是A-B(A与B的差值)中A>B。

显著性水平设为a=0.05，当P值小于O，05时，认为两个相关样本有显著差异。

即A的数值显著大于B。

符号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显示，各种模式之间对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的有三组：ZW-W、ZZ-Z 与ZW&ZZ—W&Z。

对于第一组，跨国家／地区合作的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显著大于大陆以外的国家／地区独立发表的论文(P=0.011)；对于第二组，大陆内合作的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显著大于大陆内无合作的论文(P=0.011)；对于第三组，合作的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显著大于无合作的论文(P=0.011)。

综合而言，合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论文的被引频次，但不足以产生1+1>2的效果。

对于大陆内机构而言，与大陆其他机构合作的论文的篇均被引
频次显著大于无合作的论文；对于大陆外机构而言，与大陆机构合作的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显著大于元合作的论文。

但统计中并未发现跨国家／地区合作的篇均被引次数显著高于大陆内合作；也未发现大陆外无合作的篇均被引频次显著高于大陆内元合作，笔者认为，合作出现这样的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部分跨国家／地区合作的论文以英文发表，相比中文论文而言。

被引频次较少；另一方面。

是由于这类合作的论文数量较少，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2.3合作模式对论文被引频次产生的影响—_按机构类型划分
根据机构性质，可将8675篇论文的机构划分为三种类型：高校、研究所、其他。

在划分机构类型时，高校图书馆均被划入高校，研究所则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各党校研究所等。

在图情领域，发表学术论文的主体是高校与研究所，其他各类型单位发表论文数量较少，单独统计时不具备统计意义，所以统称为“其他”，如中小学、企业、博物馆、出版社、期刊编辑部、医院以及其他不以教育与科研为主的单位。

根据论文中的机构数量与类型，可将合作模式划分如下：
·C——高校独立发表的论文。

·Y——趼究所独立发表的论文。

·GG——高校与高校合作发表的论文，论文的所有机构(两个及以上)均为高校。

·YY
究所与研究所合作发表的论文，论文的所有机构(两个及以上)均为研究所。

·GY——高校与研究所合作发表的论文，机构中同时出现高校与研究所，且不合“其他”。

-Q——其他机构发表的论文，若独立发表，则为无合作Q，若与其他机构(无论哪种)合作发表，则为合作Q。

无合作论文中，高校发表论文5 538篇，占81.7％，研究所发表论文744篇，占11.0％；在合作论文中，高校与高校合作发表论文1329篇，占70.0％，研究所与研究所合作发表论文123篇，占6.5％，高校与研究所合作发表论文250篇，占13.2％。

这表明在图情领域高校的主体地位明显高于研究所，但高校的论文的影响力是否也高于研究所有待统计检验。

如表5所示：
与上文相同。

比较各合作模式对论文被引频次产生的影响需逐年计算篇均被引次数，如表6所示：
然后，用符号检验判断各合作模式对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力的大小关系，结果如表7所示：表6中，GY-2001对应的数值为11000。

即高校与研究所合作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篇均被引次数为1.000。

该年高校与研究所合作发表论文共8篇，这8篇论文共被引用8次。

样本量偏小使得数值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并不影响符号检验的结果。

表7显示，对于独立发表论文的机构而言。

高校与研究所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并没有显著差异(P=0.377)。

但对于两者之间的交叉合作而言，高校与研究所合作发表的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即显著大于高校独立发表的论文(P=0.011)，也显著大于研究所独立发表的论文(P=0.011)。

此外，高校与高校之间合作发表的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显著大于研究所独立发表论文(P=O.011)。

总体而言，在获得被引频次方面，合作优于不合作。

2.4合作频率对论文被引频次产生的影响——按院、系、所划分
在划分院、系、所过程中，笔者以学院、系或所为单位，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两个不同的机构。

合作不低于30次的机构(见表8)同时也是图情领域发文量较大的机构，且被引次数均较高。

就合作次数与被引频次而言，两者之间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即合作越频繁的机构的总被引次数也越高。

两者之间的散点图也证实了这一点(见图1)。

图1中，合作次数与被引次数的散点排列呈一条直线，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R=0.797。

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应用相对数值衡鲢，面非绝对数值，即考察篇均合作次数与篇均被引次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0.436，即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散点图如图2所示：
图2表明，合作频繁的机构发表的论文的影响力并不一定大。

这一结论看似与上文中的“合作优于不合作”的结论相违背，其实不然。

首先，“合作优于不合作”的结论来源于8675篇论文构成的大样本，具有一般性，而图2中的样本仅为10个优势机构(发文量较大)，而不是随机抽样样本；其次，图2中各机构的篇均被引频次并不是逐年统计得到的。

这个小样本(10个机构)的结论表明：从合作中获益的不是优势机构，而是优势机构以外的机构。

3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图情类影响力最大的4种期刊在2000—2009年的载文量与被引频次为样本，采用符号检验与相关分析的方法，从合作模式(包括按国家／地区翘分、按机构类型划分)与合作频率两个方面分析了科研合作对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

研究发现：①合作发表论文的影响力明显高于独立(无合作)发表的论文；②在获得被引频次方面，国际合作并不优于国内合作(准确地说，中国大陆的跨国家／地区合作并不优于大陆内合作)，高校并不优于研究所；③研究机构的合作次数与被引频次呈正线性相关关系。

但机构的合作频率与篇均被引次数没有显著相关。

科研合作并不能产生1+1>2的效果。

总体而言，1+1>1成立，即合作发表论文的影响力大于独立发表论文的影响力，但对于具体合作模式而言。

1+1>1也不一定成立。

例如，按国家／地区划分的台作模式中。

虽然有zW>w、ZZ>z，即1+1>1成立，但ZW与z、ZZ与w 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即1+1>1不成立。

同样地，按机构类型划分的合作模式中，虽然有GY>G。

GY>Y、GG>Y，但GG与G、YY与G、YY与Y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

在1899篇合作论文中。

企业与高校或研究所的合作共45篇，占2.3％。

高校与研究所是科研机构的主体，其研究成果理论水平较高，而企业则是直接面向生产实践。

高校或研究所与企业的合作代表着理论研究对生产实践的指导，或科研成果向生产实践的转化。

在图情领域。

科研的服务对象主要还是图书馆，科研成果对生产实践的指导或向生产实践的转化比例还很低，而该领域面向互联网的、面向信息技术的、面向企业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

在8 675篇样本论文中，大陆以外机构发表的论文总数为143(=88+55)，仅占1.6％。

这143篇论文中，大多数都是大陆以外机构的华人所发表，如他们回大陆参加学术会议时的会议论文、期刊对华人编委的约稿等，而真正意义上的与大陆以外机构合作(如与比利时Ronald Ruusseau的合作)的论文非常少。

也正是因为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家／地区合作论文的数量稀少，尚未形成规模效应，难以被注意到，也难以被频繁引用。

在国内的科研评价体制引导下，科研合作的动机非常复杂，即便是图情类影响力最大的四种期刊中也存在挂名现象。

挂名现象给合作模式研究带来了噪音，下—步研究中，笔者将从大样本中寻找挂名的规律，以深化科研合作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