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石化企业社会性负担与股利政策实证分析

我国石化企业社会性负担与股利政策实证分析
作者：刘名旭张潇月
来源：《会计之友》2021年第19期
【摘要】企業承担社会性负担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较高的社会性负担有利于企业改善形象，促进业绩增长，进而影响股利政策，但承担较高的社会性负担又会增加企业成本和现金支出，制约企业的股利支付。

文章以我国2014—2018年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社会性负担对该行业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行为的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性负担显著降低了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意愿和水平，社会性负担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力成本使代理成本提高进而降低公司价值的途径影响石化企业的股利政策。

在当前国有企业混改的大环境下，分析企业社会性负担与企业财务行为，有利于理解混改过程中各方利益诉求，为国有企业混改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石油化工企业; 社会性负担; 超额雇员; 股利政策
【中图分类号】 F27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19-0101-07
一、引言
政府应该是社会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现实环境下，政府无法完全有效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企业承担部分社会性负担就成为必然。

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一方面可以履行社会责任，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

投资、融资和股利政策是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问题，其中股利政策是公司利润分配的重心。

为了公司的长远稳定发展，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上市公司应该实施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

资本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面对不断变化的资本环境，该采取怎样的股利政策行为是诸多上市公司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作为我国制造业的风向标，石化行业上市公司对沪深两市的股票市场影响深远。

石化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基础，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

根据2018年的数据，中国石化行业的总产值达到3.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左右。

目前而言，我国大部分石油化工企业主要是国有控股企业，同样存在一些与其他国企类似且难以消除的问题，比如较高代理成本、较低工作效率等。

在当前国有企业混改的大环境下，研究石油化工企业的社会性负担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有利于理解国有企业在混改过程中各方利益诉求，为国有企业混改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社会性负担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在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下，企业长期面临着较重的超额雇员问题，且在国有企业尤为突出。

政府为了追求社会目标，比如提高就业率、减少失业率以维持社会稳定，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

林毅夫和李志赟[ 1 ]指出当上市公司为国有控制时，会出现两种负担，分别是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而且受控制程度越高，负担越重。

对发达国家来说，市场经济趋于完善，企业和政府之间互不干涉，很难见到上市公司为政府业绩而操劳。

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和政府的界限模糊，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上市公司或多或少都会分担一部分政府负担。

同时地方分权使得当地政府拥有经济自主决策权，可让地方企业承担本属于政府的责任，其中就包括接纳额外员工，以此来保证较高的就业率。

林毅夫和李志赟[ 1 ]认为社会性负担是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

于坤[ 2 ]认为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主要包括超额雇员（冗员）、社会办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以及财税负担四个方面，其中冗员问题最为严重。

企业接受过多的社会性负担，其本身经济效益将会受到影响。

马福昌[ 3 ]认为，当国有企业拥有超过正常雇员规模的员工人数时，公司治理的效率会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随之升高，从而造成企业亏损，并且国有企业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也没有裁员。

林毅夫和李志赟[ 1 ]认为，我国的财务和行政体制改革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对政绩的盲目追求又带来了逆向软约束的后果，这种自上而下掠夺资源的方式，表面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实际上已经造成预算超支。

当政府把就业、维稳、税收和刺激经济等任务交给企业来完成时，企业将不得不面对与利益最大化相冲突的问题。

冲突越大，企业承担的政治成本越高，对企业业绩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曾庆生和陈信元[ 4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承担的劳动力成本要远低于
国有企业，而造成劳动力成本升高的原因可能是冗员问题和高工资率。

他们还发现企业受到政府控制越强且国有股占比越高，冗员问题会越严重，连带着劳动力成本也一起升高。

薛云奎和白云霞[ 5 ]通过研究2000—2005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超额雇员的相关问题，发现超额雇员会降低高管的薪酬激励从而增加代理成本，因此会对企业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在石油化工企业的股利政策方面，付建奎和冯永祥[ 6 ]、林宙[ 7 ]以我国三大石油公司为例，分析了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差异及其原因。

他们认为三大石油公司因为业务领域、经营策略及现金流差异导致股利政策差异。

何之望[ 8 ]通过对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现金红利分配行为的实证研究，认为现金股利分配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和基础是公司的盈利能力。

可见，现有关于社会性负担的研究更多着眼于政府干预对企业社会性负担的影响以及社会性负担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尤其是融资行为的影响，较少文献研究社会性负担对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而以石油化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则更少。

本文以石油化工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社会性负担对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以期拓展企业社会性负担的研究领域，也为国企混改提供相关的实证证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石化企业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政府手里集中了石化企业的大部分股权，政府持股比例较高，直接或间接控制绝大多数石化企业。

大量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企业社会性负担较重。

政府作为国企的控股股东，负责考核公司效绩和任命公司高管，干预国有企业的成本较低。

因此，当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有限且无法实现政府的社会目的时，通常将社会性负担（如公共建设、就业、社会稳定等）分配给国有企业。

相反，对于民营企业，政府如果要让其分担社会性负担就必须与其进行谈判，考虑到社会性负担会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降低企业效率，与民企谈判势必会让政府成本增加。

从成本效益角度考虑，政府更愿意干预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性负担。

在此情况下，国企的经营决策受社会性负担影响而变化。

为了提高就业率，国企雇用的员工人数超过正常规模，员工增多，人工成本增加，加之人员冗杂会分散管理层的注意力，员工管理不善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同时企业的现金流被投入到社会公共建设当中，对生产经营的投入就会减少。

我国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中大部分存在国家控股，公司管理层往往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任命作为国有股的代表行使管理权，国有股比例越高，管理层对整个行业的控制权就越大，管理层就越倾向于采取低股息支付率的政策。

当有利润时，政府首先考虑的可能是社会目标的实现，如利用公司利润实现社会就业率扩大的投资。

陈晓珊和刘洪铎[ 9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公司超额雇员会显著降低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意愿和水平。

一般认为，社会性负担给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带来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是超额雇员让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

陈晓珊和刘洪铎[ 9 ]的分析表明超额雇员主要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公司价值、增加管理费用和代理成本等路径降低公司可分配利润，影响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曾庆生和陈信元[ 4 ]通过考察员工数量和职工薪酬两个变量，认为民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显著低于国有企业，超额雇员的程度越高，劳动力成本越高。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性负担会降低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意愿。

假设2：社会性负担会降低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

四、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沪深两市A股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按下列步骤进行筛选。

首先，剔除ST公司，因为ST公司处于非正常状态，其经营决策可能是非正常的决策。

其次，剔除在2014—2018年间数据大量缺失且具有异常值的公司。

从实践分析的角度来说，运用Stata软件处理面板数据时虽然并没有要求面板完全平衡，但从理论角度来讲，回归数据大量缺失的非平衡面板所得到的实证结果有可能不具备研究价值和代表性，所以本文样本剔除此类公司。

最终得到175个样本观测值。

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数据处理通过Stata15.0完成。

（二）变量设计
为了检验社会性负担与股利政策行为之间的关系，借鉴陈晓珊和刘洪铎[ 9 ]、李树根[ 10 ]的做法，采用超额雇员作为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的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Divi，t=+1Burdeni，t+2Equityi，t+
3Investori，t+4Manageri，t+5Ratioi，t+
6Directori，t+7Supervisori，t+8Sizei，t+
9Roei，t + 10Cashi，t + 11Levi，t +
12Capitali，t+13Growthi，t+∑Yeari，t+
i，t （1）
PRi，t=+ 1Burdeni，t+2Equityi，t+
3Investori，t+4Manageri，t+5Ratioi，t+
6Directori，t+7Supervisori，t+8Sizei，t+
9Roei，t + 10Cashi，t + 11Levi，t +
12Capitali，t+13Growthi，t+∑Yeari，t+
i，t （2）
其中，股利分配意愿（Div）为公司进行股利分配的虚拟变量，当公司对股东实施股利分配时取值为1，未对股东实施股利分配时取值为0，在模型估计中采用Logit估计;股利支付水平（PR）的衡量指标为股利支付率，即股利总额/净利润总额，在实证分析中采用线性回归估计。

变量Burden表示超额雇员。

考虑到公司规模、资本密集度、成长性水平、行业特征、公司代理成本等是公司决定雇用员工规模的最基本因素，本文参照张敏等[ 11 ]的方法首先用全样本对模型Y=+1Size+2Capital+3Growth+进行分年度回归，得到预测的公司正常的雇员规模，其次运用公式计算出公司的超额雇员Burden=Y-。

其中，变量Y为公司的雇员规模，其计算方法为公司雇员人数/年末资产总额×1 000 000。

Control为控制变量。

由于公司的股利政策不仅受超额雇员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股权结构、公司特征、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经营效率等因素的影响，依据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12个指标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公司规模、公司绩效、公司现金流、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和公司成长性。

具体如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是对样本公司2014—2018年分红情况的统计，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从表2可以看到，我国石油化工行业近65.71%的上市公司支付股利，且分红公司的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这可能与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政策有关。

从表3可以看到，股利支付率平均仅为0.272，总体支付水平较低。

通过模型估计出超额雇员，其方差为3.840，总体均值为0.024，說明我国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存在超额雇员的问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从样本区间可以看出，我国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平均约
为9人，其中监事会规模约为4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平均为36%。

同时还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资本密集度、代理成本等差别不大，但公司绩效、成长性水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则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探究社会性负担与股利支付行为之间的关系，对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统计分析，采用Pearson系数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企业股利分配意愿（Div）与社会性负担（Burden）的相关系数为-0.134，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

同时，企业股利分配意愿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hold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itute）、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公司规模（Size）、公司绩效（Roe）、公司现金流（Cash）以及公司成长性呈正相关关系，与资本密集度（Capital）、负债水平（Lev）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此情况下，国企的经营决策受社会性负担影响而变化。

为了提高就业率，国企雇用的员工人数超过正常规模，员工增多，人工成本增加，加之人员冗杂会分散管理层的注意力，员工管理不善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同时企业的现金流被投入到社会公共建设当中，对生产经营的投入就会减少。

我国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中大部分存在国家控股，公司管理层往往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任命作为国有股的代表行使管理权，国有股比例越高，管理层对整个行业的控制权就越大，管理层就越倾向于采取低股息支付率的政策。

当有利润时，政府首先考虑的可能是社会目标的实现，如利用公司利润实现社会就业率扩大的投资。

陈晓珊和刘洪铎[ 9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公司超额雇员会显著降低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意愿和水平。

一般认为，社会性负担给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带来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是超额雇员让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

陈晓珊和刘洪铎[ 9 ]的分析表明超额雇员主要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公司价值、增加管理费用和代理成本等路径降低公司可分配利润，影响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曾庆生和陈信元[ 4 ]通过考察员工数量和职工薪酬两个变量，认为民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显著低于国有企业，超额雇员的程度越高，劳动力成本越高。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性负担会降低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意愿。

假设2：社会性负担会降低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

四、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沪深两市A股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按下列步骤进行筛选。

首先，剔除ST公司，因为ST公司处于非正常状态，其经营决策可能是非正常的决策。

其次，剔除在2014—2018年间数据大量缺失且具有异常值的公司。

从实践分析的角度来说，运用Stata软件处理面板数据时虽然并没有要求面板完全平衡，但从理论角度来
讲，回归数据大量缺失的非平衡面板所得到的实证结果有可能不具备研究价值和代表性，所以本文样本剔除此类公司。

最终得到175个样本观测值。

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数据处理通过Stata15.0完成。

（二）变量设计
为了检验社会性负担与股利政策行为之间的关系，借鉴陈晓珊和刘洪铎[ 9 ]、李树根[ 10 ]的做法，采用超额雇员作为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的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Divi，t=+1Burdeni，t+2Equityi，t+
3Investori，t+4Manageri，t+5Ratioi，t+
6Directori，t+7Supervisori，t+8Sizei，t+
9Roei，t + 10Cashi，t + 11Levi，t +
12Capitali，t+13Growthi，t+∑Yeari，t+
i，t （1）
PRi，t=+ 1Burdeni，t+2Equityi，t+
3Investori，t+4Manageri，t+5Ratioi，t+
6Directori，t+7Supervisori，t+8Sizei，t+
9Roei，t + 10Cashi，t + 11Levi，t +
12Capitali，t+13Growthi，t+∑Yeari，t+
i，t （2）
其中，股利分配意愿（Div）为公司进行股利分配的虚拟变量，当公司对股东实施股利分配时取值为1，未对股东实施股利分配时取值为0，在模型估计中采用Logit估计;股利支付水平（PR）的衡量指標为股利支付率，即股利总额/净利润总额，在实证分析中采用线性回归估计。

变量Burden表示超额雇员。

考虑到公司规模、资本密集度、成长性水平、行业特征、公司代理成本等是公司决定雇用员工规模的最基本因素，本文参照张敏等[ 11 ]的方法首先用全
样本对模型Y=+1Size+2Capital+3Growth+进行分年度回归，得到预测的公司正常的雇员规模，其次运用公式计算出公司的超额雇员Burden=Y-。

其中，变量Y为公司的雇员规模，其计算方法为公司雇员人数/年末资产总额×1 000 000。

Control为控制变量。

由于公司的股利政策不仅受超额雇员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股权结构、公司特征、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经营效率等因素的影响，依据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12个指标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公司规模、公司绩效、公司现金流、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和公司成长性。

具体如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是对样本公司2014—2018年分红情况的统计，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从表2可以看到，我国石油化工行业近65.71%的上市公司支付股利，且分红公司的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这可能与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政策有关。

从表3可以看到，股利支付率平均仅为0.272，总体支付水平较低。

通过模型估计出超额雇员，其方差为3.840，总体均值为0.024，说明我国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存在超额雇员的问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从样本区间可以看出，我国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平均约为9人，其中监事会规模约为4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平均为36%。

同时还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资本密集度、代理成本等差别不大，但公司绩效、成长性水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则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探究社会性负担与股利支付行为之间的关系，对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统计分析，采用Pearson系数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企业股利分配意愿（Div）与社会性负担（Burden）的相关系数为-0.134，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

同时，企业股利分配意愿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hold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itute）、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公司规模（Size）、公司绩效（Roe）、公司现金流（Cash）以及公司成长性呈正相关关系，与资本密集度（Capital）、负债水平（Lev）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