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

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秦家琪陆协新黑格尔在谈到对客观事物进行比较研究时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

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1同样，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也在于发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艺现象之间共同性中的差异性和差异性中的共同性。

诚然，阿Q和堂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典型，相隔三百多年，一个诞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诞生在十七世纪初期的西班牙，处于截然不同的时代，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意识特点。

无论从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阶级出身、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恋爱意向、思想信念、思维逻辑、感情色调，以至一生经历和最后结局等方面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

这些差异性构成了他们各自时代的、阶级的和民族的特殊性，由这些特殊性构成的艺术典型的社会历史的、思想政治的和道德精神的不同实质和深度，便是他们之间不可替代和混同的主要根据。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个艺术形象作进一步的考察、剖析和比较研究的话，就能够发现，在他们各具特性的血肉之躯中却包裹着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灵魂（即人类的共同经验和体验），因而，不仅以独特的面貌为人们所区别，同时还能从某些思想行为的特点中，以及在美学性格的塑造上，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本文将着重对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相同性方面作一比较研究。

一列宁说：“如果要作历史类比，那就应当分清并且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共同点，否则就不是历史类比，而是信口开河。

”2阿Q和堂吉诃德确实是“不同”的，但在他们思想和行为上，有着许多共同特点。

毫无疑问，这些共同点又因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理想情趣、知识修养和认识能力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色彩，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思想行为实质上的共同性，和在世界艺术形象系列中的互相类似的不可分离性。

如果把它们并列在古今中外艺术典型的雕塑群像之中，熟谙他们的鉴赏家是不会感到对立和不协调的。

阿Q和堂吉诃德都具有质朴、直率的性格特点。

鲁迅认为，“真正的吉诃德”并非如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他是“十分老实”的。

3他心口如一，毫无伪饰，往往把自己所思所行，和盘托出，使自己成了没有任何遮蔽的靶标，因而处处受辱、被人愚弄。

他不是那种“阴柔人物”，所以总是吃亏。

阿Q呢？这是一个具有“农民式质朴”的老实人，老实得简直有些愚蠢，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

”4他不谙人情世故，为人坦率正直，其喜怒哀乐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

这样，他总是未庄闲人嘲弄撩惹的对象、侮辱攻击的目标。

他们在生活中是被欺侮的弱者，但却都希望成为强者，其愿望之迫切，有时竟达到妄自尊大的地步。

堂吉诃德自诩是“模范骑士”，甚至连法兰西十二武士、世界九大豪杰的功绩都比不上他“赫赫有名，而且空前绝后，当世无双。

”阿Q 藐视王胡、鄙夷小D；比赵家的秀才还长三辈，即便是对有钱有势的赵、钱二位太爷，阿Q也“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

想成为强者的愿望，是因无法摆脱的逆境而产生；如果说成为一个强者仅仅是一种愿望，那么维护个人的尊严，自我珍重，以至自我陶醉、忌讳缺点，或许不失为在困苦不幸的逆境中聊以自慰的现实手段，这不仅是不幸者的一种“幸福”，而且还是失败者的一种“胜利”。

在这一点上堂吉诃德和阿Q也是一样的。

堂吉诃德常为自己屡遭失败的侠义而勇敢的事迹感到骄傲，虽然“自称自赞适得其反”，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在“没有旁人替我说话”的时候，“只好自己说说”，作一番自我陶醉。

当他听说有人把他的荒唐行为当作“丰功伟业”写成传记出版，便一面觉得“一个有声望的好人生前看到自己的美名在各种语言里流传”是最称心的享受，一面又因书中把他一次次失败和挨揍的狼狈相都包罗进去而深为遗憾，认为这“有损主人公的尊严”。

阿Q的忌讳头上的疮疤，要有一个姓氏，想娶个老婆，以及想为吴妈唱好几句戏等等，也都说明他的自尊自负和自珍自重，而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取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

但是，现实毕竟是现实，自我尊重和自我陶醉最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在备受凌辱、到处碰壁之余，为了使自己屈辱的灵魂获得一点暂时的安慰，为受伤的肉体涂抹一点止痛的精神药膏，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精神上的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既是阿Q性格和气质的核心，也是堂吉诃德性格和气质的核心。

阿Q的“我总算被儿子打了”，“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你还不配”，“孙子才画得很圆”，固然是自轻自贱，但却是“第一个”，和状元一样，乃至“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使自己“立刻转败为胜”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阿Q精神上获得胜利的法宝，这里不再赘述。

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则不大为人们所道及，其实在这方面，较之阿Q也并不逊色。

你看：他在遭到痛打，抚摩伤痕之际，还在“私自庆幸，觉得这种灾殃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他的“惯技”是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幸，同骑士小说里英雄们的遭遇加以类比，一比便不觉得特别不幸，又何况自己是骑士中的“第一”，而“‘第一’究竟是表示出人头地的词儿”，于是更加心安理得，甚至有些沾沾自喜起来。

在受尽磨难，吃够苦头以后，他会自我解嘲地说；“这种种苦难都是和披甲拿枪的行业分不开的，不然的话，我就倒在这里活活地气死了”。

在他看来，“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好人都受到这样的毁谤”，“游侠骑士的经历，决不会都一帆风顺”。

当他被关在笼子里押解回乡的时候，还振振有词地宽慰自己“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否则我就不是个有名的游侠骑士了。

名望不高的骑士从来没有这种遭遇，因为世界上谁也不理会他们，英勇的骑士就不同，他们的品德和功勋遭到许多国王的骑士的嫉妒，那些人就使出卑鄙的手段来陷害好人”。

因此，他从不垂头丧气，而是继续沉浸于幸福的梦幻中，让精神上的欢愉再次滋润他那受难的心：“我在牢笼受苦就是光荣；我带着枷锁心上也舒服；我躺的硬板就不是挣命的场所，却是温柔乡！”甚至在严酷的现实使他再也无法自我安慰，谋取精神胜利的时候，还使出最后一个“法宝”，自我宽慰说这个现实仍然是不真实的，它不过是魔术家变的戏法，“凡是和我们有关的事物，他们都要变化，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全看他们是存心帮我们还是害我们”。

精神胜利法无论对阿Q还是堂吉诃德，都象是一瓢掺有毒药的稠蜜，可以暂时缓解一下失败的痛苦，但最终会将他们导入永久的迷误和虚妄的泥潭之中，沉浸在精神麻木状态而不能自拔。

上述种种“精神胜利法”既不能拯救阿Q于败局，也不能改善堂吉诃德的困境，于是在他们恍惚的心神中和傻愚的头脑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了另外一系列支撑自身“荣誉”和应付恶劣环境的“妙法”：以假当真，把想象和幻觉当成真实。

例如阿Q会把自己的得失荣辱归因于赵家威风的盛衰；总觉得动过小尼姑的光头和面颊的大拇指和食指“比平常滑腻”，因而心旌摇荡；当他发现革命的风声竟使举人老爷害怕，使未庄的鸟男女们慌张时，霎时间便沉缅在“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的幻境之中；他仇恨赵太爷，于是把抢劫赵家的人当作白盔白甲的革命党。

堂吉诃德则更是生活在一个心造的幻想世界里，他把从骑士小说中看到的一切虚幻化为自身生存其间的真实世界，“他所思、所见、所想象的事物，无一不和他所读到的一模一样”。

于是他把客店当堡垒，把店主当长官，把妓女当名门闺秀或高贵命妇，把牧猪奴吹号唤猪当作迎接他这位高贵骑士的礼仪之乐；此外，还有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敌人，把商队当游侠骑士，把酒袋当魔鬼的头颅，把祈雨的偶像当作遭劫持的贵妇，把傀儡戏中的打仗当作真实的战争，等等，尤其可笑的是把面貌丑陋、胸脯长毛，而且从未见过一面的农家姑娘当作自己的意中人，给她起了一个带有公主贵人意味的响亮名字“杜尔西内娅”（意即甜蜜温柔），奉为自己心中的太阳、勇敢和力量的源泉，生命和荣誉的保护神。

总之，“把这类分明虚假的事都信以为真。

”阿Q和堂吉诃德都把自己当作强者，是胜利者，其实他们是真正的弱者，而“幻想是弱者的命运”5。

生活不断嘲弄阿Q和堂吉诃德，而伴随他们的总是倒霉和失败。

桑丘说他主人在“一百次的遭遇里，九十九次的下场是倒霉别扭的”，阿Q也同样如此。

于是，他们把无可辩解的败局归因于生不逢时，慨叹今不如昔。

阿Q是叹息“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或是忿忿然于“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

为什么？因为世道日衰，风气败坏，所以会有“儿子打老子”的怪事发生。

直到面临“大团圆”的结局时，还认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被抓被游街被杀头的。

堂吉诃德呢？他被关进牢笼，苦思失败的原因，终于悟出“大概今非昔比，骑士道和魔法都换了样了”，“另创了新鲜的魔术，别有新法摄走着魔的人了。

”他把一切不幸都归因于“时候不同，运道也不一样”，因为“游侠骑士在古代多么有用，在现在多么急需。

可是这个年头儿，可怜的世人只知道偷懒享乐了。

”所以得出结论：“人生历史上总是一会儿得意，一会儿失意的”。

当然，在他们的全部失意史中偶然也可以找到一星半点光荣的“优胜纪略”，虽然只是小小的“胜利”，但却给他们带来了大大的欢乐。

阿Q一生中唯一的胜利是同小尼姑的“较量”，在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中成了胜利者，建立了唯一的“勋业”。

堂吉诃德的唯一的胜利史是战胜了改扮骑士的参孙，他因此洋洋自得，不可一世，“觉得自己打了这一场胜仗，就算得当代最英勇的游侠骑士。

”这种胜利，不但给他们带来了暂时的欢乐，而且也给他们造成对先前屈辱的忘却，忘却不久前的失败、不幸和痛苦。

阿Q在遭遇意外袭击的时候，会立即捡起“‘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

堂吉诃德同样如此，在小胜以后，“他把魔术家和魔术全不放在眼里；他当游侠骑士以来数不清的一次次挨打呀、成阵的石子砸掉他半口牙齿呀，······都忘记得一干二净”，并且立即信心十足地面对未来，“今后有什么冒险，拿定都会马到成功。

”然而，阿Q和堂吉诃德并不是始终迷糊的傻瓜，愚不可及的笨蛋。

阿Q只有在自己遭到失败和痛苦，以及根据无师自通地从“圣经贤传”中得来的见解观察生活、评论是非时，他才显得愚蠢可笑，但只要一旦能够摆脱(即便是暂时的)外在势力(赵太爷等未庄的统治者和闲人们）的直接加害和逼迫，环境容许他多少能够以独立的人格去思索和探求的时候，他也就多少能表现出几分清醒，甚至是聪明机智的。

例如他在生计受到威胁而吃完偷来的第三个萝卜的时候，就拿定了进城的主意，因为他清醒地感到未庄已不是他生存之地；对赵太爷传令看货，他用拖延时间的办法对付，对秀才的“价格政策”也表示冷淡，因为他仇恨他们，鄙视他们；赵白眼想探口风，阿Q准确深刻而且机灵含蓄地用一句话把他顶了回去；而临刑前的霎那（这时他仍是独立的，他已经不再害怕），在旋风似的思绪里出现的“狼眼睛”，终于使他猛然有所惊觉，虽然不很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