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摘星录_考释的若干商榷
研习郑氏星案须要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6页word
研习郑氏星案须要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一：郑氏星盘，乃沿袭中国古制，即太阳在黄道一天行一度，一年行周天365.25度，其度制有别于今天所采用的周天360度。
而古制周天365.25度，其实更方便星学者根据秘传口诀，不用星历而能快速手工排盘（排一个盘仅需十多分钟）。
二：郑氏星案乃采“等宫制”，但黄道十二宫由于周天365多度这个客观原因，加上24节气当中，相邻两“中气”相隔“30天左右”这个变数，造成古制黄道12宫实际并不等宫！即非今制每宫皆30度（古制黄道12宫，每宫度数相差不大，可视为等宫）。
但不能说郑氏星盘的这个“不等宫”，等同于西洋占星的那个“不等宫制”，两者实质意含是不一样的。
三：郑氏星案之批词即命书，乃郑氏诚留给顾客保存的，所以郑氏不可能把许多断命技巧直接写在批词中，所以在《郑氏星案》中，郑希诚所秉持的星宗推命之理念法则及诸多技巧，还留待今天的星学爱好者去进一步研究发掘！四：李光浦先生所著的《郑氏星案新诠》，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其书内容符合《果老星宗》推命之理念法则，也基本破译了郑希诚批命所持的断命技巧，只是李光浦先生对小限和神煞的如何运用，这些属“小象”细节范畴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搞懂弄清，原因是他没有得到或者悟出流传民间的这一部分理念法则，也就难怪他发出这样的话——“命宫大限之流年神煞还有可取之处，钩起飞来和小限之法却不能凭籍了”——这句话，不足采信，否则星宗推命的水平也就停留在他那样的高度，不能再有所提高了！五：虽然郑氏所处年代，星学者早已明了岁差现象，但郑希诚仍然不为所动，星盘仍然采用不考虑岁差的黄道回归制（被后世星学者名为“郑氏星案制”），也不采用如今星学者及排盘软件所用的那种‘岁差调整行星赤道经度’的“赤道恒星制”，这是郑氏高明之处，更能证明郑希诚深谙果老之道，不愧为一代星学宗师！郑氏星案制星盘图，现如今仍为大陆民间算命奇准的星学隐士所秉持，这是为什么呢？民间星学隐士的观点认为：果老星宗推命，在宋末元初，早已完善成型！其七政四余推命古诀，多源出于符合当时实际天文星象的“28宿度之布列星盘图”，所以后世学者要用星宗推命，不能数典忘祖，还得必须采用那时的“星盘图”，即为郑希诚所保留采用的那个星盘图，亦即被后来星学者所尊称的那个“郑氏星案制星盘图”！为什么要这样呢？毕竟星宗推命，是建立在日.月.金.木.水.火.土.罗喉.计都.紫气.月孛之间的位置角度关系上，并把阴阳五行之气“借助28宿度”揉进到这种位置角度关系里面去的一种占星体系。
论郭沫若对《看虹摘星录》的批评——读《斥反动文艺》札记之一
日 《 当代评 论》 第３ 卷第 ２ － ６ 期， 署名沈从文 。 １ ９ ４ ３ 年５ 月，
沈从 文重 写该小 说 ， 以《 摘 星录 》 为 篇名发 表于 １ ９ ４ ４年 １
月 １日《 新 文学》 第１ 卷第 ２ 期， 署名沈从文 。《 沈从 文全 集》 所收的是《 新 文学 》 的版本。这篇为沈从文所反 复修改
得对 ， 有学者却认 为简单粗暴 、 不合情理 。近年来 ， 跟这句
话密切相关 的一些材料陆续被揭示 出来 ， 这让我 们不得不 再次面对这一问题 ， 给予尽 可能切近实际 的评判。
一
、
《 看虹摘星录》 的原貌
《 沈从文全集 》 第１ ６卷 收入《 （ 看 虹摘 星录 ＞ 后记 》 ， 编 者题注说 明“ 本篇发表 于 １ ９ ４ ５年 １ ２月 ８日和 １ ２月 １ ０日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堂吉诃德一样 ， 挥舞着他 的长矛 ， 要 为文学界立法 ， 要 给青
的小说侧重 于女性情爱心理 的刻 画。女 主人 将近三十岁 ， 因战争关系从北平来 到后方 ， 在一种美人迟暮 的心 态下 回 忆着她 的恋爱故事 ，她高 中时就有男教师 因她被 开除 ， 后 来又遇 到兄弟二人 同时爱她 ， 美 国留学生爱她 ， 老 同学 的
从文 的任何集子。 裴 春芳认为《 看虹摘星 录》 这部 小说 的确 存在 ， “ 基本 内容应该包 括刊发于香 港的《 梦 与现实》 和《 摘
收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３ — ０ ５ — ２ ３
作者简介 ： 李斌（ １ ９ ８ ２ 一 ） ， 男， 文学博士 ， 中国社会科 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助理研 究员。主要从事 民国时期 中学国文教 育和现代
【语文暑假作业】新高二年级第二周第3天拓展阅读(名家作品)+专题训练(信息类文本阅读)
_______月_______日星期_______ 姓名：_______名家散文——王安忆《南陌复东阡》2024年高考新课标II卷现代文阅读Ⅱ的材料出自作家徐则臣的散文《放牛记》。
《放牛记》是徐则臣真实的人生经历自述，感情真挚、语言幽默。
在回忆性视角下，作家并没有将放牛当作一件苦差事，反而认为放牛满足了自己儿时的“英雄梦”。
【作品导读】一座城市，往往有它独特的性情气质，人身处其中，尤其是生于斯长于斯，无不受到它濡染、浸润。
上海旧里弄里，南陌复东阡，纵横交错，看似混杂凌乱，却有着作家王安忆美好难忘而又忧患备尝的童年记忆，海派作家王安忆的《南陌复东阡》，堪为一篇隽永深沉的美文，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描写里弄风物，建筑格局，叙写少小记忆，书写缱绻情思，意到笔随，蕴含着关于童年、成长、故乡、城市、人生的诸多情思。
娓娓道来中，有人生成长普遍而深切的体验，有怀旧伤逝的无奈，有“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唏嘘感慨，有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及所蕴含的独特的生命体验。
【文本研读】南陌复东阡几乎是一整个九十年代，我都是从忧患中度过。
母亲多病，一年里总有一度住在医院。
病房在新建大楼的高层，可算得上那一片街区的制高点。
走廊上有一扇侧窗，望出去是一片旧式弄堂的连绵屋瓦，夕阳的光里面，飞翔着黑色的斑点，是回家的鸽群。
写景纯用白描，寥寥几笔，即勾勒出上海里弄的初印象，俨然市井、民俗生活老照片，使人如身临其境。
“回家的鸽群”，既是眼前实景，也暗含着作者对“心灵的故乡”的思归之情，文章开篇即奠定了一种怀旧伤逝的淡淡的哀伤情绪。
许多时间，是面了这扇窗过去，有时和我妈妈，有时只我自己。
心里有一种伤痛，不知是被谁伤着了，分明是来自于无边无际的不可抗力。
于是，又为这暂时的相守感到安宁。
（不可抗力，是指生老病死，不可抗拒；“安宁”是指能与母亲相守，弥足珍贵。
）以上写作者陪母亲看病时，在医院的高楼上看到的上海弄堂的情形及感受，引出下文对上海弄堂的回忆。
古代诗词的用典技巧
古代诗词的用典技巧用典，是古典诗歌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凡诗歌中引用过去有关人、地、事、物的史实或文句，来增加词句的含蓄与典雅，就是“用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即以古比今，以古证今，借古抒怀。
用典是文言各体共用的手法；诗词中常常用，也许是因为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无妨把用典看作诗语中有鲜明特点的一个小类。
由用典是怎么回事说起。
这可以用定义的形式说，是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
如“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对棋”句是用《晋书·谢安传》记谢安与客下棋事，以表示自己（作者杜甫）当年与房太尉也有过这样的交谊。
“把剑”句用《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季札于徐君死后挂剑于徐君墓树事，以表示自己对死者也有此心。
两句都是引古事以表今意；“凌波”是用《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以表示美人脚步，是引古语以表今意，这用不着思索就会看出。
这样的表达方法会带来麻烦：一种轻的是“隔”，因为不是径直说，理解就不能不绕弯子；另一种重的是“难于理解”，因为读的人也可能没念过《晋书》、《史记》和《洛神赋》，不知道事或语何自来，典故就必致成为迷魂阵。
一、用典的涵义“用典”是古体诗歌创作中常用的修辞方法之一，但是“用典”这一名称出现较晚，最早见于元人王构的《修辞鉴衡》，在此之前关于这一修辞方法的名称主要有：1.用事：钟嵘《诗品序》中即有“诗何贵于用事？[①]”之问。
王昌龄《诗格》“诗有六式”云：“五曰用事。
谓如己意而与事合。
”2.隶事：《南史王谌传》：“谌从叔摛，以博学见知。
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
[②]”3.引事：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称“引事虽博，其意犹同。
[③]”4.事类：《文心雕龙事类》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5.事义：《颜氏家训》中《文章》称：“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
资治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
《资治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与陈光崇、高振铎二先生商榷周征松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乃熔铸大量史料而成，关于司马光所引据的书目，许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
去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为纪念《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周年而编辑的《资治通鉴丛论》载有陈光崇、高振铎先生的考证文章，可说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
陈光崇《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统计为三百五十九种。
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统计为三百三十九种。
二先生都是以张须《通鉴学》所列书目为基础，“经过反复核对”来进行统计的。
他们的工作严肃认真，对《通鉴学》的统计数字多所匡正和补充。
他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接近事实。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是应该称赞的。
但是，在拜读了二位先生大作之后，我发现他们的统计结论仍有不够严谨的地方，影响到他们的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我们统计的对象是《考异》，兼及《通鉴》论中所见史家的史书。
由于司马光在《考异》中对引书书名写法不统一，很多书不写书名只写篇名，甚至别名，互相重出，造成错乱，但只要我们仔细加以鉴别，采取有书必录的方法，那么，要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不一定是很困难的。
最近，我也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
关于陈先生统计数字的检核陈先生的统计数字——《通鉴》引用书三百五十九种——是目前各家统计数字中最高的，比前此诸家都更接近实际。
但仔细检核一下，也发现有些疏误。
首先，陈先生对张氏所列《通鉴》引用书三百一种计数不正确的问题没有发现。
这一点高先生注意并纠正了。
实际计数应为三百五种。
(杂史少计二种，碑碣少计一种，别集少计一种。
诸子九种应包括《颜之推论》。
)第二，陈先生认为张氏所列书目中应去掉五种，(根据陈文，还要去掉《功臣录》但他未计入数内。
这也是个小的疏忽。
)此外，《竹书纪年》、《晋纪》、《功臣录》、《异域归忠传》、《封杭州西湖落星山伪诏刻文》、《外集》、《魏郑公谏录》、《幽闲鼓吹》、《袁子正论》等九种书未见于《考异》，应去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勘误十三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勘误十三则
1.修正《全音类统书》中《禁音备考》中把“秋”写错为“求”的错误。
2.修正《汉书》中“沙摩罗”一词错写为“沙摩洛”的错误。
3.修正《易经系辞》中“飞蟹”一词错写为“蟹飞”的错误。
4.修正《全唐诗》中著名诗人裴度的名字被写为“裴渎”的错误。
5.修正《古今典故集》中写成“陶炉”的“容器”应写为“陶罐”的
错误。
6.修正《宋书》中《帝王传》一文中把“湛”写错为“盏”的错误。
7.修正《五灯会元》中著名寺庙“善经寺”把“经”写为“级”的错误。
8.修正《后汉书》中《官渡传》中把“远节”写为“缘节”的错误。
9.修正《四库古文萃编》中把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作品误称为“批迥”的错误。
10.修正《古文观止》中“以果为报”一句被误写为“以沽为报”的
错误。
11.修正《宋词三百首》中著名诗人欧阳修的作品被写成“殴阳修”
的错误。
12.修正《韩愈序列传》中章子厚的年号被写为“咸淳”而非“咸宁”的错误。
13.修正《宋史》中《至道书》一文中把著名诗人李清照的名字写为“李晴照”的错误。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_
2024 年第 1 期第 64 卷（总 307 期）No.1 2024Vol.64 General No.307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李瑄摘要：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
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
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
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
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
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关键词： 遗民僧； 僧诗； 觉浪道盛； 诗教； 怨怒DOI ：10.13471/ki.jsysusse.2024.01.004遗民僧，即表现出遗民立场的佛教僧侣①，产生于王朝更迭的特殊时期，尤以明清之际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力大而令人瞩目②。
他们兼执儒、释伦理准则，活跃于宗教、哲学、公益、政治、文学、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
其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想都极受清初文坛重视，遗憾的是相关研究成果却至今寥寥。
现有僧人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宋二代，僧诗创作的高峰期却在晚明清初。
明清僧诗的数量远远超出前代。
据李舜臣调查，见于公私书目的释家别集“东晋1种,唐代9种,宋代30种，元代19种，明代66种,清代348种”③,可以大致反映不同时代僧诗风气的涨跌。
明清两代的僧诗风习，又以明万历至清康熙时期为高潮。
明代僧人别集，万历以后的占半数以上；清代僧人别集“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以康熙朝为最多”④。
清初僧人习诗见于文人记录非常频繁。
宋琬云：“数十年来，诗教与禅宗并行，于是方袍之士，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矣。
”⑤万历以降，在憨山德清、雪浪洪恩等带动下，丛林诗风越来越盛。
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名单
1、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助）(997项)
2、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名单（校助）(1000项)
3、江苏省2013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名单(100篇)
4、江苏省2013年度优秀硕士论文名单(200篇)
5、江苏省2013年度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特色活动名单（11项）
6、江苏省2013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省助）（100项）
7、江苏省2013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校助）（110项）
8、江苏省2013年度研究生工作站（590项）
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助）
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名单（校助）。
关于《看虹录》的命运
《 梦与 现实 》 （ 中篇 ）
（ “ 二 十 九年七月 十八 日 四川 峨 眉 山 ” ）
的粗心 ， 竞把 《 看 虹 录》 说成《 看 云 录》 。 所 有 的
观 指 认 小 说 表 现 了作 家 “ 一 贯 的 肉欲 追 求 ” ，
人 生 命 之 火 虽 有 时 必 熄 灭 ， 然 而 情 感 所 注 在 有 生命 处却 可 以永不 熄灭 。 这几 篇小 说 ， 确 实是 沈从 文 的精 心之 作 ， 反 复 修改 ， 多 次 发表 ， 在 他 的 创 作 中均 属 少 见 ， 情 况 是
象， 而是 “ 神性 ” 的凝 结 ， ４ ４ ， 象化 为 一 种 “ 古典 、 庄严 、 雅 致 的 美” 的“ 形式” ， 这 正是 作 家殚精
竭 虑 想 为 这 个 世 纪 保 留 下 来 的 。 而 笼 罩 全 篇
从文 过 去 受 “ ＊ ｔ ｔ ＃Ｕ ” 的《 看 虹 录》 居 然也 受 到 热 捧 ， 说它是 “ 沈 从 文 四 十 年 代 客 居 昆 明 时 期 的 重 要 小
据现 已发现的材料 ， 《 看虹摘星录》 至少应该包括《 梦与现 实》 （ 后改为《 新摘星录》 、 《 摘 星录》 ） ， 《 摘星 录》 、 《 看虹录》 三篇及其“ 后记” 。目 前 出版的《 沈从 文全集》 ， 只收录 了由《 梦与现 实》 改名的《 摘星录》 。开
始就 以《 摘星录》 为名的则未收。． ， ＇ ｖ ｑ ｒ ｌ 无法看到《 看虹摘星录》 的全貌。 《 看虹摘星录》 实在是沈从文创作道路上具有标志性 的著作 ， 应予认真研究 ， 无论是对沈从 文研究的 深化 ， 乃至对现代 文学的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
说 ， 是 继其 创作 成 熟标 志 《 边城》 发表 之后 ， 在 自己 人生 经历 ‘ 第 四段 ’ 创 作 的 一 篇 非 常 独 特 的实 验 小 说” ， “ 以孤独 沉思 的语 调表 现 了 ‘ 爱与 死为 邻 ’ 的
陆西星解《庄》研究
2019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陆西星解《庄》研究学位申请人姓名王礼洪培养学院文学院一导姓名及职称扶平凡副教授二导姓名及职称张乡里副教授学科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提交日期2019年6月18日中国﹒贵州﹒贵阳分类号：I 2论文编号：2016050105002单位代码：10672密级：公开摘要陆西星是明代庄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注《庄》者，其《南华真经副墨》在明代庄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在明代思想文化统一、学术特色明显的大背景下，他融汇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释《庄》风格在所有释《庄》注《庄》者中独具一格。
本文以传统的研究路线为指导，坚持“知其人，论其世”的方法和原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陆西星的生平、著述情况、思想作总体的概述，进而用专章介绍《南华真经副墨》（后文时有称之为《副墨》）的撰述意图，以及重点介绍了陆氏是如何对《庄子》篇章进行辨伪的问题。
本文的重点在于力图呈现出陆氏的释《庄》特色，一是陆氏对庄子《庄子》艺术特色的推崇，二是他自己在释《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思想、艺术方面的特色。
而在阐述思想特色方面，我是用归类的方法来处理的，如在以道解《庄》上，除了以归本《道德》为主线，还将他运用丹法思想的解《庄》实践进行举证；以佛解《庄》方面，关注其在注解中对佛教典籍、佛家意旨的吸收，又将一些具体的公案归入各自分属的类别中；以儒解《庄》方面，将儒家孔、孟之道、理学、心学放在儒家思想的大系统中。
综合这些方面，最后将陆氏《副墨》对后世的影响，包括他对后世释《庄》注《庄》者产生的影响和他为后世习庄者提供了研读《庄子》的方法两个方面。
我以研读《副墨》为主，深入到字、词、句、段当中，同时又辅之以他其他的著述，将他的思想、著述特色进行连线，力图将他的释《庄》特色，即《南华真经副墨》的特色呈现出来。
文章结构及内容提要：第一部分：通过全面地论述陆西星的生平、著作、思想等内容，以期对陆氏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
这一部分的内容关乎后文的展开，对其关注和伸展是非常必要的。
扬州摘星楼小考
Dec. 2019Vol. 37,No. 42019年12月 第37卷第4期扬州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Yang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扬州摘星楼小考陈雪飞，王催霞（盐城市滨海县明达中学，江苏盐城224000）摘要：摘星楼，宋时扬州名楼，因其位于扬州自然制高点的蜀冈东峰而被冠以"摘星”之名。
历来以为此楼乃北宋元祐间晁补之新建，楼址即隋炀帝迷楼旧址，且其与同有“摘星”之名的摘星寺、摘星台、摘星亭不在一处。
实际摘星楼隋唐时已有，但其与隋之迷楼并无关系，并非迷楼旧址。
北宋时楼废，故有晁补之复葺之 事；复葺以后，摘星楼并摘星亭（台）同在摘星寺内，览者甚众。
此后南宋乃至于元，摘星楼仍存，且一直是扬州标志性建筑。
明以后，摘星楼方才毁弃，沦为“草莱”之地。
关键词：扬州；摘星楼;考述;迷楼中图分类号：K 87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6536（2019）04 - 0022 - 05摘星楼,两宋时期扬州名楼也，其遗址在今观音 山禅寺内。
观音山禅寺位于扬州城北之蜀冈东峰,蜀冈东峰虽非蜀冈丘陵最高点,但因其毗邻扬州城, 又较冈下的长江冲击平原要高出不少，反倒成了扬州城的自然制高点，于此处俯瞰，“江淮南北一目可尽”⑷，摘星楼也因此而得名。
扬州摘星楼,史籍中多有记载,今人对此也论述颇丰，但对于摘星楼之兴 废过程，摘星楼与摘星亭、摘星台及摘星寺之关系，摘星楼是否就是隋炀帝所建迷楼旧址等三个问题仍 语焉不详,且多有抵梧。
笔者在搜罗目前可见的所有与扬州摘星楼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爬梳对比，力图 厘清以上三个问题。
一、扬州摘星楼之兴废摘星楼始建于何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不少学者以为此楼乃晁补之哲宗元祐年间通判扬州时所 建，并引晁补之《南京谢到任表》中所言“臣补之言臣昨知齐州，为扬州修过摘星楼事”及《（嘉靖）惟扬 志》卷七中所引《续资治通鉴长编》⑵，此条乃载哲宗绍圣二年事，今本《长编》缺哲宗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部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
●卷四十五·史部一○史部总叙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
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
《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贬。
此作史之资考证也。
丘明录以为传，後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
此读史之资考证也。
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
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
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
此其说必不通。
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
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後为《考异》。
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
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
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
（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
）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
然则古来著录，於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
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
首曰《正史》，大纲也。
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
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
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
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後，谱学殆绝。
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
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
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
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
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
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
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
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
赵与[B093]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钅至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
朱胜非著述考论
067［摘 要］ 朱胜非，又名藏一，南宋初期名臣，高宗时官至右相。
尝辑百家小说，撰有《绀珠集》，为保存散佚作品和后世类书编撰做出重大贡献。
除《绀珠集》外，朱胜非还有其他作品，如归隐后的闲散之作《秀水闲居录》、少量诗文等。
朱胜非作为一代名臣，还创制了大量敕令。
对朱胜非除《绀珠集》之外的作品进行深入查考，并进行归纳。
［关 键 词］ 《绀珠集》；朱胜非；考论朱胜非著述考论张慧琴《绀珠集》是一部成书于南宋初年的书目，亦类亦丛，书中保留了大量不见于金本的笔记、杂说、诗文、史书等内容，具有重要的辑佚、文献价值，也为后世书目如《海录碎事》《类说》《说郛》等书目编撰提供了借鉴。
论其撰者，乃南宋时期朱胜非，《宋史》《南宋馆阁录》等文献中皆有记载。
朱胜非，又名朱藏一，蔡州（今河南蔡州）人。
宋徽宗崇宁二年，即1103年，21岁的朱胜非以太学生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登第。
前后任尚书右丞、中书侍郎、应天府东道府总管、湖州刺史，后因病辞官。
因执政期间与秦桧有隙，致使仕途失意，废居八年。
绍兴十四年十一月卒，谥为“忠靖”，封鲁国公，又封为魏国公。
享年八十二岁。
朱胜非在南宋文坛虽无盛名，然其在政坛曾两度拜相，为当世政坛做出卓越贡献。
朱胜非的政绩主要体现在治理国事方面，以其才能和权变迎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多次上书言事，计平苗傅、刘正彦，苗傅、刘正彦之变时，以善事斡旋，勤王护驾功劳居多。
其为官理政的智慧才干也颇受人称道，如明代冯梦龙在《智囊》中记载朱胜非一事，充分彰显了其智谋才干：南宋高宗时，苗傅、刘正彦发动叛乱，各队秦王兵驾不断开往京城。
朱胜非参与调停，终于说服了苗傅、刘正彦投降。
然而朝廷上下正在庆幸二人投降离去时，苗傅、刘正彦同党张逵却为其出谋划策，让他们请求朝廷赐予免死铁券。
朱胜非令役吏拿笔，假装所奏已经获准，如法制造。
苗傅、刘正彦二人非常高兴。
第二天上朝，郎官便携帖而来，询问签发免死铁券乃朝廷恩典，是否妥当？朱胜非拿过文书，当众发问，引发众大臣哄笑，于哄笑间，化解一场干戈，所谓不拒而自止。
【中小学资料】安徽省肥东高级中学2017-2018学年高一语文下学期第二学段考试试题
肥东高级中学2017-2018学年下学期第二学段考试高一语文第I卷（70分）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史料是需要辩证的，同一史实，各书记载互异；同一原文，彼此引述不同；或采摭古书不记出处，或商榷前史而全违故实，以致事实讹谬，文字错舛，真伪混淆。
若不加以辩证而随便引用，不但异说纷纭，无所适从；必至以讹传讹。
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就是考据学。
这种学问，汉代的经注已开其端。
自晋以后，辨证史籍的书多起来了，裴骃注《史记》，对于原书的文句音义多所解释。
裴松之注《三国志》，对于原书的史实多所增补；吴缜《新唐书纠谬》对于原书上史料的讹谬多所纠正，这些都是考据学的先导。
到了清代，考据学大大地发展了。
在清代，学者因受政治的压迫，不能涉及与现实有关的学问，于是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与现实无关的考据学。
因而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史或史书，大部分都经过了一番考证。
对于各种史籍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隐，钩沉辑佚，考异正讹，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
清代辨证史料的著述甚多，其中有通辨诸史的，有专辨一史的。
通辨诸史的书，最有名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书是对原书上文字的校正、名物的训释，王书是对考证原书上的典章制度以及史实的校勘，两书各致力于一个方面，若融合而贯通之，则对史料之辨证，甚为有益。
专辨一史的书，以辨“四史”者最多。
崔适的窜乱《史记》的十余家，纠正纰缪；考证《汉书》的多侧重于文字的校正；考证《后汉书》的多侧重于史实的纠谬。
考证《三国志》的皆系补佚考异。
自《晋书》以下的诸史，辨证的书虽不及“四史”之多，但诸史皆有考证之书。
以史料的范围而论，清代学者所考证的史料只是史料中的一半，即文献上的史料；至于考古学上的史料则做得非常不够。
这是因为许多考古学的史料，如新、旧石器文化遗物、甲骨文及汉晋简牍等尚未发现，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地下出土的史料的价值，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考古学的资料，如殷周之彝鼎、两汉之石刻画像，早已呈现在当世学者之前，但均未被引用为考证古史的资料。
评《白话译注〈清真释疑〉》——兼与海正忠先生商榷几处点校
评《白话译注〈清真释疑〉》——兼与海正忠先生商榷几处
点校
宛景森
【期刊名称】《中国穆斯林》
【年(卷),期】2004()3
【总页数】2页(P49-50)
【关键词】《白话译注〈清真释疑〉》;伊斯兰教;海正忠;教义思想
【作者】宛景森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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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新注《聊斋志异》部分注释失误失当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部分注释失误失当
张学忠
【期刊名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年(卷),期】1992()2
【摘要】自《聊斋志异》问世以来,为其作全注的,先后有清人吕湛恩与何垠等人.此二人的注各见功力,但也有失误失当处,特别是何注.另外也有应注而未注者.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会本”《聊斋志异》,将吕、何等人的注会辑起来,这算是二百多年来较全的注本了.但适于现代人阅读的全注本,直到1989年才同读者见面,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可以说这是最新最详的注本了.该书除在版本的整理、文字校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加入了新的研究成果之外,在注释上也显然下了一番功夫,其特点是:一。
【总页数】5页(P10-14)
【关键词】《聊斋志异》;分注;蒲松龄;注本;相公;异史氏;农妇;扁鹊;宣抚司;口技【作者】张学忠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古籍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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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
封弥誊录制度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大发明。
对此，前辈学者和当代同仁多有论述i，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补充说明，现不揣浅陋，试加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封弥誊录制度的创立和推行1、封弥誊录制度的渊源封弥，又称糊名，这一考试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当时大概先用于制举考试。
《通典》卷十五《选举典三》载：“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
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
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
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
”《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云：“永昌中（689），武后策贤良方正，诏礼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
（张）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书郎，迁左补阙。
”稍后，糊名又用于吏部铨试。
《通典》卷十五《选举典三》载：“武太后又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
糊名自此始也。
”但到天册元年（695）十二月二十二日，“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ii，遂下敕曰：“……其常选人自今已后，宜委所司依常例铨注。
其糊名入试，及令学士考判，宜停。
”iii大约三十年后，唐玄宗在吏部铨试中又恢复了糊名试判。
《唐会要》卷七五《杂处置》载：“[开元]十五年（727）九月，敕：…今年吏部选人，宜依例糊名试判，临时考第奏闻。
‟” 唐代制举和铨试糊名考试大概都只是实行了很短的时间。
直到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赵上交知贡举，糊名才开始用于科举省试。
《宋史》卷二六○《赵上交传》载：“广顺初，拜礼部侍郎。
会试贡士，上交申明条制，颇为精密，始复糊名考校。
擢扈载甲科，及取梁周翰、董淳之流，时称得士，转户部侍郎。
明年，再知举，谤议纷然。
时枢密使王峻用事，常荐童子，上交拒之。
峻怒，奏上交选士失实，贬商州司马。
”赵上交被贬，省试糊名亦随之被废。
2、宋代封弥誊录制度的创立和推行（1）封弥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宋代科举糊名考校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殿试。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三载：“[淳化三年（992）]三月戊戌（四日），上御崇政殿，覆试合格奏名进士。
海南方志揭疑
海南方志揭疑
林冠群
【期刊名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4(022)003
【摘要】海南古代地方志内容庞杂,时有舛错乖谬之处,后世学者袭此谬误亦每有误判误读.论者特据阅读所及摘取其中几则加以辨释.
【总页数】5页(P300-304)
【作者】林冠群
【作者单位】海南日报社,海南,海口,57021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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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商金林内容提要：裴春芳在香港1940年代《大风》半月刊上发现了沈从文的两篇小说《梦与现实》和《摘星录》。
《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原是刊登在《大风》半月刊上的《梦与现实》，而原初的《摘星录》则为《沈从文全集》所失收，成了佚文。
这一重大的发现为沈从文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但裴春芳为这篇佚文所写的考释文章对《摘星录》的探究和考证却颇有可商之处。
关键词：《摘星录》 沈从文 张充和2009年《十月》第二期刊登了裴春芳辑校的《沈从文小说拾遗》，郑重指出《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原是发表在香港《大风》半月刊第73至76期（1940年8月20日、9月5日、9月25日、10月5日分四次连载）上的《梦与现实》（署名李綦周）。
此篇后以《新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昆明《当代评论》第3卷第2至6期（1942年11月22日、29日、12月6日、13日、20日）；复以《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桂林《新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1月1日）。
这三个版本可简称为香港本、昆明本和桂林本。
《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采用的是桂林本，与香港本的文字不尽相同。
而沈从文1941年6月20日、7月5日及7月20日分三次连载于香港《大风》半月刊第92至94期上的《摘星录》（署名李綦周），则为《沈从文全集》所失收，成了佚文。
这个重大的发现是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最可喜的收获，裴春芳挖掘史料的可贵精神着实令人钦敬。
与《沈从文小说拾遗》一同发表的研究论文《虹影星光或可证一一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以下简称《证》文），写得很有才气，但作者对《摘星录》的探究和考证却颇有可商之处。
早在裴春芳之前，已有人认为沈从文这一时期“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是完全实录的，故事有它原始状态下的真实”， 1《证》文则进而断言新发现的《摘星录》“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18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录”，而这一个“偶然”应该是“经常在文人雅集诗酒风流之际抚琴吹笛的张充和”，为了阐释这个重大发现，《证》文列举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都不能成立。
一《证》文说“香港本《摘星录》虽然文字精美雅致，但笔触实际上最为刻露，其中女主人公的生日亦是一个可以探究的重要信息”：作品在叙述女主人公在半推半就中接受“客人”的疯狂爱欲之际，特意点出这位“女主人”的生日是七月十二日。
按，张充和生于1914年。
据傅汉思《我和沈从文的初次相识》透露，张充和生日应该是5月20日。
查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正是阳历7月12日。
这一小说中的细节，与张充和的生日如此若合符契，看来绝非偶然，应该是有意为之的。
”因为《摘星录》“女主人”的生日是七月十二日，而张充和的生日是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正是“阳历7月12日”，则作品作的“女主人”便是现实生活中的张充和，而“客人”就是沈从文。
这个“发现”只是《论》文作者的奇想，《证》文作者考证的“张充和的生日”，纯粹出自猜测。
关于张充和的生日，至少有以下材料可以作证：1．张允和写的《王觉悟闹学》 2一文说：“1920年的春天，小四妹才七岁，回到了苏州。
”这“小四妹”就是张充和，间接说明她生于1913年。
《王觉悟闹学》一文后注“1979年11月初稿，1995年10月二稿”。
2．张家有二种《家谱》，一是由张充和的弟弟张定和编的《家谱简编》，二是由张元和与张充和最先编写，经过家人审订，并由“充和敬署”的《乙酉正月肥西张公荫毂后裔谱简料汇编》（上册），现将《汇编》（上册）中有关张充和的文字抄录于下：张充和，字季充，女，行四，1913年5月17日生，北京大学毕业，发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多篇，曾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致力于中国书法和昆曲在海外推广60年，著有《张充和小楷》，同傅汉思共同将唐代孙过庭《书谱》和宋代姜夔《续书谱》合译成英文出版。
《汇编》（上册）书前有张金龄2001年2月15日写的《序言》，据此可知《汇编》（上册）大概是2001年或2002年印制的。
张金龄在《序言》中谈到《汇编》的编写过程时说：“先是元和、充和曾在台、美编世系简表”， 张充和在·184·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编“世系简表”时，是不会把自己的生日搞错的，可以认定张充和生于1913年5月17日。
3．2006年8月香港《镜报》月刊刊登的莫利亚写的《璞玉浑金 古色今香》，文中写道：张充和“1913年5月17日生于上海，属牛。
”4．张充和的大弟弟张宗和生于1914年5月18日。
假如张充和的生日是1914年7月12日，那她比她的弟弟还晚50多天出生，这岂不成了天下奇闻。
以上四则材料都是在《证》文之前公开出版（印刷）的，并不难找，《证》文作者在“探究”时不依靠这些可靠的材料立论，令人匪夷所思。
《证》文作者对傅汉思《我和沈从文的初次相识》的解读也有些想当然。
作为一个“洋人”，傅汉思在写给双亲的信中会用中国的“农历”吗？再有傅汉思那封信在文章中只是部分引用，中间插有二个删节号，《证》文作者凭了傅汉思“1948·5·21”写给双亲信中的“昨晚充和过生日”一语，就认定张充和生日“应该是5月20日”，这就忽略了信中的删节号，“昨晚”未必一定就是发信的头一天，即便真的“应该是5月20日”，为保证“探究”的真实和可靠，也应该细细考辨这“5月20日”是否真的是“农历”，年份是否真的是“1914年”。
即便张充和生日真的是“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则《证》文强调的“如此若合符契”、“绝非偶然”、“有意为之”的“疯狂爱欲”也值得怀疑。
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实录”。
“小说”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硬碰硬地套上对应关系，这还是小说吗？二《证》文作者在对“生日”作了一番“探究”之后，又在小说“女主人”的“肤色”上寻找对号入座的根据，再度“肯定”小说中“女主人”就是张充和。
《证》文写道：……特别是其肤色微带棕色的一个细节，更是若有深意，与抗战时期寓居重庆的文人对于张充和的描述，倒有几分接近。
近代诗坛大家汪辟疆有诗“此时幽事那复得，尽日闲情欲付谁？北体偶临张黑女，新词合和比红儿。
”此处的“张黑女”字面上意指魏碑晚期作品《张黑女墓志铭》，又名《张玄墓志》，有遒厚精古、神妙兼备之称，实隐指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
与张充和同时在重庆礼乐馆供职、且多所往还的卢冀野，曾以“绿腰长袖舞婆娑”之句勾勒出其软舞轻盈的繁姿曼态，他对张充和的性情容貌和身份，也有记录：“她们的父亲在苏州王废基办益乐女子中学……她用‘张玄’这名字进了北大中大系……‘张玄’就是‘张黑女’，她也许因为皮肤有一些黑，所以她袭了黑女之名。
·18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凡是见过张家四姊妹的人都知道，张家四姊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只有张兆和肤色黑，绰号“黑凤”、“黑牡丹” 3，其余三姊妹肤色都很白，正是因为张兆和肤色特别，所以才有“张黑女”的雅号，说肤色黑的肯定是兆和。
张充和1934年报考北大时改名“张旋”。
关于改名，《合肥四姊妹》中是这么解释的：（张充和）不想让别人从真名联想到姐姐兆和以及姐夫沈从文。
因为当时沈从文已经是著名作家，招考的老师中很多人和沈从文相识，或者是读过他的作品，充和担心自己和沈从文的关系会让他们对她偏心。
同时，这一举动也是充和的自我防护及保护家庭的措施，以防万一考试失败，不致让家人和自己蒙羞。
她弟弟宗和有个朋友在宁夏当校长，这个人为“张旋”开了一张高中文凭。
4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张充和为了不让北大招考的老师知道她是沈从文的姨妹，改名张旋。
《证》文作者把“张旋”误写为“张玄”，望文生义，把“玄”解读为“袭了黑女之名”，进而肯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张充和，这真的是“自说自话”。
三为了把沈从文“恋上自己的姨妹”的“爱欲”说得更真，《证》文作者把他们的“恋情”追踪到1930年代，《证》文中说：《青岛诗存》中的《残诗》，核心意象是三十年前良夜晚会上那个“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的青春女子令人歆羡的轻歌曼舞中不停旋转的姿态。
这个轻歌曼舞的女子最有可能是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四妹张充和。
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沈从文对她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
先不说《青岛诗存》中《残诗》的写作背景及其内容，“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表述，就把时间就模糊化了。
“约三十年前”，到底是哪年呢？从沈虎雏编写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可以知道，沈从文1931年8月到青岛大学任国文系讲师，1933年8月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到北平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
是年9月9日与张兆和在北平结婚后就住在北平，也就是说沈从文在青岛只住了整整二年，而张充和第一次到青岛参加曲会的时间是1936年暑期，是受大弟宗和之约去的，1937年暑期，张充和一个人又·186·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到过青岛 5。
张充和在青岛参加的所有曲会活动，沈从文都不可能在场，诗中描写的“轻歌曼舞”的女子绝对不会是张充和，这“暗恋之情”又从何说起？《青岛诗存》中的《残诗》应写于1961年 6。
是年6月末到8月初，作协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养。
在这期间，沈从文有可能看过当年流行的舞会，于是写了这首《残诗》。
现将《残诗》后半部分抄录如下：良夜有晚会，箫鼓发妙音，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青春发光泽，盛年诚可歆，清歌复妙舞，旋转不暂停，能……认真读一读《残诗》，就不难发现沈从文写的是现代舞会。
只有现代舞会，才会有“旋转不暂停”的“妙舞”。
昆曲是高雅艺术，曲会中不会有《残诗》中写到的气氛。
自称是“乡下人”的沈从文对当时流行的交谊舞很反感，于是写了这首带有讽刺意味的《残诗》，“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青春发光泽，盛年诚可歆”，都是嘲讽口吻，按说是不难领会的。
四《证》文作者把沈从文“恋上自己的姨妹”的“爱欲”追踪到“青岛”时期之后，又放言高论：……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
……1939年5月沈从文一家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杨家大院居住，1941年2月份之前，张充和离开昆明前往四川重庆，任职于教育都音教会下属的国立礼乐馆。
张充和在昆明时期，常依托姐姐兆和居住，其独擅一时的昆曲演剧才能，已渐为昆明喜好拍曲之人所知，但流传不广，沈从文为之叹惋曰：“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
”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变，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
现存这一年的沈从文唯一一封信是《致张充和》，在信中沈说：“三姐到今天为止，还住在铁路饭店，说是月底可走，走到威宁，再坐三天轿子，方可到昭通。
我因得送三姐上车，恐得在月初方能下乡”，此时张充和虽还住在呈贡杨家大院，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