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发展史

一、独立战争、禁运和1812年战争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但是独立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繁荣和发展。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对英贸易的滞阻，北美的制造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从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看则仍远落后于英国。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独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运往英国的生铁为3929吨，1791年下降为797吨。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带累商业和航海业停滞，造船业衰落。据统计，从1784年到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约为760万英镑，而同期美国向英国出口则仅为249万英镑，逆差高达521万英镑。出口萎缩、市场缩小，使价格大幅下跌，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破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最著名是的谢司起义。在美国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称为“危机时期”。从竞争的观点来看，其实质是英国挟裹着其市场竞争的强者优势对新独立的弱小的美国进行打击，以经济殖民来代替政治、军事殖民。
危机给美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美国向何处去”一时成为报纸和小册子所讨论的焦点。在一片喧嚣声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大声音至今仍清晰可辨。推崇自由贸易多为南部大种植园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机时期，南部大种植园主兼并了大量小农的土地，巩固了竞争地位，他们虽然对英国限制出口不满，却得益于优质廉价的工业品。因此他们主张自由贸易，一方面要求英国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试图摆脱英国的商业垄断，开拓南欧、北欧市场及其他全球市场，同时则加快向西部扩张，将西部广袤的土地变为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增强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北部大商人也主张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的利益得益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无论进出口是否出现逆差，只要贸易总额上升，就少不了他们的利润。主张贸易保护者成份比较复杂，既有保卫独立战争成果的爱国主义成份，又有在谢司起义前巩固统治秩序的成份，既有受英国打击最沉重的广大小农，又有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主。由于当时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国的经济侵略，因此，主张增强邦联政府力量、加强贸易保护的代表，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事实上控制了政府决策。汉密尔顿认为英国的力量来源在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必须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要发展制造业，则必须有政府保护。他指出需要政府保护的三个理由，一，外国政府对制造业有保护和奖励；二，

农业国居民出于习惯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职业；三，制造业国在技术、资金、市场方面已经具有优势，这就使“最新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
遗憾的是，尽管汉密尔顿提出加强联邦政府权力、重视制造业、提倡贸易保护的一揽子方案，但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由依附于英国的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故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建立了财政税收制度，恢复了公共信用，顺利发行了新国债，使联邦政府不再有名无实。然而汉密尔顿所珍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未得到推行，1789年的的关税法案规定进口税率仅为9%，远不足以保护新生的制造业。英国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所在，一开始就禁止机器和技术以及技术人员外流。由于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又比英国高1/3到1/2。加以英国企业主资金雄厚，有现成的销售网络等因素，使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2.4%。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美国很难摆脱后来中南美洲各国的命运，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因为主宰着独立后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他们都从依附地位中获益。发展制造业的每一个重大措施都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相抵触，征收高关税首先种植园主要花更多的钱购买欧洲的工业消费品，如果对方实施报复性措施，则还会连带出口下降，价格下跌，收入减少。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资源越丰富就越可以依赖开发资源来获取收益，就越缺乏发展制造业的动力。杰斐逊的自由贸易主义和农业国之梦，正是建立在对美国丰富资源的依赖上。这个甜美、舒适的梦完全有可能将美国的制造业腻死。
正当美国迷迷糊糊地做着西部农业梦的时候，英国的军舰的炮声把它惊醒了。1807年，英国为与拿破仑作战，炮击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此举激起了强烈的反英爱国情绪，180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在用中断对英国的农产品供应来教训英国。不料，禁运不仅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英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本国也生产粮食），反而使美国经济全面瘫痪。禁运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殖民性和依附性。1807-1808年，美国出口下降88%，进口下降59%，航海业濒临破产，大批海员失业，北部的大小商人损失惨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小农场主和小业主纷纷破产，工业消费品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财政出现巨额亏空。在强大的压力下，《禁运法案

》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然而，正是这个禁运风潮，使美国制造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至1810年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达到1.2亿美元，相当于禁运前出口总额的2/3。禁运使国内制造业不再面对国外竞争，工业品价格上涨又使制造业利润大增，航海业、对外商业的萧条促使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制造业。更重要的是，禁运使美国人初步懂得了制造业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摆脱经济的依附性带来了第一线光明。但是，就在普通美国人得出上述结论时，作为权力结构核心的部分大农场主和商人却增强了依附性，更害怕与英国打贸易战。因此，禁运结束刚后，财政部长加勒庭提交国会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又被搁置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的让步并没有换来英国的回报，英国继续劫掠美国船只。再加上美国国内西部扩张主义者的鼓动，1812年，美英正式交战。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禁运十分相似，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陷入长期萧条和停滞，而制造业却飞速发展，对英国霸权构成了真正威胁。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但英国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当时英国的技术还是相对简单、容易掌握、也容易改进的技术，美国制造业在技术上已经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其次，从规模上看，美国制造业已经有相当实力，而且也得到了国内金融势力的支持；第三，1816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制造业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25%。此后，直至十九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
由此可见，1807年禁运和1812年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没有这两场战争——战争是最极端的保护主义，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巴西，而世界历史的面貌也将大不相同。遗憾的是，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美国史学界都没能充分注意这一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其原因恐怕是，无论中外理论界还是史学界，都没能摆脱某种历史必然论、历史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如果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或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么也就不存在转折问题了，最多只有曲折。
二、南北战争
摆脱弱者地位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和曲折。由于当时英国的强者地位并非象今天的美国那样突出，它先是没能阻止美国

独立，后是没能在1812年战争中重新占领美国（由于英国顾虑欧洲大陆重启战争），再是没能在战后搞垮美国经济。但这并不等于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就此承认美国的崛起，而是在继续伺机压制美国。就美国国内而言，从原有的殖民地型社会经济结构，向以制造业集团为中心的自主型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斗争。大商人集团、航海集团、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制造业集团之间，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时起时伏，构成了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新申请州是否向奴隶制开放，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等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随着这对矛盾逐渐统摄国内的各种矛盾，矛盾逐渐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社会情绪越来越激动，直至爆发南北战争[1]。
事实上，尽管通过禁运和战争确立和关税保护原则，美国工业一时间还很弱小。在1820年以前，作为工业化最重要的部门的钢铁业，其铁产量比殖民地时间还少。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铁器业完全被英国所主之宰。第一个真正对钢铁工业起到保护作用的关税是1824年的关税，其后是1828年的关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自由贸易集团控制了政权，降低了关税，钢铁业生产很快就停滞、滑坡；1842年参议院决议恢复高关税，铁产量又直线上升。如此，自由贸易路线和贸易保护路线反复斗争，钢铁业也反复涨落，直至林肯上台，把关税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的钢铁业。
总的来说，关税的争夺战越来越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南部种植园主、北部进出口商和航海集团则满腹牢骚。北部进出口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如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始终反对高关税，南部则把1828年的高关税称为“可憎的税率”，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高关税，南卡罗来纳州不惜脱离联邦。为此，它提出了宪法“公约论”，即认为州创立了联邦，当中央政府的决定不符合州的意愿时，州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1832年7月，在自由贸易者的强大压力下，国会通过了新关税法案，比1828年的关税有所下调，但仍不能满足南卡罗来纳州的要求。同年11月，南卡罗来纳州召开州代表大会，宣布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无效。如联邦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则南卡罗来纳州将脱离联邦。面临联邦分裂的形势，国会不得不再次通过妥协性法案，扩大免税商品种类。
妥协是达成了，但矛盾并未解决。自由贸易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一次次的较量中慢慢廓清了阵营，形成了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

为核心的两大派别。在世界范围的废奴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又进一步激化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斗争。这两大派别都希望控制参众两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于各州的参议员人数相等，而南北两派所控制的州数相等，两派力量在参议员势均力敌。这时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则该南部就能控制参议院。因此，一个又一个新开发地区被批准为新州之日，也就是两大派别一次次较量之时。每一次，出于维护联邦的考虑，双方都达成了妥协，如1820年的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1850年妥协》等。《1850年妥协》中，北方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同时也向南方承诺了严厉的《缉奴法》，从而维护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势。但每一次妥协都酝酿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1850年妥协》被称为“火山口上的壶盖”。此后，南北双方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1854年堪萨斯州问题上，两大派别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南北战争的前奏。

[1] 1800年以前的两大党是“联邦党”（汉密尔顿的党）和“民主共和党”（杰斐逊的党），至1800年联邦党下台，不久后瓦解，此后二十多年之内基本是民主共和党一党独大，1830年，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即现在的）和辉格党，50年代，辉格党瓦解，从民主党和辉格党内分裂出以北方、主张废奴为背景的（即现在的）共和党。

一）反托拉斯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后，美国出现的第一次政府干预是共和党西奥多-罗斯福的反托拉斯，西奥多有“托拉斯轰炸机”的称号。
谨小慎微的塔夫托几乎无所作为，最后和西奥多-罗斯福分道扬镳；
民主党的威尔逊继续高举共和党人西奥多的旗帜，反对托拉斯，制定了著名的著名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
以上是第一阶段的国家干预。
（二）自由放任
1921年，共和党人哈定入主白宫，揭开了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时代。哈定对威尔逊的政策非常不满，主张“回复常态”，是自由放任再次兴起。柯立芝信奉“只要政府什么事都不做，80%的问题就会自然解决”。胡佛极力主张放任自由，他自己也是个人奋斗的成功典范。三任总统自由放任的结果是，给美国带来了30年代的大萧条！！！“胡佛”这个词从英雄的代名词变成了骂人的前缀。胡佛任期结束时的1933年的GDP（414亿）大约下降到了1929年（868亿）的50%。
（三）罗斯福新政
1934年民主党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实行了“新政”，对经济实行强力的国家干预，首先挽救银行，然后开展农业复兴和工业复兴，制定了旨在保护穷人和劳动者的瓦格纳法、社会保障法，开展大规模救助，联邦政府兴办公共事业等。罗斯福的新政，

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了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可行途径，也就是大力发展非法西斯主义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开展“公平施政”，在经济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政策。前后2人5届20年，这是第二阶段的政府强力干预。
（五）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
1953年，共和党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们担心新政以来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无异于“滑向了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极力试图回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状态），但美国的现实情况最终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了新政以来民主党政府的社会经济改革，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胡佛时代的新共和党路线——一条中间路线。5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丰裕社会”的“另一个美国”现象，社会两极分化仍然严重，贫穷仍没有消除。5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黄金外流，受到苏联的严重挑战，黑人运动高涨。
（六）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1961年，民主党肯尼迪入主白宫。在经济政策上，继续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以减税为主的长期财政赤字政策，同时实行双重利率的廉价货币政策，以及在和平时期对工资和物价的非强制性管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干预，以适应社会会发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国家”设计的范围迅速扩大。鉴于黑人运动来势迅猛，国会通过了3大民权立法，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肯尼迪发起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使美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是第三次政府干预，也是政府干预的最高潮。
（七）反对新政传统的初步尝试
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它最初尝试走一条完全不同于新政的保守主义路线，试图对经济、社会福利和政府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在经济政策上，他几度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社会福利上，他削减“伟大社会”项目，并提出取代联邦社会救济的家庭援助计划；在政府关系上主张改变权力集中于华盛顿的流向，实行所谓的新联邦主义；在民权问题上阻挠以校车接送学童方式消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
这些政策的实施，到了1970年，工业生产回升乏力，失业率高达5.9%。这一切使尼克松不得不采取“姑且一试”的国家干预措施。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开宣布，他要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
尼克松任内几次想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每次都不得不走回到国家干预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