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化解放的维度及其政治旨趣

政治哲学研究马克思文化解放的维度及其政治旨趣刘同舫摘　要　“文化”概念的追本溯源展示出文化的政治意蕴,这表明文化是一种政治力量。

马克思的文化解放理念建立在政治经济批判之上,既要求批判继承前人的文化思想,创造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向的文化形态,也要求抨击统治者的文化压制和精神束缚,在与政治解放、经济解放互动中实现人类解放,并彰显了文化解放的历史形态和阶级性质。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建构是马克思文化解放理念的政治旨趣。

关键词　文化　文化解放　阶级性质　政治旨趣 虽然在马克思的经典著述中,并没有明确将“文化解放”作为特有概念展开论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中包含有对“文化解放”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着重强调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性,这无可厚非,亦为正确的理论路径。

但在重视物质生产基础性之同时,却似乎忽视了文化生产的价值性,或将文化生产降低为庸俗文化产品的批量复制,由此导致在认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上,只重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等物质利益方面的理论论述,而相对忽视深入地阐发马克思在文化解放方面的思想论述。

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人类社会的文化解放维度与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维度一样,体现了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文化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古至今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文化解放状态之中;在文化发展史中,文化的枷锁与文化的解放往往呈同步并行状态,人们不断地批判旧文化的束缚,却难免陷入新文化的枷锁。

文化解放正是在不断地摆脱异化所造成的文化枷锁中逐步前进的,与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呈互动之势,最终消灭异己的政治力量,实现人向自身本质的回归。

马克思文化解放理念建立在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的基础之上,在解释社会现实的同时,为我们指明了改造现实和创造真正文化的历史道路。

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多重性,在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基础上,认识和挖掘马克思关于“文化解放”的思想。

一、“文化”概念:追本溯源与政治意涵为了更清晰地分析理解“文化解放”之思想实质,必须对“文化”概念追本溯源,理清其在历史沿革中的具体内涵,从而弄清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中的“文化”概念。

文化(culture)概念,在西方最初与农业活动有关,意为“照料、培育”,指的是对自然的化育;到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定义“文化”为通过智慧教养人,拓展了文化的内涵;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莫尔承继西塞罗的观点,认为文化是对人之本性的培养,提倡人类必须摒弃本身之恶习,培育灵魂深处热爱智慧之本性。

可以说,启蒙运动之前的西方思想界普遍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性或说天性的化育培养,其目的是教养出卓越之人。

启蒙运动之后,文化的内蕴不断扩展,直至成为专指与物质领域相对的精神领域之事物,包括精神生产能力与精神产品。

比如,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即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①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它表明了文化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后来,文化的地位一再被抬高,直至被认为是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而在现代人看来,文化作为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批判概念,文化批判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摆脱目前的现代性困境,因而它不仅关系个人,更关系社会,由此它将成为自觉的社会目标。

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文化成为制度的最终批评者,成为取代和改善的过程,然而在根本上又超乎制度之外。

”②以上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检视了文化概念之演变,充分展示了人们关于文化理解的丰富性与多重性。

阿格尼丝·赫勒在《现代性理论》一书中提出,能够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文化概念:“被理解成`高级文化'(high cul ture)的文化,被理解成`文化话语' (cult ural discourse)的文化,以及最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

……`高级文化'概念的出现要早于文化作为话语的概念,而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相当晚才出现的。

”③仔细分析即可看出,赫勒对文化概念的此种区分,希图表明文化是一种政治力量。

在赫勒看来,“高级文化”之“高级”一词,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与思想层面之上的空间,故一旦进入了高级文化领域,即意味着上升,也就是获得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与空间。

这与西塞罗和莫尔所倡导的文化是对人类天性的教化的涵义存在相通之处。

然而,这作为“高级文化”的文化概念,却原初地凸显了文化的政治意涵,标示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文化压制与精神束缚。

高级文化的出现自然以低级文化作为参照,而最初的低级文化并不是同“原始”相联系的,而是同不高雅、异己、粗陋相联系的。

这种区分是由罗马人提出的。

他们以希腊文化为基础,区分了“有文化的”人(会说希腊语和理解希腊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也就是那些不识希腊语和不懂欣赏希腊文化的人),后来遂演变成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区分。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精英决定了什么是高级文化,并由此达成了对被统治者的精神统治。

虽然说赫勒并不否认高级低级文化的区分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但是,却否认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具有政治意涵。

在赫勒看来,这是一种文雅的交谈(co nver sation)文化,没有高级低级之分,而且,也不“意味着上升”,不与个人的能力空间相联系,只是同个人态度的改变相关。

但是,交谈之文化却毕竟有谈话的规则、谈话人的身份的区分,以及谁掌握交谈主导权的问题,这都使得交谈的文化并不似赫勒所说的那样能够避免两极对立、避免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问题。

赫勒指出,“在人类学概念的意义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文化,因为它们向它们的居民提供规范、法则、叙事、形象、宗教等等。

没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也不会只有两种文化(比如说,人文主义的和科学的,或高级的和低级的),而是存在着多元的文化”④。

这意味着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一种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之间是平等的。

但是,生活在一定文化族群之中的人类不可能不偏爱某一种文化,不可能不进行文化间价值高低的比较,由此可能导致文化上的“种族中心主义”。

而且,无论是在民族之间,抑或在阶级之间,这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化上的暴力。

就此而言,文化的区分必定是以经济、政治上的区分为基础的,文化始终是有政治性和阶级性的。

通过上述对文化的追根溯源和政治意涵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透视出文化美妙光环之下赤裸①②③④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4页。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第164～165页。

的历史现实。

文化解放之必要性首先缘于对文化现实基础的分析。

对于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来说,其对文化的认识与把握,恰切地彰显了此种分析路径。

马克思既承续了前人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又从人类解放的宏大视域中,科学地阐释了文化的具体内涵。

概括而言,马克思理论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文化,其本质含义是自然的人化、社会和人的存在方式三者的合一,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具体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三个方面。

狭义文化,其实质为精神文化,指的是观念形态和社会心理、习惯、习俗的总和,具体包括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以及由人们长期的实践经验积淀而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社会心理、习惯和习俗等。

可见,马克思的文化认识涵盖了文化的多重性意涵,强调了文化的现实基础和政治性。

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文化解放理念既要求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也要求抨击统治者的文化压制和精神束缚,它是一个创造正确反映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观念文化以及形成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心理、风俗和习惯的过程。

二、文化解放:历史形态与阶级性质如前所述,马克思之文化解放理念,要求批判继承前人的文化思想,创造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向的文化形态。

因此,理解和分析文化解放,需要明确文化解放维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将其置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框架中,对文化解放作出历史的考察,厘清文化解放的历史形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历史地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我们据此检视文化解放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可大致确定文化解放的历史形态。

在“最初的社会形态”里,由于人类的生产能力低下,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劳动,而且人类的劳动以占有和生产实物为目的,由此联结人类族群的也只能是自然发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

这时候,文化领域并未凸显,也没有丰富的文化精神产品,人类尚未在文化消费中实现文化享受,更多的是存在一种体现原始崇拜的图腾、仪式活动或乐舞等原初意义的人类信仰行为。

在“第二大社会形态”里,人类分工有了很大发展,交换成为一种必须的生活方式。

在交换中,一方面形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①。

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文化领域有了令人惊异的发展,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和文化市场。

但由于文化的发展以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取向,文化不断地被推向了平庸:标准化、齐一性、无风格,且抹煞主体性、泯灭个性和创造性,实际上造就着“反文化”,也加剧了人的异化过程。

在“第三个阶段”的社会形态里,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消费产品极大丰富,不但发达的物质生产使人们有充足的物质产品消费,而且,精神文化领域的生产也令人们有多彩多样的文化产品消费。

人类由此能够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

因此,每个社会成员能在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活动的全部成果中,自由地选择、占有它们,在最符合个体本身的兴趣、爱好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以至形成充分的文化创造和实现充分的文化享受。

这是文化解放的最后历史形态,也是文化解放的最终完成。

由以上社会形态变迁可分析出文化解放的历史定位,即在“最初的社会形态”里,文化创造仅限于原初的信仰行为,文化解放尚未成为一个历史的任务;在“第二大社会形态”里,随着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文化领域也得以充分发展,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负面作用却也极端地表现出来,唯有经过社会主义制度,人类的文化解放才能充分展开,并焕发出新的创造力;到“第三个阶段”的社会形态,伴随着发达的物质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消亡,文化解放的实现以人在自由而全面发展中的文化创造和享受的方式出现,走向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