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与他助_失独者精神关怀的服务创新_张旭升

浙江社会科学

2014年第12期

宏观的政治性问题，且又与民众切身利益存在密切关联，民众就有动力、有热情，有能力也有资本参与治理。通过反复不断的参与和实践，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必然不断提升，政治行动能力必然会获得切实提高，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和认同感也会得到增强。宪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的人民各项实体性权利，也能够从纸质文本的规定，通过民众的实践努力化为真切的体验。通过治理的这种“存量优化”

的功能发挥，民众的各项权利不再是束之高阁，而是转化为各种鲜活的经验，民众正是通过真正参与到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在地的事务管理之中，真切感受到了主人翁的自豪。二是要注意发挥基层治理的“民主传递性”功能。基层社会中一个个有效的、具体的、生活化的“微观”治理样本，既是民众参与积极性的创造，又为民众不断检验、自我纠错进行再创造的依据，

更是构成大国治理和国家可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坚实政治基础。民众正是通过在地政治中一个个“治理细胞”的培育，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提升了

参政能力、

地方性自治能力和对国家政治的理性认同程度。而且，这样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微观治

理机制，也可以为中国转型社会中的政治和公共治理提供变化中的平衡和稳定，为宏观政治转型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持和更优质的理性选择环境，发挥出一种从微观治理到宏观治理的“民主传递性”功能，其治理效果无疑将明显优于粗放管理、压制甚至控制模式的被动型管理体制。

三是要注意发挥基层治理的“自我修正”功

能。在托克维尔看来，地方自治，乃自由民主社会的根基。在地政治就是让每一个地方自行试验符合本地的政策，让每一个地方的民众学会管理本地的公共事务。“治理”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化的、简略的、静态式的关系描述；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性、生动性和复杂性的对生活的描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本身就是一个民众自我培育、自我修正的生活过程。如果一个地方性的政策试验获取得成功，就可能会有一定的示范性、复制性和延展性，就可能会给其他地方带来学习效仿的机会；如果一个地方性的政策实验失败，由于局限于地方性，也不会殃及到其他地方。再者，在一个尊重在地政治的社会里，人们会很理性地根据一个地方的风俗、传统与文化以及自己的偏好和价值取向选择是否在此生活。

基层民主治理的文本并不是漂浮于空中，你无法信手拈来，随意取舍；也不是写入正规的教科书中，让你从容地按部就班地进行。基层治理是

一个经验性和实效性的命题，

只有脚踏实地进行本土化实践与探索，认真挖掘本土民主资源，使之

与现代性资源对接，才能深刻理解基层民主治理的自身生存的伟大意义。支撑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动态平衡，这才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治理理念的关键。

互助与他助：失独者精神关怀

的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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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升（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表明，2012年全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在这些失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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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研究得到杭州市社科规划、杭师大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基地项目（2014JD34）及浙江省社科联课题的

资助（2014N008）。

DOI:10.14167/j.zjss.2014.12.005

张旭升：互助与他助：失独者精神关怀的服务创新

中，部分人员已丧失生育能力且没有另外收养子女，不仅面临着独特的养老风险，而且经受着难以想象的生命与生活无意义感的折磨。如何从失独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有效的精神关怀和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课题。

相关研究认为，失独者在失去独生子女后，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心理、认知与情感及行为等方面的极大变化。生理上，失独者的生理机能普遍下降，甚至出现头痛、长期失眠等问题。认知与情感上，失独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既发事实的否定和对节日的恐惧，沉陷痛苦与绝望之中，更愿意沉迷于与子女有关的点点滴滴的、无尽的回忆。社会行为上，失独者会主动将自己与亲朋、邻里等相区隔，有的甚至通过辞职、离婚、躲进寺庙等方式逃离熟人世界。

当然，失独者反应的强度、持续时间存在着个体之间的差异，并非每个失独者都具有以上行为特征。但是，诸如通过自我封闭与自我隔离保护自己，生命或生活的“无意义感”体验较为突出等，无疑是失独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失独者甚至因此而自称为“精神残疾者”。

失独者之所以引发这些反应，需要回到失独者的生命历程并置身于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中去理解。从生命历程看，失独者曾经为孩子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倾注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孩子的成长与父母生活意义之间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子女的突然夭折客观上使其付出、期望、情感都化为乌有。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个体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延续虽有“立言”、“立德”、“立功”、继嗣等多种途径，但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继嗣是体现其生命延续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正因如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那将是人生中最大的痛苦，特别是家庭“独苗”的夭折导致了“断子绝孙”、“断香火”的危机。唯其如此，失独者在失去唯一子女的同时，内化于心中的有关生命、生活意义的价值“大厦”亦即轰然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失独者对有关生命、生活产生的“无意义感”。这种无尽的痛苦和“无意义感”与熟人世界、健全家庭的团圆、幸福、快乐等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为了防备身心的再次伤害，失独者时常选择与熟人世界之间的自我区隔与自愿排斥。

然而，失独者基于“自我防御”需要的自我区隔并不意味着其没有倾诉的需求、没有与他人交往的需要、没有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相反，失独者渴望能被他人理解，也需要他人的温暖与支持。正是出于这种需求，一些失独者借助现代网络媒体的“牵线搭桥”，通过网上聊天、倾诉，网下座谈、聚会等形式宣泄悲痛情绪，彼此间相互激励与相互支持，从中获得一定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失独者主动地、自发地寻找有着共同经历、共同话题、共同情感、共同需要的“同命人”的行为事实表明，他们在生命或生活的意义崩塌之后，面临着悲痛情绪的宣泄与管理、社会支持网络的重构和生命意义的重建等方面的内在需求。

失独者之间的“抱团取暖”、“互助疗伤”对于满足其特殊精神需求固然有着独特的功效，但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与问题。比如，服务的随意性、碎片化、受益面窄、专业性不足，甚至有可能引发悲伤情绪的相互传染与强化，等等。故此，为扩大失独者互助服务的规模，提高精神关怀服务的可持续性、系统性，有必要在失独者群体中培育失独者自组织。并且在此基础上，创新以失独者自组织为主体，多方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失独者精神服务供给模式。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失独者更认同“同命人”提供的服务。由非失独者直接向失独者提供精神关怀服务时，常常遭遇信任、认同的难题。相反，失独者援助者本是“同命人”，有着共同的生活遭遇和精神感受，彼此之间更能形成认同和信任，失独者群体的互助式服务更易接受。因此，失独者自组织应当在失独者精神关怀中扮演独特角色，构成失独者精神关怀的主导力量。当然，失独者自组织的精神关怀和互助服务，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参与和支持。

第一，失独者自组织的精神关怀和互助服务需要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等专业人士的指导与支持。失独者的精神关怀和互助服务是一项复杂的服务工程，具有较强专业性和技术要求。失独者自组织中的援助者在提供哀伤辅导的过程中“自我暴露”，与成员分享其成长经历似乎必不可少，但这种“自我暴露”有可能带来“二次伤害”或“多次伤害”的风险，需要心理学等专业人士提供必要的专业培训与情感支持。对于那些精神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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