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欣赏：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窗外是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中间还有孩子们放的二踢脚，是地下一声、曳着残声又在天上发出一声巨响。

薄纱的窗帘上还不时地映出火树银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们在放着各种各样的烟火呢。

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诗，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子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

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

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难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

她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

我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

一般总是我烹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

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

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

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东京，结识了松冈洋子。

她是一位评论家，又是一位热心从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

她也在美国留过学，我们用英语交谈，越说越兴奋。

此后我们不断地在北京或东京，或国际和平会议上见面。

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

一九八○年，我们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见到她的女儿——曾在中国上过学的松冈征子。

前几天我得到她给我的一封贺年信，她说：“我要在今年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贡献。

”多么可爱的接班人啊！
这里应当提到女作家三宅艳子，她也是和松冈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运动的。

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写了篇《尼罗河上的春天》，那里面的两位日本妇女，就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

她们都曾分别单独访问过中国，我也曾分别陪着她们乘京广火车南下，一路参观游览，并一直送到深圳。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在车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谈，真有许多是值得好好地
追忆的。

谈到女作家，我还接待过有吉佐和子。

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游览，日子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见到她。

还有漱户内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访问中，我同诗人李季曾到过她家。

一九八○年春，我再到日本时，她已削发为尼，但谈锋之健，不减当年。

一路写来，提到的尽是些女性朋友！其实我的日本男性朋友的数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下。

现在索性把他们放过一边，谈谈他们的夫人吧。

中岛健藏自称为我的哥哥，中岛夫人就是我最敬爱的嫂嫂。

每次我到东京中岛先生的府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

一九八○年我生病以后，中岛夫人每次来华，必到医院或家中来看我。

还有井上靖先生的夫人，也是多次在井上先生的书室里以最精美的茶点来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医院或我蜗居来探问我。

她们两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奋发，我愿自己早早康复起来，好和她们一起多做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忆潮水般涌来，我的笔也跑开了野马。

在我勒住缰绳之先，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在友谊桥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纯子女士。

我和日本朋友相见的场合，常常有她在座。

仅仅一个多月以前，陪着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来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声音更加脆亮，更多的烟火照得我的窗帘上一时浓红，一时碧绿。

孩子们大声欢呼拍手跳跃，甲子之旦来到了！我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两年，也是从未有过的。

在这欢庆声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们（不论是女士，先生，夫人）健康长寿。

我将永远和他们一起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子夜散文的灵动向在一真诚，在于作家毫不伪饰地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于是，我们通过散文作品的阅读，了解了作家的个性，他的思想、信仰、性格、爱好，他对人生的体验与眷恋，那种编造故事、设计主题，强行把读者的思绪引导到一个至圣光圈的散文，于论使用了多么绝伦的技巧，读者终于于法与作者相近。

冰心的态度，始终是那么谦和而真诚，从二十年代写作《寄小读者》起，她总是与她的读者们采取促膝谈心的方式，以她清丽的文字，似水的柔情，直抒胸臆，尽情倾吐；我们正是在这情切、相近之中，感受到作家的真情实感，意绪绵绵。

这篇散文，作家依然坦诚地倾诉了她的真挚的情思。

在除夕之夜，当民族学院职工宿舍大院里，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到处是火树银花的色彩缤纷，以至千家万户的人们围坐
电视机前，沉浸于春节晚会的欢乐之中的时候，冰心老人却独坐灯下，“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这是老人藏于心底的一个强烈的感情反差，现在忽作披露，自然引起读者的关切。

然而，作者并不急于说明，而是先引述了唐代诗人戴叔伦的五律《除夜宿石头驿》中的诗句：“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除夕之夜，寒灯独坐，这是颇为相似的情境；但作者随即指出，她正在北京自己家中，并无他乡逆旅的凄苦。

此刻的作者，完全不像六十年前——1924年2月，独在异国缠绵病榻时那般孤寂：“今日何日，正是故国的岁除，红灯绿酒之间，不知有多少盈盈的笑语。

这里却只有寂寂风雪的空山……”（《寄小读者·通讯十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荡起了老人内心的怅惘呢？只是到这时候，作者才明白地道出：“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开头：文章从窗外繁密的爆竹声写起，而后写到窗帘上所映出的粲然亮光，宛如摄影机的采用摇摄，渐渐把视线集中到灯下独坐的老人，她沉思，她惆怅，她在苦忆万里之外的故友。

欢畅与怅惘、热闹与沉思之间的反差对比，愈发显露出老人的一往情深，而叙述中的一波三折，又似乎在不经意间布下的悬念，紧扣读者心弦，从而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虽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但既为文学艺术，总还需要掌握各自领域内的种种技巧，只是要求运用中不露痕迹，如水入乳，交融无隙。

冰心是一位善于根据不同内容需要，灵活运用不同艺术技巧的文学大家，她的作品无不经过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尽管已至八九十岁的高龄，她的文笔清新隽永依旧。

占据这篇散文主要篇幅的，正是题目所点明的对友人的回忆，只是作者把她的友人范围，逐层收拢，然后像聚光灯集中于一点，单单叙述对日本友人的思念。

这样写法，当可不使文章枝蔓过多，陷于松散；作者数十年来游历各国，广泛交友，而她的文章道德，又为天下鸿儒所崇敬，倘若随着回忆一一写来，恐非一篇短文所能容纳。

然而，除了写法上的这一原因而外，作者自有她的更为着重的主旨，这就是通过点点深情的回忆，来赞颂那些在不同时期为中日友好而做过有益工作的日本朋友。

作者说她的“回忆潮水般涌来”，她的“笔也跑开了野马”，这是作者的谦虚，其实，她还是紧紧依照岁月的先后，有条不紊地抒写而来。

她的笔，追溯到二十年代初在美国留学时最早结识的日本同学，然后再写到抗战胜利后，她随吴文藻教授东渡日本，在东京所相识的评论家松冈洋子；再之后，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作者在为和平友好而参与的各种活动中所结交的朋友。

在这些叙述中，作者还两次提到1980年春天，她与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
问日本时，去看望昔日老友的情景。

这种友好往来的美好情谊，作者一直记叙到1983年底，也即撰写此文的一个多月以前。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这是就地理而言，但作者精心炼材，更着重于两国古老文化的挖掘，“拿起毛笔写汉字，拿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寥寥数语，就那么亲切地点出了彼此间的可亲可近。

不仅是年轻时的同学，就是与年长的学者交往，“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也同样显得亲密无间。

这种细节的运用，正有助于主旨的深化。

韩愈诗曰：“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

”作者在她的晚年，在除夕之夜，她的思念已非一己的故旧，而是为了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事业，这正是这篇散文闪出动人异彩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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