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基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的视角

第３５卷第３期２０２３年３月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ＨＡＮＸＩ
Ｖｏｌ．３５Ｎｏ．３
Ｍａｒ．２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２９
基金项目：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青少年组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２ＪＨ０３２）；江苏省２０２１年社科基金青
年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质量建设研究”（２１ＭＬＣ００４）；江苏省２０２１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００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机制研究”（２０２１ＳＪＡ１３７２）
作者简介：张建晓（１９９１—），男，浙江瑞安人，苏州大学讲师，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引文格式：张建晓．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基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的视角［Ｊ］．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
学学报，
２０２３，３５（３）：１９－２４．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
——
—基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的视角
张建晓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０６）
摘　要：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开始全面“崩盘”，太平天国运动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近代社会主义思潮蜂拥而至，开启了辐射全社会的思想争夺的时代。

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这一理论模型来检视这些社会思潮，可以发现，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在联系，即呈现为由乌托邦到意识形态的辩证演替过程。

这将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串联在一起，最终汇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内核的科学社会主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社会思潮；意识形态；乌托邦；近代中国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９６／ｊ．ｃｎｋｉ．ｓｘｇｘｓｋｘｂ．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２８５（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１９－０６
一、
问题的提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百年时光里，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接踵而至，各个阶级纷纷绘出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社会建设蓝图，汇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一宏阔的历史画卷背后，所涌动着的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这些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激荡，并最终汇入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最强音之中。

社会思潮代表着某阶层或集团利益，社会思潮间的激荡就是利益博弈的外在表现。

这也是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普遍认知。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叙述仅仅是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现象化地呈现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的历史性过程。

这仅是一个开端，其背后还深藏着丰富的意蕴尚未被揭示。

我们想知道：这些不同思潮之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承继的呢？这些社会思潮变迁背后是否潜藏着一种内在性的、前后联结的机理？笔者尝试借助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这一理论工具，探寻近代以来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变迁背后所潜藏的丰富意蕴。

二、理论视角：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
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曼海姆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从更为一般性的视角检视意识形态，首次将乌托邦提升到与意识形态相平齐的位置。

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便成为社会思想的两种基本形态，那么，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思想的变迁也就呈现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过程。

因此，这一对概念便成为曼海姆分析社会思想变迁的重要理论工具，也为笔者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变迁提供了理论模型。

在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带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笔者批判性地继承曼海姆的观点，保留了“指
导着维持现存秩序活动的观念体系”［１］１４
这一意义。

与此同时，曼海姆赋予乌托邦以极大的期望，从“改变现行秩序”这一相对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对此，笔者批判性地采纳了“旨在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观念体系”［１］１４－１５这一意义。

上述两者有一个共同点，便是超越性。

这使得这一对概念不会卷入社会思想的琐碎分析之中，而可以以超越性的代表者的角色深入分析社会思想的变迁过程。

同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都是代表一定社会阶层的利益的，它们是反映各自社会阶层利益的观念体系。

诚如曼海姆所言：“对乌托邦思想的理解的关键在于在任何时候都支持这些思想的那个社会阶层的构成情况。

”［１］２５１那么，代表某一特定社会阶层思想主张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其演替与有关社会阶级为争取支配地位的斗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１］２５１。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思想的演进其实就是在维持现行思想秩序与破除现行思想秩序之间不断向前推进的。

由此，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便是人类社会思想变迁的两种重要形态，也可称之为社会思潮变迁的动力源。

进而言之，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思潮的变迁，可以视作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辩证演替的过程。

具体讲，当既有的意识形态呈现出萎缩乃至断裂态势的时候，原有稳定的社会思想秩序将会陷入紊乱，各种期望冲破现行秩序的乌托邦思想将会蜂拥而至，争夺原有意识形态所占据的统治位置。

一旦，一种乌托邦取代了原有意识形态的位置之后，它自身便转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统治需求。

而实现这一转换，关键在于乌托邦本身所兼具的现实性元素（即意识形态元素）和冲破现行秩序的超越性元素这一双重品格［１］２４６。

这主要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容许（在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中）出现浓缩形式的、代表不同时代需要、尚未实现、尚未完成的带有倾向性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使得乌托邦思想既“产生于现行秩序之中”，又蕴涵着“冲破现行秩序的桎梏，使之朝着下一个存在秩序自由地发展”的可能性，这也赋予它相对性的特质［１］２４１。

但是，也正是由于乌托邦的双重品格，导致了乌托邦向意识形态转换的不完全性。

由此，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会衍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回过头来又反对自身，成为新的乌托邦的部分来源。

这又吸引着新的乌托邦思想开始新一轮的争夺。

因此，笔者提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的理论模型，希望通过这一模型来理解、寻绎近代中国百年来社会思潮变迁的现实脉络及其背后的丰富意蕴。

三、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析 纵观百年近代史，从太平天国运动思潮，到洋务思潮，到维新思潮，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再到近代社会主义思潮，这些社会思潮相继登场、相互激荡，共同熔铸了那个思想极为辉煌的时代。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百年仅仅出现这些思潮，而是说这些思潮在各自阶段奏出了“最强音”，是各自阶段典型的代表。

笔者便循着这些主要的社会思潮的历史轨迹，从宏观角度，尝试透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过程探寻百年社会思潮变迁的现实脉络及其背后的丰富意蕴。

（一）太平天国运动思潮
许倬云曾言：“中国的思想形态注重延续，而不主张断裂与对抗。

延续的思想见于天人之际（兼指自然与人，以及神与天之际）、世代之际、阶级之际、城乡之际及社会关系，都可觇见，两偶之间，由一端至另一端，其递换为‘渐’，而不为顿然的断裂。

”［２］中国历史的车轮行至清王朝晚期，以儒家思想体系为基础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不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开始出现“裂隙”，转变为处于频繁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３］。

在面对全球格局的剧烈变动、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叩关的时候，统治者依然沉浸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朝之梦中，仍试图以儒家思想体系奴役百姓、控制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逐渐萎缩、崩塌。

而意识形态体系的萎缩、崩塌给其他乌托邦提供了崛起的机会与空间。

太平天国运动思潮便是这样一种乌托邦形式。

太平天国运动是在封建主义残酷压迫与外国列强入侵的情境下触发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４］２，因此，其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群众为主导的农民战争。

在运动的初期，洪秀全等人向几千年来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根基———孔孟教义发起攻击，向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代表的“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发起冲击［５］。

在运动的中期，洪秀全定都南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革命思想总纲“以改革土地所有制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理想设计”［４］１９。

到了运动后期，洪仁 设计了《资政新篇》，试图大力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但无果而终。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以“经济平均主义为内核的朴素平等观念”和“‘太平’‘天国’之类的基本观念”为基础打造集体化、单一
第３５卷第３期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２３年３月
化、军事化的理想“大同”社会［４］２。

但是，这一典型的乌托邦却是披着宗教信仰、道德教化外衣的观念体系，其所创制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虽然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为社会建设提供了一种方案，但深具空想性，无法违拗客观的历史发展洪流。

一旦这种乌托邦付诸实践，它将会迅速转变为原有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翻版。

这在洪秀全于太平天国运动中期建立类似清王朝的统治体系以及后期迷信非理性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教化方面有着鲜明的表现。

这种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翻版，并不是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力，而是数千年来农民阶级争取生活无忧的“大同”社会的近代演绎，它最终将自身推回到传统生产方式之中，内在的封建性重新被释放出来，从而使自身转变为最初反对的对象。

（二）洋务思潮
尽管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它所表达的乌托邦思想最终也转换成新的意识形态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善民众的生活，但是这一乌托邦思想所传递出来的冲破乃至超越现行秩序的思考（集中表现为《资政新篇》所发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呼吁）依然传播开来，并直接推动清王朝调整国策，开启了经世致用的洋务运动。

很多人认为，洋务思潮实质上是内发于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并非乌托邦思想。

其实，这一理解是建基于绝对意义的乌托邦之上的，而本文所主张的是一种相对意义的乌托邦。

诚如曼海姆所言，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会给威胁自身秩序的思想贴上乌托邦的标签［１］２４６。

可见，所谓的乌托邦是一种相对既有意识形态而言的思想形态。

就洋务思潮而言，在固执保守的“天朝上国”中心论者看来，这些坚持改革的洋务派便是离经叛道的乌托邦思想。

由此，笔者认为，洋务思潮便是一种乌托邦形式。

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承继、实践了太平天国运动所发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呼吁。

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开启是太平天国运动直接推动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术界有一场关于洋务派开启洋务运动动机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为了镇压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运动而开启的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改革行动［６］。

也有学者指出，洋务派是根据时势的差异来制定对策的，改革的初期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而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以反对外国的侵略为目的的［７］。

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在本文中，笔者更关注洋务运动中后期的发展。

我们知道，洋务运动肇始于农民革命运动与列强入侵这一双重背景。

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技术以强大自身。

比如，林则徐在广东前线造炮购船，并设想“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则制夷已可裕如”［８］。

李鸿章曾记述道：“今试问统兵大员：‘尔能打土寇否’？皆曰：‘易事’。

以土寇并此器械无之也。

问：‘尔能打外国否’？皆曰：‘难事’。

以外国器械之精十倍于我也。

”［７］以林则徐、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在结合学习西方技术与抗英斗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设计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这一乌托邦思想为基础的社会近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９］。

在之后的数十年之中，这一乌托邦思想的地位逐渐上升，为整个社会带来先进的技术、新的生活秩序、新的思想观念。

但是，在这一乌托邦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类军工企业或者民用企业逐渐被一些官僚买办所掌控，企业管理官僚化，这些工厂成为衙门的衍生形态。

最终，洋务运动并没有改变清王朝灭亡的命运，甚至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速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追根溯源，洋务运动所凭借的乌托邦式蓝图所代表的仍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它绝非是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的产物，而是统治阶级的消极被动的自我保护方式。

正是洋务思潮本身所具备的封建性、买办性使得自身在付诸实践、在由理想中的乌托邦转化为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必然重新回到地主阶级意识形态这一“窠臼”之中。

（三）维新思潮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皆是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社会的改良。

在某种程度上，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变相延续，在学习西方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建设、军事改革、文化教育、社会风习等方面。

虽然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皆是在封建社会之中进行的社会改良，但是两者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是不同的。

前者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而后者是资产阶级中的改良派。

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正式开始影响国家发展、社会建设。

１９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难和风起云涌的爱国热潮，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主张的变法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认同，并通过“公车上书”的形式，正式进入国家统治中枢。

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
张建晓：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
“对国家进行全面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改革”［４］７１。

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兴国之要唯在于“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

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其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包括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１０］。

经过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共同努力，维新思潮“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４］７３。

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极具进步意义，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秩序下是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的。

当资产阶级改良派实施自己的乌托邦主张的时候，便在与地主阶级顽固派的角逐之中，呈现出自身的软弱性。

其实，主张维新变法的改良派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集团，在实施维新变法中，便开始发生变异。

由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与开明官僚组成的改良派右翼［４］８１，仅仅赞成温和的社会改良，并不赞同乃至遏制破坏封建专制的所谓资产阶级民权平等的理念。

这也使得维新变法不得不转入政治妥协，从而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进行谨慎的经济、风俗改革，到了后期改革甚至陷入停滞，及至最后被统治阶级强势取缔。

在这一过程之中，改良派所描绘的乌托邦式蓝图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之中，却转而成为维护地主意识形态的“注解”，而仅存的京师大学堂，则成为证明改良派曾有超越现行思想秩序的宏伟设想的唯一证据，也成为近代中国人才的摇篮，为社会改革留下了“火种”。

（四）革命民主主义思潮
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洋务运动，抑或维新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建设方案，都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改变现行秩序的设想，但它们都是在封建社会这个既有前提下进行的，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完全破除现行社会秩序，这只会使得国家与社会陷入灾难性的无止境循环之中，无法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很多仁人志士也看到了这一点，孙中山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２０世纪初，国家和民族危难日益加重，全社会反满反帝的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振兴中华，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

在当时的社会与思想背景下，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它既有益于当时社会建设的现实性元素，也有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超越性或者空想性元素。

具言之，在民族主义方面，孙中山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历史使命感。

诚如李泽厚所言，“在反满反帝方面，孙主要是承接了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下层会社的火种”，“在建设祖国方面，孙则主要是承接了七十至九十年代改良派的要求和理想”［４］３３０。

孙中山为当时的人们厘清了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即要独立富强的国家，就需要反帝、反封建，在政治上取得独立的地位。

在民权主义方面（这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核心），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设计了以“五权”分立为核心的民主共和国蓝图，希望以“万能政府”为国民提供高效的服务。

虽然孙中山主观上想要设计一种优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体形式，确实，这在社会之中，也带动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风气，但是，在具体施行中，却得到了一种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更为落后的、更为恐怖的独裁政体［４］３３８。

他严重忽视了封建力量的强大程度，高估了当时社会的民主主义传统。

在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前后是有转变的，本文关注的是其后期的民生思想。

孙中山希望通过“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来解决土地问题，来避开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从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讲的，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

实际上，解决土地问题的目的是打击封建主义，这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发展空间。

但是，他担心资本主义的发展，千方百计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如此这般，他认为发展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却是变相发展了封建主义［４］３６２－３６３。

其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乌托邦思想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色彩。

“三民主义”的践行，一方面解放了思想、开辟了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也为将革命民主主义导向官僚主义、独裁主义埋下了伏笔。

换言之，“三民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乌托邦思想，但是，在践行的时候，却转换成新的意识形态，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抛弃了革命的初衷。

（五）近代社会主义思潮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社会实验的失败，使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度陷入低潮期。

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对之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中国崛起的希望。

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的“大同”社会。

在封
第３５卷第３期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２３年３月
建意识形态之中，所谓的“大同”社会是契合“天人合一”的社会形态，人们在这个社会之中，各安其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用李泽厚的话说，这是遵从实用理性建构起来的社会［１１］。

这意味着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深受实用理性的影响。

在实用理性的影响下，前述的太平天国运动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甚至有学者将这三种思潮直接定位为“近代三次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康有为《大同书》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映出实用理性的情感对美好理想的追求”［１２］６２。

本文认为，将太平天国运动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纳入近代社会主义思潮是值得商榷的，但是，这些思潮之中潜藏着丰富的、甚至是呼之欲出的社会主义的元素。

这是值得肯定的。

回到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之中，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双重影响，遗留的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纷纷投入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之中，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以及合作主义”等［１２］６２。

在这些社会主义思潮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期盼能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以尽可能少的流血牺牲完成社会转型与建设。

在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这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它的践行在一定程度上淆乱了民众刚刚觉醒的意识，冲击了新生的革命力量，使得整个社会思想空间重新陷入混乱之中。

为什么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存有这种幼稚的观念呢？当时的诸多知识分子受动荡时局的影响，并没有条件能够真正进行透彻的实践考察与理论研究，许多思想未被消化、整合，就匆匆忙忙地付诸实践了。

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有识之士会结合背后的阶级利益诉求，吸纳、整合外来的思想理论，炮制各具特色的乌托邦思想。

这些乌托邦思想付诸社会实践，便会显露出自身的软弱性以及背后的真实目的，进而转换为新的意识形态以维护自身阶级的利益。

而所有的破除现行社会秩序与打造美好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最终都被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内核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承袭，并最终战胜种种错误思潮，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结论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以儒家思想体系为基础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开始全面“崩盘”，太平天国运动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蜂拥而至，开启了辐射全社会的思想争夺的时代。

从太平天国运动思潮一直到社会主义思潮，这些思潮先后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呈现为由乌托邦到意识形态的辩证演替的过程。

第一，每种社会思潮都是在经历乌托邦对既有意识形态的争夺过程中，转化为群体的观念，推动社会思想观念的解放与发展。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都反映着一定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

比如，就太平天国运动思潮而言，这一乌托邦形式所反映的便是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而其转换后所形成的新的意识形态依然是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进一步而言，太平天国运动思潮的核心在于洪秀全的思想。

这极具英雄主义色彩。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洪秀全一个人的思想便成就一种“有效的乌托邦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曼海姆所言，“一个有效的乌托邦思想从长远来看不可能是某个个体努力的结果”，“只有当这个个体的乌托邦概念驾驭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潮流并赋予它表达方式，只有当它以这种形式回流到整个群体的观念之中，并由这个群体将其转化为行动，只有这个时候，现行秩序才有可能受到为争取另一种存在秩序的挑战”［１］２５０。

洪秀全的思想并不是保留在个人头脑之中，而是洪秀全把自己的乌托邦思想通过宗教的形式传播出去，将之转化为群体的观念，进而凝聚成可以挑战清王朝社会秩序的力量。

第二，乌托邦内蕴着现实性与超越性元素，是推动近代以来社会思潮由乌托邦到意识形态辩证演替发展的动力源。

比如，太平天国思潮这一乌托邦形式便包含着现实性元素与超越性元素，前者会在付诸实践的时候转化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形式，而后者则依然保持着超越性的品质，它不为当时社会所容许，却为洋务思潮这一乌托邦形式提供源泉。

洋务派基于太平天国运动思潮的遗留，结合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与社会要求，进一步发展出洋务思潮这一新的乌托邦形式。

但是，洋务思潮这一乌托邦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高于或者先进于太平天国运动思潮这一乌托邦形式。

由此，社会思潮循着由乌托邦到意识形态的路径辩证演替发展，而乌托邦则成为整个发展过程的关键所在。

第三，通过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历次争夺，突破思想藩篱，刷新民众认知，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深入人心奠定了广泛思想基础。

太平天
张建晓：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