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的几个问题

关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的几个问题——基于中央档案馆藏相关档案的研究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一共18人，分两批先后到达延安，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这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曾向中共军队表示一起“到东京吃茶去”，俏皮而浪漫地体现了中美军队携手抗日、直捣黄龙、灭此朝食的壮志豪情，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代表性名言。

美军观察组在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后，深刻地认识到：“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

”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不但是美军观察组的一个重要收获，而且是7 0多年来不断被验证为正确并将继续被验证为正确的最为著名的关于中国政治的预言之一。

中央档案馆现藏有与美军观察组相关的档案70多件。

通过对这些档案的梳理，可以对当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有关问题作出一些新的考察。

一、美军观察组的派驻与撤销是谁主动提出的？关于美军向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派驻观察组，到底是美国还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民政府先行主动提出的，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央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中寻出一些来龙去脉来。

1944年6月，林伯渠、董必武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关于美国派军事人员赴延”一事的前后经过：“罗斯福过去曾三次电蒋要求，均遭蒋拒绝。

”“这次华莱士来渝，文生德、台维士（即戴维斯——引者注）、谢尔维士（即谢伟思——引者注）等临时主张再由罗斯福向蒋要求，罗斯福在四小时内立即回电同意，华莱士立率美方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的电报，蒋略为踌躇，最后即表示：只要共产党方面允许，你们可以派人去，但须军事委员会给名义，可直接同何应钦商量。

”“谢等次日见何”，何“完全同意”了谢等的要求。

（林伯渠、董必武给毛泽东的电报，1944年 6月。

）林、董电报所述情况，应来自于台维士、谢尔维士等美方人员与他们联络时所述，因此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很大的真实性，应属可靠情况。

1944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向党内通报时局近况时也采用了这一说法：“罗斯福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

”（毛泽东关于对时局近况的通知，1944年7月 15日。

）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向党内通报中的这一说法，应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到的全部情况。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美国派军事观察组赴延安，最初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的，但开始连续提了三次，蒋介石都没有同意。

直到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在华的美军军官谢伟思等人临时又请示罗斯福，建议由罗斯福再次致电蒋，由华莱士当面向蒋提出，罗斯福当即复电同意。

华莱士立即率美方有关人员面见蒋介石，面交罗斯福的电报。

这次蒋介石只好同意，让美方与何应钦具体商量。

第二天，谢伟思等人面见何应钦，要求美军人员自行前去延安，不要国民政府军委会派人陪同，何应钦也完全同意了这一要求。

于是，1944年6月23日，驻重庆美国陆军总部代理参谋长费尔利斯正式向林伯渠致信，称“美国陆军总部获得国民政府准许，将派遣美国官员组成的观察组去中国北部延安及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带及日占地区进行调查访问”，要求“给他们自由旅行、观察，允许他们直接与其总部用无线电通信联络，在调查访问期间给予协助”。

（费尔利斯致林伯渠的信，1944年6月 23日。

）第二天，6月24日，林伯渠便回函表示同意。

同日，费尔利斯也经林伯渠致函毛泽东，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毛泽东于6月28日复电，对美军事人员来延“表示欢迎”。

美国甚至还就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一事，征得苏联同意。

1944年7月15日董必武在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后担任美军观察组领队的包瑞德曾向他们说“领事曾先征求苏联同意的”。

经过一系列准备后，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先后于7月22日和8月7日到达延安。

1946年3月9日，美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魏德迈提议取消延安观察组。

3月11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马歇尔转来魏德迈通知，为执行美陆军部复原计划，拟即撤退延安美军观察组”，“并问我们意见”，“我即答已让他们在延再留一时期，和美在华陆军总部同时撤销”。

中共中央于次日复电同意。

3月13日，周恩来正式致函驻重庆美国大使馆的卡尔菲，“希望美军驻延观察组一直维持到美军司令部从中国撤退以前。

我们这样要求是为了建立我们之间的直接联系，能够更进一步更好地了解和合作”。

（周恩来致卡尔菲的信，1946年3月13日。

）结果，4月上旬，美军参谋团叶顿上校还是通知中共中央：“观察组定于本月9日撤销，全部人员将飞沪。

”叶顿同时还告：“为使双方联络不致中断”，中共可由周恩来“向吉伦将军提议派一军官（不低于上校阶级）驻延担任联络”。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1946年4月7日。

）据其他史料，美军观察组撤出延安后，留下的军官改称美军联络组，于1947年3月11日撤离延安。

由上可知，美军观察组的派驻和撤销，都是由美方主动提出的。

所不同的是，美方提出派驻时，中共中央当即同意；美方提出撤销时，中共中央当即挽留，希望再留一段时间。

仅仅不到一个月，美方还是最终决定撤销，只同意留下少数人继续担任联络。

这样，美军观察组从1944年7月22日到1946年4月9日，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共执行了620多天的任务。

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持什么态度？当1944年6月23日费尔利斯向林伯渠致信询问美军观察组可否到延安及八路军控制地区调查访问时，林伯渠就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并保证给予观察组以“充分的合作”，给以“工作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及通信联络的自由”，“以便迅速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日寇”。

（林伯渠关于观察组来延问题给费尔利斯的信，1944年6月24日。

）为了共同打败日寇，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最主要动机和原因。

接到林伯渠的报告后，毛泽东很快便于6月28日复电林伯渠等人，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表示欢迎”，并从当天起就开始检查飞机场，随时准备迎接美军观察组的到来。

7月4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林伯渠等人，详告延安机场情况及降落时应注意事项，并嘱他们与美军详谈一次，以保证观察组飞延时顺利着陆。

为便于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开展工作，7月14日，周恩来经毛泽东批准，专门致电林伯渠等人，转告美军观察组：本地发报局发电极慢，最好能自带无线电台来延安。

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时，延安给予观察组人员热情的招待，并免去观察组的膳宿费用。

为此，包瑞德于1944年7月22日亲自致信朱德表示感谢。

当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不仅宴请招待了他们，而且亲自大篇幅地修改了延安《解放日报》8月15日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社论称：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为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将有助于美国和世界各国了解这样一个过去一直被国民党封锁的事实真相，即：“七年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

”“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5页。

）社论认为，“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页。

）美军观察组工作的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决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页。

）；并“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页。

）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共同战胜日本法西斯这一世界大局的角度所认识到的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这件事的重大政治意义。

显然，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不仅于中共自身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事业有利，而且于增进中美两国团结有利，于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有利。

因此，毛泽东才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当时50万八路军新四军和8000多万敌后根据地人民，代表各根据地民主政府，“向远道来此的观察组全体人员，致热烈欢迎之忱！”（《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4页。

）8月18日，毛泽东又签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进一步阐明了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并将分赴前方的重大意义，指出了应该如何接待并与之进行合作。

指示中说：“由于我党政军民的努力和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日益反动与无能，目前两个中国（新民主的中国和法西斯化的中国）在抗战营垒中的对照是更加明显了，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这里说到了两个“开始”、一个“开展”，即外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中国”实际接触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

如果从发展的、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开始”和“开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为什么呢？指示分析说：“如果大家承认八年来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的发展，那么，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

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

”这可以说是理由之一。

指示接着又分析了第二个理由：“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

”虽然美军观察组到敌后对中国共产党意义重大，但中共中央也很冷静地提醒全党：“目前不应希望过高。

”原因有三：第一，“目前美英苏外交的重心仍是放在国民党方面”；第二，党的“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另一方面国民党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第三，“且就英美内部言，也有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存在，即在其政府中亦复如此”。

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正是由于当时美国外交重心仍在国民党，国民党对美共接近甚为忌惮，极力加以反对和阻挠，加之美国政府与军队中的反共顽固势力的存在，导致美国与中共的关系由热变冷，美军观察组与中共的合作计划未能全部实现，美军观察组的一些核心人员被调离延安甚至被排挤回美国。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指示进一步提出了当时包括接待美军观察组在内的党的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