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阮宏玲
清代诗坛有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之争，清代词坛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之争，与之对应，清代文章领域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之争亦颇为壮观。

乾嘉年间，戴震、章学诚、姚鼐、阮文等纷纷为某一类“文”争正宗地位，一方面表明对文章美感特征的界定尚存争议，另一方面也是特定作者群不同文化宗旨的体现。

一、桐城三祖
与汉学派、史学派鼎立的是桐城派。

其古文统系脉络清晰：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苏、王、曾，明代的唐宋派。

桐城派以辞章为依凭，自会将“文人之能事”摆在首位。

它的第一任盟主方苞曾以“义法”论文。

从顺序来看，方苞置“义”于“法”之前，似乎更重作品的义理，其实，他心里看重的还是“法”，还是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

徐珂《散体文家之分派》云：“苞尝与宸英论行身祈向，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继韩、欧之间。

’故其论文严于义法。

今约举其大旨如下：一、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

二、凡所涉笔，皆有六籍之精华。

三、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三点“大旨”中，第一点属于“义”，但视为“法”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仍属制约古文题材选择的体裁规范。

第二、第三两点更只能作为“法”来理解。

桐城派的第二任盟主刘大櫆将方苞潜在的重“法”意图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他在《论文偶记》中以“神为主”取代了“理为主”的习惯说法。

“理为主”是理学派的基本思想；“神为主”才真是桐城派的心得所在，且已偏于对一种韵味的感受，显然与诗论相通。

桐城派以前，韵味论大体属于诗学的范畴，何以将之纳入古文理论中来？这是受到理学派和史学派挤压的缘故。

当“义理”和“事”这两个古文要素被理学派、史学派攫取之后，留给桐城派的便只有辞章了。

以辞章为焦点，他论“神”、“气”、“势”，格外注重音节。

按照通常的看法，语言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讲述性语言，一是歌唱性语言。

讲述性语言旨在表意，故较为朴实、明了，发音平缓，声调变化幅度不大，同时以规则性的旋律一以贯之。

身为古文作者的刘大櫆，他本应青睐讲述性语言，何以会对歌唱性语言一往情深呢？这与桐城派自方苞开始的注重“情辞”的传统有关。

“情辞”是与音乐性密不可分的。

故刘大櫆此论一出，得到桐城派后学的纷纷赞同。

桐城派的第三人盟主姚鼐在理论建构方面以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著称。

强调义理，意在防御理学派；强调考据，意在防御汉学派；而强调辞章，实为桐城派的看家法宝。

姚鼐指斥理学派之作“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考据派之作“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 ，正是以桐城派之长形理学派、考据派之短。

“文章”（或说“辞章”）是桐城派的关注焦点。

方苞论“义法”，目光所注实在“情辞”；刘大櫆论“文法”，目光所注实在“神”“气”；姚鼐论辞章，目光注于何处？概括地说，姚鼐的关注重心是文章的意境和风格。

姚鼐所崇尚的意境是“风韵疏淡”。

这显然受到其老师刘大櫆的影响。

而刘、姚二氏又取资于诗中的神韵说。

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虽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独有心得。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也说：“近来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

其持法最严，工于修饰字句，以清雅简净为主。

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亦如王阮翁论
诗，专主神韵，宗王、孟、韦、柳之意也。

”而从具体的操作来看，“风韵疏淡”的特征之一是“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

方苞在理论上拘于“有关系”之说，在创作实践上便不免矜持一些；姚鼐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摆脱了“有关系”之说的束缚，高揭“无关系”之帜，并以神韵说来消释古文作者对时政的热情。

他的古文成就较高颇得益于此。

姚鼐标举风格，首先是针对乾嘉时期偏重考据的风尚而言的。

考据家的通病是无识，对风格缺少领悟能力即其症候之一。

故姚鼐《尚书辨伪序》虽肯定考据以确凿的证据说话，“利以应敌，使护之者若不能出一辞”，但又强调，“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

风格往往比所谓的“证据”更有力度。

无论是风格论还是意境论，都属于审美范畴。

姚鼐以风格和意境为支柱来构建其古文理论体系，表明他刻意与理学派和考据派划清界限，以凸现其“文人’风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主要包括抒情诗和一部分以抒情写景为主旨的骈文，据萧铎《金楼子·立言》的描述，其特征有三：一是“流连哀思”、“情灵摇荡”，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感染力；二是“绮縠纷披”，讲求藻饰、辞采；三是“宫徵靡曼，唇吻遒会”，即声律和谐。

比照魏晋南北朝对纯文学美感特征的这种认识，我们发现，桐城派的宗旨是视古文为纯文学，所以他们讲求“情辞”、音节、神韵、风格，不仅与学术著作划清界限，而且与杂文学划清界限。

姚鼐钟情于“文人”风范，实即以纯文学作家自期和自许。

二、骈文派对桐城派的挑战
正是在古文有无资格算“文”的问题上，桐城派遇到了来自骈文派的强有力挑战。

自从唐代的韩、柳确立古文在文章领域的正宗地位以来，骈文一直处于弱势状态。

随着清代朴学的兴起，知识阶层的古典文化素养日渐提高，以驱遣典实、藻丽绚烂为特征的骈文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维崧、毛奇龄、胡天游、汪中、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孙星衍、彭兆荪等皆为清代的骈文名家。

在这种背景下，骈文家欲与古文家争纯文学正宗，便是一桩自然不过的事了。

早在清初，陈维崧即在《诗选序》中为骈文家受歧视鸣不平。

在他提到的几部名著中，《庄子》是子书的代表，《离骚》是抒情诗的代表，《史记》、《汉书》是史书的代表。

陈维崧以庾信的骈文名作与这几部书并列，表明了将《哀江南赋》等视为经典的态度。

他没有贬抑古文，但如此推重骈文已足以显示出骈文家的自信。

不久，毛际可作《陈其年文集序》，热情洋溢地称道陈维崧的骈文说：“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至于路尽思穷，忽开一境，如凿山，如坠壑，如惊兕乍起，鸷鸟复击，而神龙夭矫于雨雹交集之中。

” 二十四年后，毛际可又作《汪蓉洲骈体序》，致力于把握骈文的基本美感特征，即“遥情远致”，“言情则歌泣忽生”；神秀骨清，而又灏气盎然。

这样的描述，都是暗指着古文的不足说的，虽然并未明确向古文叫板。

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则公然将骈文和古文放在一起比较：“散行”指古文。

写骈文必须铺排典实，没有“满腔书卷”便不能胜任，这有助于克服空疏不学、陈陈相因之弊。

袁枚傲然宣称，这是骈文胜过古文之处。

其《答友人论文第二书》驳“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文选》不足学”之论，辞气酣畅淋漓。

古文家所赖以自高身价的理由是古文乃“载道”之文，“有关系”，“有用”，而袁枚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

”二、所谓“明道”或“文以载道”云云，“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不过是为了“挟持以占地步”而已。

这样说来，以藻采面向读者的骈文是胜过名为“明道”而实陈陈相因的古文的。

袁枚之外，李兆洛编《骈体文抄》，意在取代桐城派的《古文辞类纂》；其《骈体文抄序》奇偶兼用，骈散俱重，也体现了为骈文争地盘的用意。

与毛际可、李兆洛等人虽推重骈文，但仍不否定古文的正宗地位有别，乾嘉时期的阮元，以骈文派健将的身份，不容置疑地宣称，古文不配称为“文”，只有骈文才具有“文”的资
格。

其理论依据是六朝时期的文笔说，而他所擎的大旗则是他称之为“千古文章之祖”、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文言》。

他从训诂入手，推断“文”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必须有韵。

“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

”（阮元《文言说》）所谓“有韵”，并不一定指押脚韵，还兼指句中的平仄协调。

二、文必“多用偶”。

“凡偶，皆文也。

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

”（阮元《文言说》）用上述两个标准来衡量古代作品，其结论是：
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

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之正流，终与文章有别。

（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

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

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为古文乎！（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说经讲学”、“立意为宗”属于学术著作，“传志记事”属于杂文学，骈文属于纯文学。

理学派、汉学派的作品可归入学术著作，史学派的作品可归入杂文学，骈文派的作品可归入纯文学。

那么桐城派呢？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一，阮元却将“义理”、“考据”还给“说经讲学”、“立意为宗”的“经派”、“子派”，将“辞章”还给“沉思翰藻”的骈文派，一点地盘也不给桐城派留下。

这可真算得釜底抽薪了。

桐城派的尴尬处境由此可见。

三、桐城派的地位和影响
桐城派的处境虽然一度尴尬，但经由桐城三祖的努力，最终还是成了乾、嘉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古文流派，且影响深远。

从嘉庆初年到道光中叶，前一时期的若干作者，，如姚鼐、恽敬、张惠言、洪亮吉、孙星衍等，都在嘉庆年间去世，这一阶段的桐城晚辈，主要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而梅曾亮“最为大师”。

同治年间，“文风又起。

曾国藩立言有体，济以德功，实集其大成” 。

曾国藩撰《欧阳生文集序》，以桐城文统的传承者自居，备细罗列姚鼐门下的“著籍弟子”和“不著籍弟子”；曾氏幕中的几个主要作者，如张连卿、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等，亦与曾氏呼应，有桐城之文“至曾文正公始变化以臻于大”之论。

曾氏论文，以为“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与桐城派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曾氏又加上了“经济”，即经邦济世，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

曾氏一派的文章，又被称为“湘乡之文”。

桐城文统在清末遇到了严峻挑战。

戊戌变法前后，辛亥革命之际，一种被称为“新文体”的文章风行于报章，其代表作家是梁启超等人。

桐城义法讲究“雅洁”，而“新文体”却不避俗语、土语、外来语。

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曾说为文“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如“鸦片馆”之类的词，“自难入文”。

而时值对外交流日渐频繁的清末，许多人目睹“经济无穷，事变日新”，“鸦片馆”这一类词如“火轮车”、“电气车”等，也不免“入文”了（见薛福成《出使四国公牍序》）。

桐城文统，面对时代的巨变，的确难以维系了。

清代的古文流别，除桐城派、湘乡派以外，还有稍后于桐城派的阳湖派，其代表作家是恽敬、张惠言。

阳湖派风格较为雄放，所以有桐城派为儒者之文、阳湖派为策士之文之说。

阳湖派的体系不像桐城派那样完整，人数不多，持续的时间不长，所以影响也比桐城派小得多。

其他作者，如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魏禧、汪琬、戴名世、全祖望，清中叶的袁枚、蒋士栓等，也有不少优秀作品。

四、桐城派研究的新收获
由安徽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编辑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桐城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日前在安徽大学与桐城市举行。

来自全国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同时，“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所”举行了揭牌仪式。

与会专家就桐城派开宗传衍、形成发展，到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从桐城派与清代汉宋之争到乾嘉年间的文章正宗之争；从方苞的古文义法到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从桐城派古文、文论到桐城派诗歌、诗论；从桐城派作家作品、文章理论到桐城派古籍文献整理校勘；从桐城派名家、名作到桐城籍名族、名人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

关于桐城派发展和成功的原因，杨义认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学和清代学术的综合体，它把中国传统文章的精华、传统道学的脉络和传统学术的精彩东西结合在一起。

”他说桐城派成功的原因：“一是它的旗帜。

”即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把程朱道统和韩欧文统结合起来，用文统蕴含道统，用道统支撑文统，把唐宋以来的文章道统和一个新王朝治理国家结合起来，起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

二是宗师相承，不断地给予同时又吸收。

方苞的时代是寻找正宗的时代，他把自己的“义法”说与《春秋》《易经》联系起来；其后刘大櫆又加入“神气音节”说，但真正使正宗文章学形成体系的是姚鼐。

三是姚鼐的文章论。

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为三纲，“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八目，又提倡阴阳刚柔、相依为用，这是清代文章理论的重要里程碑。

第四是人才培养，创办书院。

姚鼐在书院40多年，培养了大批弟子。

他的这些论述从宏观高度概论了桐城派传衍发展的原因。

而王兵则从微观方面论析了清廷不同时期学术宗尚对于方苞、姚鼐、曾国藩三位代表人物文论和选本实践的不同影响和其差异；曹虹则探讨了清帝训诰倡导的“清真雅正”的文统理念与桐城派文章风格形成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揭示出桐城派开宗传衍的背景。

辩证地对待桐城派与“新文化”的关系：王达敏在《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一文中分析了张裕钊、吴汝纶共同开创“莲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历史贡献，指出：“治中国近现代文学和学术史的一些学者，每在进化史观笼罩下研究历史，以新旧论学，并进新而退旧，少有追寻历史之是的兴趣。

这就使得所谓旧，如张、吴及其弟子群体，在以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而长期沉没于无言的历史之海。

”“那些旧人所创业绩，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坛、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正面相呼应的是张器友，他在《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桥梁’。

”而人们对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未能作出科学评价的原因则在于“西方中心论”、“新旧断裂论”、“成王败寇论”和“反传统论”等错误观点使然。

从桐城派及桐城文化与当今社会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还有不少论文注意到从桐城派和桐城文化中发掘那些对于新文化建设有益的思想、观点和主张。

如周中明《论姚鼐鲜为人知的一面》中论述了姚鼐宣扬做“亲民之吏”、赞扬“尽去苛征”、鼓吹“男女一也”、主张“与时俱进”等民主进步思想，指出这些仍是我们今天所应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卢佑诚则指出：梅曾亮的“民傭”思想有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人民公仆”的意思，它包含有爱民、忧民，惠民、利民，导民、顺民之性的内容，是传统的民本观和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的发展等。

对桐城派诗学、诗歌的研究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在历届桐城派研讨会上，研究桐城派诗歌的论文都寥寥无几。

本次会议渐多。

王小舒《体兼唐宋气合刚柔》一文，通过对姚鼐的诗及诗论的论析，提出了与学界长期以来将姚鼐及桐城诗派认定为宋诗派不同的看法，指出“姚鼐及其所代表的桐城诗派在清代诗歌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之地位，这种地位是因唐宋兼融和刚柔相济两大特点奠定的，而不是在其是否为宋诗派。

”桐城赋派的作家群，站在桐城丰厚
的文化积累上，透过文化地域政治这些表层的东西，以桐城赋的新形式，创造了桐城文化的又一个活跃蓬勃的时期。

桐城辞赋文学是人学，桐城辞赋作品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深处真实的东西，引起人们对生活、社会、时代、以及生命的思考。

当代桐城辞赋文学，以社会百科全书的规模记录社会变迁和历史沧桑，具有永久的价值。

学者王泽生选集，系统化地总结了桐城辞赋作家的创作实践；潘承祥大师的作品最为经典。

当代桐城辞赋文学，原汁原味。

既反对形式上拟古倾向，又主张生活创造，对唐宋清以来古文运动作出了新的诠释，在桐城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结语：在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变。

先驱者戴名世、方苞等关注时文对古文空间的挤压,主张复三代秦汉经史类"古文",对诗词、四六等"艺"都比较轻视、冷漠。

创始者姚鼐在乾嘉汉学兴盛与骈文复兴的背景下,关注骈文,虽然对六朝藻丽俳语颇有微词,但对骈文文体本身并不轻视,对好友的骈文成就加以肯定。

桐城后学,包括姚门弟子和曾国藩等,理解并接受骈文,他们不仅在骈散对举的话语体系中探究骈文的功能、特征、风格等,有的还喜爱骈文,创作骈文。

整体上,桐城派主张文章以"道"、"理"、"气"而不是以骈体之"辞"来定高卑优劣。

桐城派对骈文态度的演变,为现代文章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注释
①姚鼐：《述庵文钞序》。

②陈维崧：《陈维崧诗词选》。

③选自《清史稿·文苑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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