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时期台湾儒学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

康雍乾吋期台湾儒学
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
姜家君
摘要:康雍乾时期，台湾儒学处于传承朱子学的初期，在闽学的影响之下，它完整地承续了朱子学的为学要旨与内容大概。

但这种承续并非简单复古，在心学冲击与明末经世实学的影响下，这一时期朱子学面临着自身的调整与转化。

同时，作为清初的官方哲学，政治权力的渗透也改变着理学的发展路径，所以朱子学一传入台湾，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在地域文化影响之下，台湾朱子学更趋向于现实的实践生活与治世经验，呈现出明显的实学与实用的外向性品格。

关键词:康雍乾时期；台湾儒学；朱子学
作者简介:姜家君，哲学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24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19)05-0221-07
康雍乾时期是台湾朱子学的起源与发展期#清初,随着理学成为主流文化,福建朱子学开始全面复兴，台湾作为福建辖治的区域，朱子学传入后深刻影响着其文化风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赴台儒吏的文化理念与文教建设。

这些儒吏大多在福建各地为官,其思想深受福建朱子学的影响。

而明郑时期的台湾是春秋大义精神的据地，入清后，伦理教化与礼制秩序的重建，必然成为加强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

因此，在清廷以文治台的施政方略之下，朱子学的伦教思想就通过兴修文庙、州县儒学与书院等教学设置，以及立碑纪盛，订立学规等方式，呈现出新的特点。

相较于福建朱子学这一时期对天理等形上概念的弱化，入台之初的朱子学与台湾地域环境相融合，理气问题甚至未被纳入儒学范畴，更多的是对社会秩序与现实人生的观照，有着鲜明的入世精神与功利意识。

“事”这一主观与客观相连接的活动成为儒学关注的重点，而由此活动所连接的人的道德修养与现实践履也被赋予了更加务实的内容。

因此经世致用、实学与实行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碑文与书院学规所倡导的共同学风，形成了清初台湾儒学与闽学既相联系又有所差异的形态。

一、强化朱子学的伦理教化思想
朱熹完成了天理的形上建构，天理随气化流行而有天地、人心、社会伦常。

“宇宙之间，一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闽台儒学同源性与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5CKS045）
《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
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

其张之以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①“三纲五常”是“天之所与”的必然之理，为人伦生活的必然法则：“夫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国有家者所以维系民心,纪纲政事本根之要也。

”②朱熹又以孟子的五伦解释三纲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③并将五伦视为治道的根本，是儒家外王目标的社会实现。

朱熹将“三纲五常”与孟子的“五伦”相等同，相较于“三纲”，五伦之说更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双向性。

清初李光地对朱熹的伦常之说有详细阐发:“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妇，伦也;仁、义、礼、智、信,性也。

语其本之合，则仁贯五伦焉;义、礼、智、信,亦贯五伦焉。

语其用之分,则父子之亲，主仁者也，君臣之义，主义者也，长幼之序，主礼者也;夫妇之别，主智者也;朋友之信，主信者也。

”④由五常之德到五伦之理，由性而天道,伦理关系基于本然之性,为儒家伦理的重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方面清初的统治需要与儒家的外王理想正相统一，极大地激励了儒者参与治道的实践需求。

因此台湾初定之时,儒吏们对台湾文教的建设显示了极为高涨的主体参与意识，赴台官吏均积极推动台湾宫庙、州县学以及书院的修建治理工作，并立碑纪盛，在碑文与书院的学规中都将伦理教化作为重点加以强调。

如曾任福建古田县令的陈％，因颇有政声,康熙四十一年（1702）调台湾知县，后由福建巡抚张伯行推荐，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升任台厦道,致力于台湾文教建设,并通过兴修孔庙及府县儒学,将朱子学思想转化为建设台湾的文化理念,康熙四十二年（1703）重建孔庙完工时作《台邑明伦堂碑记》一文,开篇即谓：自有人类，即有人心；有人心，即有人理；有人理，即若天造地设而有明伦堂。

苟斯堂之不立，则士子讲经无地，必至人伦不明，人理泯而人心昧，将不得为人类矣。

噫！宰斯邑者何人,风教攸责,而可令斯地久旷乎哉?⑤
以人类"人心"人理"明伦的逻辑推论强调风教的重要性，可追溯到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⑥又与理学天道性命相通为一的观点相一致，陈％以人心通达人理这样感性、平实、更贴近大众生活的语言对理学范畴的转换，也体现了对传统理学形而上叙述方式的规避。

那如何明伦，陈％对五伦有具体的要求：
伦于何明？君臣之宜直、宜讽、宜进、宜止，不宜自辱也；父子之宜养、宜愉、宜几谏，不宜责善也；兄弟之宜怡、宜恭，不宜相犹也；夫妇之宜雍、宜肃，不宜交谪也；朋友之宜切、宜偲，不宜以数而取疏也。

⑦
他首先强调的是君臣关系,而且在“宜直、宜讽、宜进、宜止，不宜自辱”的表述中，臣对君应该耿直无私，委婉劝谏，以是否合于义作为劝谏的标准，不能自取其辱,“自辱”既可以理解为臣子做不合于自己位份职权之事招致羞辱,又可以看做是君主不能纳谏，臣子自行离开免遭羞辱,体现的都是臣子的责任与义务,对于君主的责任却并无规定#
康熙六十年（1721）,由于官民矛盾，台湾爆发了朱一贵起义，因此清廷愈发重视对台湾的管理,尤其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

次年开始每年派钦差大臣满汉御史各一名，加强对台湾的巡查与监管。

雍正元年（1723）曾任福建邵武知县、后任台湾诸罗县知县的周钟蠧捐俸重修台湾县学,首任巡台御史黃叔？作《重修台湾县学碑记》开篇就强调忠孝思想：“惟学校之设，所以
①朱熹:《读大纪》,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6页。

②朱熹:《与陈侍郎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第1086页。

③朱熹:《戊申延和奏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第656页。

④李光地:《四书解义》,《榕村全书》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⑤⑦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清领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华艺学术（新北）2013年版，第124、124页。

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8页。

《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
长育人材，一道德,同风俗，教孝教忠也。

”①乾隆五年（1740）台湾道刘良璧捐俸修整海东书院,所立学规的第一条就是要明君臣之义：“圣贤立教，不外纲常；而君臣之义为达道之首……读书之士，知尊君亲上，则能谨守法度，体国奉公;醇儒名臣，由此以出。

”②君臣大义为达道之首,读书的目的最首要的就是尊君亲上。

对君臣关系、忠孝伦常理念的强化,既体现了台湾的治理目标，也标明了“治统”对“道统”的优先性#权力凌驾于“理”，这也是政治力量对理学渗透的主要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陈％在碑文中将“五伦与五经相表里”，通过五经通达伦常之教，“洁净精微取诸'易’，疏通知远取诸’书’，温厚和平取诸0诗’，恭俭庄敬取诸0礼’，比事属辞取诸’春秋’”。

③探讨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是明末清初以来的重要话题。

被誉为“清学开山之祖”的顾炎
武有“理学，经学也”的论断,后来全祖望转述为“经学即理学”，“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

④开启了以经学求道的先声，在否认理学的独立地位同时,强化经学的本源与基础意义，可谓是明中后期以来儒学的又一转向。

后来李光地就有“求理于经”的说法,理学与经学相融合也是清初以来学界的一大趋向，这在陈％的碑文中得到了体现。

而明末郑氏传入台湾的儒学亦以经学为主，这使得台湾儒学发展有着自身的连续性，经学在台湾儒学中占有较大比重，以五经作为达到伦理教化的途径，也进一步体现了儒学重视人伦日常、治乱兴衰的现实主义特点。

二、继承朱子学由“敬”达“诚”的修养方法
“诚”“敬”是二程吸收先秦儒学并加以理论化的重要范畴，是宋明理学涵养心性的主要方法,关涉个体的道德修养问题，但最终指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贯穿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过程中的道德原则。

具体而言，“诚”是天道本体，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属性。

二程将“诚”称为“实理”,⑤朱熹进一步将其具体化，指向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伦理关系,以及仁义礼智等道德标准，而要做到这些关系和标准的特质就是“诚”,即“无妄之谓”。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

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

”⑥“无妄”即以天理作为客观参照标准的是其所是，“诚是自然无妄之谓。

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彻底是仁,义彻底是义”。

⑦作为人事的要求则为不自欺,亦不欺人。

“敬”是达到“诚”的途径,孟子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⑧如何“思诚”,则要做到“敬”，即二程所说的“诚则无不敬，未至于诚,则敬然后诚”。

⑨朱熹亦将“敬”视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二程认为“敬”为“主一”之谓:“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一作不一，则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

”⑩因此“敬”有专一、谨慎、敬畏的含义，意为心有所主，专心无二。

二程将其作为“持己”
①②③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清领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第113、112、114页#
④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⑤杨时:《二程粹言》卷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年版，第69页#
⑥朱熹:《中庸》,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⑦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语类》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⑧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8页#
⑨程颢、程颐:《二程集》下，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70页#
⑩程颢、程颐:《二程集》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9页#
《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
之道，①朱熹对二程“主一”之法有具体容貌与神态的描述:“庄整齐肃则心便一”，②“其心俨然肃然，常有所事,则虽事物纷至而沓来，岂足以乱吾之知”，③“敬则其心操存而不乱，虚静而能照，操存不乱，外患自不能入”。

④朱熹强调“敬”主于一事则为实,通于一理则为“虚”，虚实结合，以整齐庄重的态度专注于一事一理，贯通于已发未发，杂事纷扰，而人欲之私不能侵入其心，就是孟子所说的放心了,亦为表里如一，真实无欺的“诚”。

所以“敬”隐含义利、理欲的分别，这一范畴的主要意涵东传台湾后，更多强调对已发之心的理欲分辨。

理学由“敬”到“诚”的修养路径,在台湾儒学中第一次被详细阐述与发挥是出自福建的蔡世远。

康熙五十五年（1716）诸罗知县周钟蠧扩建重修诸罗县学，并通过漳州人陈梦林邀请时在福州主持鳌峰书院的蔡世远作记。

蔡世远*1682-1733），字闻之，号梁村，福建漳浦县人,世称“梁山先生”。

蔡世远的理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后师从李光地，是清前期福建有代表性的理学家。

他为诸罗县学所作碑记既是其理学思想的体现，又是闽学东传台湾的印证。

碑记对理学进行了系统阐述,是台湾儒学中最能体现理学特色的文章。

鳌峰书院备受当时台湾诸生“仰止”，加上蔡世远的声名与威望，这一碑文在台湾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了。

蔡世远首先将“诚”作为学者立志的开始：“君子之学，主于诚而已矣。

诚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纯粹至善者也，天之所以与我者也。

人之不诚者，无志者也;人之无志者，由不能尽其诚者也。

诚以立其志，则舜可法而文王可师也。

其原必自'不欺’始。

”⑤二程时就对学者专于科举仕途而妨碍求道的风气有所诟病，其所谓杂念纷扰就有求仕的私心之意，而在科举与求道的矛盾关系中,二者可得兼的重要分界点就是立志，这也就成了为学是否纯正的重要依据。

朱熹也申明这一观点，在晚年时尤其重视立志：“看今世学者病痛，皆在志不立。

”⑥蔡世远将“立志”与达于“诚”相联系,强调“立志”可成就君子之德,进而可仿效圣贤，但须先要做到“不欺”，即内夕卜,表里如一。

其次，蔡世远依循二程由“敬”至于“诚”的修养路径：“程子曰：’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也。

其功由主敬以驯致之。

’程子曰：'未至于诚则敬，然后诚也。

’敬也者，主一无适，以涵养其本原之谓也。

由是而谨几以审于将发、慎动以持于已发，则合动静,无一之不诚也。

”⑦已发未发之说是理学讨论的焦点,道南一脉从杨时到罗从彦再到李侗，专注于心之未发，体验物我同流一体的气象，朱熹经过中和之悟，由之前以体用分界的“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的观点转变为心贯穿动静之说。

相应地,敬亦贯穿动静,既指对未发之心的涵养，又有对已发之心的察识,从而把对内心之理的体认与对外在行为的修炼结合在一起。

蔡世远对朱熹之说有所改动：“谨几以审于将发、慎动以持于已发。

”“谨己”与“慎动”强调“敬”的谨慎之意，“将发”与“已发”则将重心都偏向于心之动，也就是主体之意与客观之事相触动并实践的过程。

所以在朱熹理学体系中“活泼泼”的“敬”在此已是动时的不可间断，注重事上磨练的外在工夫，这也体现了朱子学发展到清初注重实事与实践的新特点，并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台湾儒学关注人事的理念和路向。

理学“诚”“敬”的修养工夫也蕴含在书院教育的学约、学规或学则之中。

曾任福鼎知县、后升为福州知府兼任澎湖通判的胡建伟开澎湖文风之先，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兴建文石书
①程颢、程颐:《二程集》上，第184页#
②朱熹:《经筵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第708页#
③朱熹:《答何叔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第1808页#
④朱熹:《答廖子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第2095页#
⑤⑦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清领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第116、159页#
⑥朱熹:《训门人六》,《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第3714页#
《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
院，他为文石书院定的《学约十条》中有对理欲的具体分辨。

“凡人莫不有性，性即理也。

性发而为情，情动而欲生焉。

此危微之介，圣狂之分也，而可不辨乎哉”？直指性之已发，即“情动”而“欲生”。

那如何收敛情欲,胡建伟引用南朝刘勰的观点：“将收情欲，先敛五关。

”即耳、目、口、鼻、身的感官体验，进而上升到孔子所说的富贵贫贱的主观感受，若能“富贵不处,贫贱不去”，①就懂得了取舍，这一取舍的过程就是理学“敬”之存养工夫。

可见,文石书院的学约主要体现在对已发之情、欲的关注,并从容易理解和感知的主观体验诠释何为“存养”，就是在义利的关系中学会取舍。

在对科举问题的讨论上，他进而将义利上升为道心与功利心的分别：“以道心处之，无非道者。

”②以道心对待它，功利结果顺遂自然，此即为天理;而如果以功利之心去应对科举，这就是人欲了。

问学应以天道为终极目标，培养自我的生命气象，而非竞逐功名利禄的外在结果。

这与陈％《新建朱子祠碑记》中“凡无所为而为者皆义也，凡有所为而为者皆利也。

义固未尝不利，利正不容假义”的说法相一致，由五官感受、主体感知对义利关系进行取舍，进而上升到对道心和功利心主观动机的分别，到天理与人欲的界分。

这个过程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相融合，重点关照主体的实际体验和存养工夫的可实践性。

这也是理学与台湾的移民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突出表现，注重理学的可接受性与行为处事的实际效果。

台湾书院的学规也强调五官容貌整齐俨然的专注态度。

乾隆六年（1741），刘良璧为海东书院所提学规中有“端学则”一条:“'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

’此白鹿书院教条，与鳌峰书院学规并刊,工夫最为切近。

”③这一学则用南宋程端蒙、董铢所定的学约,亦为白鹿洞书院与鳌峰书院的学规，主要概括和发挥朱熹修养工夫的箴言，是为“敬”这一修养工夫的具体行为表现。

它对容貌视听、谈吐举止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强调的是正心肃容，验于身心,躬行于实践的具体方法。

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台湾道兼学政的觉罗四明改建海东书院书舍后，订立学规八条,相较于刘良璧的学则“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崇经史、正文体、慎交游”，觉罗四明的学规“端士习、重师友、立课程、敦实行、看书理、正文体、崇诗学、习举业”，更注重朱子学的修身方法,“端士习”列为第一条，“居常行动,尤必厚重端凝,以固其基址;谨饬敛抑，以束其身心”④强调的是遇事接物持敬。

三、转向朱子学知行观的实学方向
知行观是理学的重要内容，继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之后，王阳明为纠正朱熹知行相离的弊端提出“知行合一”论，突出了践履的重要性。

但因其理论的基础与指向是自我内心之良知，所以“行”不过是良知的体现与流露，是自我意念，或曰“吾心”的发动处，如此读书与实践都成了知行的非必要条件，心学也流于空疏。

因此，明末清初在理学回归的浪潮下，朱熹的知行观被重新肯定,尤其强调行或曰实践#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提出为学的次序：“圣人教人要博学，（二字力说）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⑤先读书穷理以致其知,后反躬笃行以践其实，这也是朱熹知行观的主要内容。

他虽强调知为先,但在实践过程中肯定知行相依的重要性:“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
①②③④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清领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第194、194、185、187页
⑤朱熹:《训门人五》,《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第3705页#
《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
重。

”①张伯行将这句话诠释为“知行合一”，“论先后之序则知为先，必知之无不明，而后行之无不到也;论轻重之数则行为重，必行之无所遗,而后知之无所负也。

此君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学也”。

②李光地谓:“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③因此，为学贵在“身体力行，见诸行事”。

④乾隆元年，朱子所定学规颁令全国，成为各地书院效仿的对象，致知力行也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

福建鳌峰书院作为全国著名书院之一,对台湾书院的教育和文化有着直接的辐射和影响力，成为台湾诸多学子心向往之的所在。

康熙年间参与李光地纂修的《性理精义》丛书，并深受其思想影响的蔡世远回闽后，受聘主持鳌峰书院，他为鳌峰书院立学约：“以循序体察为致知之方，以敦本立诚为力行之要，以立志为始，以孝悌为基，以读书体察，克己躬行为要。

”⑤他为台湾所作《诸罗县学记》也将这一思想输入台湾:“由明以求诚之方，惟读书为最要。

”并肯定朱熹读书之法，即“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

不然，虽广求博取，奚益哉?”因此读书重在践履，他将读书的目标定为“非必有出位之谋，尽伦而已矣”。

⑥读书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能够恪守儒家的伦常之教，这也是他因地制宜，对台湾这一移民社会读书致行的重要期许。

在福建理学与鳌峰书院影响之下，台湾的书院教育突出了读书与践履并重的学风。

如被誉为“全台文教领袖”的海东书院，其学规中就有“务实学”与“崇经史”两项。

据台湾学者陈昭瑛考证，刘良璧所订的《海东书院学规》，应是当时台湾府儒学教授薛士中所著，或为二人合作。

⑦而薛士中学自鳌峰书院，为张伯行门生，可见闽地学者对台湾教化的影响。

“崇经史”一则,认为“’六经’为学问根源。

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读史可明“历代兴衰治乱之迹”。

明末清初以来经学与史学并重的趋向在台湾书院教育中得以体现，“学者肆力于经史，则有实用,而时文之根柢，亦胥在焉”#学习经史的目的在于“实用”，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求得规律来指导“时文”，落实于当下社会建设。

同样的理念在文石书院的学约之中也有体现,“崇经史”一项强调经史并重:“学者必读经，而后可以考圣贤之成法,则亦未不读史而后可以知人论世者也。

”⑧这些都体现了台湾儒学重务实的特点。

除了学经明理与读史知世，读经史也有应对科举的直接实用效益，乾隆时期增加了科考的史学内容，这在学约中也有直接体现：“今国家取士，乡会第二场，试经义四篇，所以重经学也。

至于第三场,多有以史事策试者。

史学亦何尝不重？是经之与史，有不容以偏废者也。

”⑨可见科考的实用目的也是经史之学的重要原因。

《海东书院学规》“务实学”一则同样体现了为学的外王特点：“古之大儒，明礼达用，成己成物，皆由为诸生时，明于内重、外轻，养成深重凝重气质，故出可以为国家效力宣猷，入亦不失为端方正直之士。

”⑩儒家一直以内圣外王作为理论阐发的依据与行为的准则,理学家所注重的首先也是成德之学,而这里读书以为“国家效力”为先,体现了这一学规价值引导的政治性意味与外向功利色彩。

其后觉罗四明为海东书院所拟学规中也有“敦实行”“看书理”两项。

觉罗四明将《六经》
①朱熹:《论知行》，《朱子语类》卷九，第298页。

②张伯行:《续近思录》卷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页#
③李光地:《性理精义》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徐心希:《理学大师李光地与福建书院理学教育》，《朱子学与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第123页
⑤陈遵统等编纂:《福建编年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页#
⑥⑧⑨⑩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清领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第116、197、197、186页#
⑦陈昭瑛:《台湾与传统文化》，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台北）2005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