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语境、论域及功能

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语境、论域及功能
作者：龚小雨龚举善
来源：《江汉论坛》2024年第05期
摘要：新中国诗学共同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分享的文学理论批评集合体。

具体而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情境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及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铺垫，协同促成新中国民族诗学共同体的当代发生。

新中國诗学共同体的建构拥有自身独特的民族话语范畴，其中，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民族性与现代性、单边叙事与多边叙事堪称三大核心论域。

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建构的民族维度，彰显了中华民族诗学的融合创新形象，拓展了中华民族诗学的阐释境界，优化了中华民族诗学体系建构的新格局。

关键词：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语境；论域；功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多民族诗学融合互鉴机制研究”
（23BZW176）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4）05-0098-08
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常被理解为“文论”研究之学，主要指囊括了狭义诗论、词论、文论、剧论等在内的广义文学理论批评集合体。

据此，我们可将“新中国诗学共同体”界定为新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共同发展的文学理论批评集合体。

确切些说，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语境、论域和价值三大层面。

一、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语境
新中国诗学共同体的多民族建构，受制于同期现实情境、指导思想、学科铺垫等多要素的合力推动。

（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实情境的规定
中华民族的多源性早已成为社会现实和学术共识。

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用10年时间相继统一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东周时期长达500余年的混战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

至此，中国各族人民逐渐形成根深蒂固的“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多民族”中华意识。

1912年初，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孙中山特别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1930年代特别是1939年，学界掀起“中华民族”大讨论，顾颉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
（2）的观点。

而在毛泽东参与撰写并多次进行重要修改的教材式著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第一节《中华民族》中，既承认中华民族“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的事实，又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

与此相应，石人的《中国民族文艺之史的研究》、赵景深的《民族文学小史》、陈易园的《中国民族文学讲话》、梁乙真的《中国民族文学史》等陆续面世。

不过，严格说来，兼顾“民族”维度的自觉化、规模化、体系化诗学建设工程开端于新中国，加速于新时期，深化于新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宪法形式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958年7月，中宣部召开会议，拟定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凡暂时无法写出文学史的民族均应编出文学概况，凡有少数民族的省份各编辑一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成为国家推动民族文化发展战略“顶层设计”的光辉范例。

1979年初，贾芝等五人起草了《关于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

1980年，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册）出版，将视野投向了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作品。

1983年4月6日，在听取王平凡等人的汇报后，周扬明确指出，“各个少数民族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本民族，并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上，我们党历来强调，不要搞大汉族主义，也不要搞地方民族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民族的共同性会越来越多”。

（4）正是依托解放思想的历史契机，一大批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史论性著述陆续面世。

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总体情境中展开学术对话。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关注并深入研究了民族以及民族交往问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承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生产力以及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优先权，将物质力量视为政治、法律、道德以及包括宗教和文艺在内的其他精神生活的坚实基础。

在论及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对世界历史的重要影响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5） 1847年6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首次代表大会上，恩格斯和沃尔弗参与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率先提出“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88年，恩格斯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序时将“proletariats”改作“working men”（“劳动者”）。

（6）如果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最初主要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个战略口号的话，那么，“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则成为基于世界性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事实性判断，这种判断已经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及其理论研究跨国跨族交往合理性的肯定。

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思想脉络。

1913年底，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一方面突出强调“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
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将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实现民族同化的趋势看作“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7）。

也是在这篇“批评意见”中，针对“崩得分子”以及党内部分机会主义者以“民族文化”为幌子而进行的大国沙文主义鼓噪，列宁明确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主张，这也成为了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由来。

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说一度产生巨大影响。

在深入研究民族问题时，斯大林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等相关著述。

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8）尽管“四要素”说不一定完全适合各国各民族的身份认同实践，但它在较长时期内对我国民族识别以及民族文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有关民族国家融合本质的重要论述，不仅科学揭示了跨民族文学交流的必然性、必要性和进步性，而且深刻影响到新中国民族共同体和民族诗学共同体建构的整体观念与交往范式，因而对推进具有中国特色多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共同体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铺垫
中国特色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集中体现在话语初萌、“民间”拉动、平台托举等主要层面。

一是民族文学学科的话语初萌。

1949年对于新中国文艺事业来说具有起点乃至焦点意义。

1949年7月，首次文代会通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积极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10月，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倡导“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9）。

茅盾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观念，既受到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关于民族文学的阐释思路和高尔基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基本看法的启发（10），也获益于前述1930年代末有关“中华民族”大讨论的辩证思维成果，更重要的则是对于业已发端并持续凸显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理论回应。

1950年代初，张寿康编《少数民族文艺论集》面世，强调“少数民族的文艺，是中国文艺中不可少的一部分”（11），并通过《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副刊”上的两封“读者来信”和徐特立为“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的题词进一步阐明新文学史应包含“中国各民族的文学”的极端重要性。

19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两个报告”以及相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工程的启动，我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已经完成从“泛少数民族研究”到独立的“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学科化转型之路。

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明确将各少数
民族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的讨论范围，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学及其研究进入高校学科体制。

（12）
二是民族民间文学工程的拉动。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京成立。

周扬希望，“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13）。

郭沫若在题为《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讲话中，将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任务明确归纳为五点。

（14）为切实推动我国民间文艺及其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了不定期出版物《民间文艺集刊》（共出版三期）。

1954年，黄铁、楊知勇、刘绮、公刘等搜集整理的彝族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正式出版，被誉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随后，《人民文学》等相继刊发研讨文章。

1955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在京创刊。

新时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学术推进工程在理论批评和“集成”编撰两大层面成效显著。

在理论批评层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论坛》于1982年正式创刊（2004年更名为《民间文化论坛》）。

该刊是在周扬、钟敬文、贾芝等老一辈民间文艺家的倡导和主持下创办的，迄今已发表数千篇相关学术论文，对推进我国民间文学和民族诗学学科建设厥功至伟。

在规模化集成方面，“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堪称新中国民族文化的拳头产品和样板工程。

在此基础上，毛巧晖对新中国民族民间文学及其研究的文学史与学术史意义进行了相对集中的论述。

（15）
三是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研究平台的托举。

基于我国的多民族实际，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设置民族事务工作机构。

随后，西北、西南、华北、东北、中南等各大行政区以及民族事务较为集中的省、市、县也陆续成立民族事务主管机构。

这些政府主管机构与下述相关研究平台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着包括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在内的新中国民族事务的前行。

简约归纳，助推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学术平台大体有七类：一是院所平台；二是学会平台；三是期刊平台；四是会议平台；五是网站平台；六是奖项平台；七是培训平台。

这七大平台，为新中国民族诗学发展搭建了立体化交往对话平台。

二、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论域
因为“民族”的文化认同性和“文学”自身的精神复杂性，包括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在内的新中国诗学共同体也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进而造成新中国诗学共同体民族建构的多维性和动态性。

韦勒克等认为，比较文学“首先是关于口头文学的研究”，其次是“对两种或更多种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16）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在多元语境中生成，在多维比较中汇集，在多向凝聚中发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拥有了相对自足的话语范型——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地方性与世界性、单边叙事与多边叙事、板块结构与知识
图谱，等等。

其中，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民族性与现代性、单边叙事与多边叙事堪称三大核心论域。

（一）总体格局：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
1988年秋，费孝通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学术会议期间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演讲，集中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56个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及其意义。

费孝通基本赞同陈连开、谷苞等人的观点，认为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实现统一之时，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大一统局面。

正是南北两大统一体的汇合，促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最终完成。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华夏族团和汉族的形成是两大关键步骤。

“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17）。

唐宋600年间，中原地区客观上成为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元代和清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全方位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大混杂与大融合进程。

据此可见，“多元一体”既尊重了平等交融的“多元”，又达成了同心聚力的“一体”。

正是多元一体社会情境的规定以及相应文化氛围的渲染，新中国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也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互补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有关民族国家融合本质的重要论述，不仅科学揭示了跨民族文学交流的必然性、必要性和进步性，而且深刻影响到新中国民族共同体和民族诗学共同体建构的整体观念与交往范式，因而对推进具有中国特色多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共同体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铺垫
中国特色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集中体现在话语初萌、“民间”拉动、平台托举等主要层面。

一是民族文学学科的话语初萌。

1949年对于新中国文艺事业来说具有起点乃至焦点意义。

1949年7月，首次文代会通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积极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10月，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倡导“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9）。

茅盾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观念，既受到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关于民族文学的阐释思路和高尔基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基本看法的启发（10），也获益于前述1930年代末有关“中华民族”大讨论的辩证思维成果，更重要的则是对于业已发端并持续凸显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理论回应。

1950年代初，张寿康编《少数民族文艺论集》面世，强调“少数民族的文艺，是中国文艺中不可少的一部分”（11），并通过《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副刊”上的两封“读者来信”和徐特立为“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的题词进一步阐明新文学史应包含“中国各民族的文学”的极端重要性。

19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两个报告”以及相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工程的启动，我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已经完成从“泛少数民族研究”到独立的“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学科化转型之路。

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明确将各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的讨论范围，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学及其研究进入高校学科体制。

（12）
二是民族民间文学工程的拉动。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京成立。

周扬希望，“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13）。

郭沫若在题为《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讲话中，将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任务明确归纳为五点。

（14）为切实推动我国民间文艺及其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了不定期出版物《民间文艺集刊》（共出版三期）。

1954年，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等搜集整理的彝族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正式出版，被誉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随后，《人民文学》等相继刊发研讨文章。

1955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在京创刊。

新时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学术推进工程在理论批评和“集成”编撰两大层面成效显著。

在理论批评层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论坛》于1982年正式创刊（2004年更名为《民间文化论坛》）。

该刊是在周扬、钟敬文、贾芝等老一辈民间文艺家的倡导和主持下创办的，迄今已发表数千篇相关学术论文，对推进我国民间文学和民族诗学学科建设厥功至伟。

在规模化集成方面，“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堪称新中国民族文化的拳头产品和样板工程。

在此基础上，毛巧晖对新中国民族民间文学及其研究的文学史与学术史意义进行了相对集中的论述。

（15）
三是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研究平台的托举。

基于我国的多民族实际，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设置民族事务工作机构。

随后，西北、西南、华北、东北、中南等各大行政区以及民族事务较为集中的省、市、县也陆续成立民族事务主管机构。

这些政府主管机构与下述相关研究平台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着包括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在内的新中国民族事务的前行。

简约归纳，助推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学术平台大体有七类：一是院所平台；二是学会平台；三是期刊平台；四是会议平台；五是网站平台；六是奖项平台；七是培训平台。

这七大平台，为新中国民族诗学发展搭建了立体化交往对话平台。

二、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论域
因为“民族”的文化认同性和“文学”自身的精神复杂性，包括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在内的新中国诗学共同体也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进而造成新中国诗学共同体民族建构的多维性和动态性。

韦勒克等认为，比较文学“首先是关于口头文学的研究”，其次是“对两种或更多种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16）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在多元语境中生成，在多维比较中汇集，在多向凝聚中发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拥有了相对自足的话语范型——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地方性与世界性、单边叙事与多边叙事、板块结构与知识图谱，等等。

其中，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民族性与现代性、单边叙事与多边叙事堪称三大核心论域。

（一）總体格局：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
1988年秋，费孝通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学术会议期间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演讲，集中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56个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及其意义。

费孝通基本赞同陈连开、谷苞等人的观点，认为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实现统一之时，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大一统局面。

正是南北两大统一体的汇合，促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最终完成。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华夏族团和汉族的形成是两大关键步骤。

“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17）。

唐宋600年间，中原地区客观上成为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元代和清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全方位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大混杂与大融合进程。

据此可见，“多元一体”既尊重了平等交融的“多元”，又达成了同心聚力的“一体”。

正是多元一体社会情境的规定以及相应文化氛围的渲染，新中国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也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互补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有关民族国家融合本质的重要论述，不仅科学揭示了跨民族文学交流的必然性、必要性和进步性，而且深刻影响到新中国民族共同体和民族诗学共同体建构的整体观念与交往范式，因而对推进具有中国特色多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共同体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铺垫
中国特色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集中体现在话语初萌、“民间”拉动、平台托举等主要层面。

一是民族文学学科的话语初萌。

1949年对于新中国文艺事业来说具有起点乃至焦点意义。

1949年7月，首次文代会通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积极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10月，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倡导“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
面的发展”（9）。

茅盾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观念，既受到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关于民族文学的阐释思路和高尔基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基本看法的启发（10），也获益于前述1930年代末有关“中华民族”大讨论的辩证思维成果，更重要的则是对于业已发端并持续凸显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理论回应。

1950年代初，张寿康编《少数民族文艺论集》面世，强调“少数民族的文艺，是中国文艺中不可少的一部分”（11），并通过《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副刊”上的两封“读者来信”和徐特立为“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的题词进一步阐明新文学史应包含“中国各民族的文学”的极端重要性。

19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两个报告”以及相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工程的启动，我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已经完成从“泛少数民族研究”到独立的“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学科化转型之路。

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明确将各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的讨论范围，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学及其研究进入高校学科体制。

（12）
二是民族民间文学工程的拉动。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京成立。

周扬希望，“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13）。

郭沫若在题为《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讲话中，将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任务明确归纳为五点。

（14）为切实推动我国民间文艺及其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了不定期出版物《民间文艺集刊》（共出版三期）。

1954年，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等搜集整理的彝族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正式出版，被誉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随后，《人民文学》等相继刊发研讨文章。

1955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在京创刊。

新时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学术推进工程在理论批评和“集成”编撰两大层面成效显著。

在理论批评层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论坛》于1982年正式创刊（2004年更名为《民间文化论坛》）。

该刊是在周扬、钟敬文、贾芝等老一辈民间文艺家的倡导和主持下创办的，迄今已发表数千篇相关学术论文，对推进我国民间文学和民族诗学学科建设厥功至伟。

在规模化集成方面，“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堪称新中国民族文化的拳头产品和样板工程。

在此基础上，毛巧晖对新中国民族民间文学及其研究的文学史与学术史意义进行了相对集中的论述。

（15）
三是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研究平台的托举。

基于我国的多民族实际，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设置民族事务工作机构。

随后，西北、西南、华北、东北、中南等各大行政区以及民族事务较为集中的省、市、县也陆续成立民族事务主管机构。

这些政府主管机构与下述相关研究平台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着包括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在内的新中国民族事务的前行。

简约归纳，助推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学术平台大体有七类：一是院所平台；二是学会平台；三是期刊平台；四是会议平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