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江苏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学
浙江、江苏FDI分布差异研究
屠佳华1
摘要:本文比较了浙江、江苏FDI分布的差异，试图为“什么原因造成了江苏、浙江这两个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工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均相似的省份在吸引FDI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认为两省国有资本存量的不同是影响两地FDI流入量不同的主要因素。

我们选取了1993～2003年南京、杭州等16个城市（浙江江苏各8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发现：在控制了诸如金融发展状况、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市场开放度、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人口教育程度、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等因素后，国有资产存量确实对FDI的分布产生显著的正影响。

关键词:发展模式 FDI区位选择国有资本存量集聚效应
Abstract: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FDI attracted by East China’s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1屠佳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路179弄13
号乙405室（200030）Email: tujiahua@
These two provinces are pretty alike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climate, industrial structure，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However,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failed to attract as much FDI as Jiangsu Province.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reason behind this tremendous difference, I used the panel data of fifteen cities in these two provinces to run the Variance Components (random effects) Estimates and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historical performances of SOEs are the crucial determinants in explaining this phenomenon. After controlling several other factors such as location, market scale, infrastructure and so on, the result proves my first hypothesis that the historical performances of SOE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attracting FDI.
Key words: Development modes, FDI location, SOE performance, Agglomeration effect
一．引言
中国的经济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进入一个新的全面发展的时期。

与80年代的改革相比，这次改革除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
强大动力。

1993年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这一年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突然放大，合同外资达到了1114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270亿美元，几乎都是上一年的一倍。

之后，中国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持续上升，2003年达到535.05亿美元2，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国内很多研究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认为外商投资的大规模流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然而，FDI在中国的分布却很不平衡。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外资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差异，但人们往往忽略了FDI在同属一个区域的不同省份之间分布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例如同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和江苏，浙江省2003年的FDI流入量为54.49亿美元，仅为江苏FDI流入量的34％（见图1），并且浙江省反映外资（含港澳台）企业经营状况的各项指标也明显落后于江苏省（见表1）。

是什么原因导致差异很小的两个地区（如浙江和江苏）在吸引FDI的能力方面具有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

2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3）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浙江、江苏数据对比；第四部分是理论解释；第五部分对选用的数据、样本和计量模型进行说明；第六部分是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第七部分得出结论。

数据来源：1994～2004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图1：江苏、浙江1993～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量
表1：江苏、浙江2003年外资（含港澳台）企业对比
数据来源：2004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二. 文献回顾
对于FDI在不同国家之间或中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区位决定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目前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理论大多集中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如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交通和通讯成本、相对技术水平等(Vernon，1966)。

Dunning(1993)提出了著名的“OLI”理论。

他认为, 若想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 , 必须为其提供三个方面的优势: 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对东道国的区位优势, Dunning总结道，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和人造资源以及市场的空间分布; 国际交通和通讯成本; 投资优惠或障碍; 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交通和通讯设施); 积聚带来的规模经济; 政府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等。

国内对于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省级数据为单位，用实证检验的方法，考察改革开放后的各阶段外资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选择，并进而探讨了影响这种选择的各种因素。

如Leonard K. Cheng 和Yum K. Kwan (1999), 运用中国的数据，分析得出巨大的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特区
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巨大的吸引力。

孙俊（2002）在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中，考虑一个地区的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对FDI的影响，发现上述因素对各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有正的影响。

然而，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只能解释FDI在具有很大差异的不同国家之间或中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之间的区位选择问题，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差异很小的两个地区（如浙江和江苏）在吸引FDI的能力方面具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下面我们先就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开放程度、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教育和政策激励等因素用浙江和江苏的数据进行对比，然后提出作者自己的解释。

三．浙江、江苏数据对比
1．市场规模
我们一般以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市场需求因素。

但比较1993年～2003年浙江和江苏两省的人均GDP，发现相差不大：前者从1993年的4308元逐步上升到2003年的16809元；后者从4431元升到20147元。

数据来源：1994～2004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图2：江苏、浙江1993～2003年人均GDP 2．基础设施
我们以浙江、江苏单位面积上的公路＋铁路线路长度来衡量基础设施状况，比较发现（见图3）：两个指标相差不大，与理论预期相反的是，浙江在整个90年代的公路＋铁路里程数都高于江苏，只是进入2000年后随以南京一南通、南京一徐州、南京一连云港、南京一上海、南京一杭州线为骨干的公路网络的建立和改造，江苏境内公路里程数显著上升，从而在总里程数上超过浙江。

数据来源：1994～2004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图3：单位国土面积上铁路里程＋公路里程
3．开放水平
一般我们用地区外贸依存度，即该地进出口总值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度量开放程度。

比较浙江、江苏两地的外贸依存度，我们发现两者差别不大，都在0.03到0.07之间波动。

江苏的外贸依存度1995年后较高一些，原因可能本身就是江苏出口导向型的FDI增加了江苏省的进出口总额，据统计，2001年江苏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到了全部进出口总额的66.6％；浙江为36.2％。

数据来源：1994～2004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图4：进出口总值/GDP
4．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度
在反映政府对经济影响程度的指标上我们选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能够改善基础设施、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支出能够提供劳动力的素质，这些都对吸引FDI有正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又会影响市场化的程度，阻碍FDI的进入。

比较浙江和江苏的财政支出/GDP指标，我们发现两地的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度相近。

数据来源：1994～2004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图5：财政支出/GDP
5．教育程度
人才素质对是否能充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般以一个地区人口中受过大学、中学教育的人口比例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教育程度（孙俊，2002），按照这一指标，我们绘制了浙江、江苏1993～2001年的比较图，可见，两省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很接近，都在0.09～0.13之间波动；其中浙江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在1993到2001各年还略高于同时期的江苏水平。

数据来源：1994～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图6：（高等学校学生数＋中等学校学生数＋普通中学学生数）
/总人口
6．优惠政策
由于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集中体现在税收优惠、
信贷放宽、优先获得进出口权及外汇使用的优惠政策等方面。

这些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等战略进行。

所以研究我国政府针对FDI 的优惠政策，一般选用我国设立的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经济与技术开放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作为代理变量。

根据Sylvie Demurger等在2002年第9期《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一文提供的优惠政策指数测算方法，我们发现，浙江和江苏两省从1978到1998年的优惠政策指数完全相同。

由此我们认为，虽然在政策实施的具体细节上两省的各级地方政府会有所不同（我们无法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并进行量化），但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的总体方面，两省相差很小。

四. 理论解释
既然浙江和江苏两省在地理位置（同处于长江三角洲）、气候条件（同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市场需求、基础设施、开放水平、政府参与度、教育程度和优惠政策等方面都非常相似，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省FDI流入量如此巨大的差异？
和图8分别比较了1993～2003年浙江和江苏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国有职工人数的不同。

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江苏为207.52亿元，浙江为81.03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56倍，到了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一年，江苏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1651.04亿元，浙江仅为815.86亿元，两者相差835.18亿元；再看国有职工人数的比较，相应地，1978年江苏为366.37万人，浙江为183.14万人，前者是后者的两倍，1993年江苏国有职工人数达到574.02万人，浙江仅为300.59万人，两者相差273.43万人。

资料来源：《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和2003年, 2004年《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
图7：浙江、江苏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比较3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和2003年, 2004年《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
图8：浙江、江苏国有单位职工比较
黄亚生（2003）4认为，国内的国有企业部门缺乏效率和竞争能力，而那些潜在有效率的生产者(主要是非国有企业)又无法在国有的银行部门获得信贷和信用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后者与外资的链接便能大大促进非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并有助于实现外资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竞争优势。

同样的，郭为等（2004）也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东南沿海一带的省市地区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分布着更多的非国有企业的缘故。

”
但是这些结论难以经得起理论和事实的推敲。

理论上讲，按
照他们的逻辑，外资企业应该与私营企业一起壮大，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进而，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资本不应该产生如罗长远等（2004）所得出的“挤出”效应，而应该“挤入”才对。

从实际情况看，外商直接投资和私人资本在浙江和江苏两省呈现此消比涨的发展情况，也得不出外资与私人资本相互补充的结论。

事实上，我们认为，在中国，FDI一般选择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而不是私人部门的企业。

首先，从FDI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看，FDI多投资于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制造业领域而不是私营企业比重高的轻纺工业。

根据张帆、郑京平（1999）计算的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要素密集型特征显示，跨国公司集中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电子、仪器等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加工工业；江小娟（2002）的统计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微电子、移动通讯设备、轿车、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中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都占据着2/3以上的席位。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占据手机市场九成的份额，占据着轿车2/3以上的份额。

的比重情况，以苏州为例，2003年苏州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为68.05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为62.48亿美元，占总投资的91.8％，可见，外资在国有企业集中的制造业领域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表 2：2003年各城市制造业FDI占实际FDI比重对照表
数据来源： 2004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其次，国有企业在与外资合作组建合资企业的过程中，一方面，国有企业能够为之提供大量的有成熟劳动技能的劳动力，这些价格低廉而技能熟练的劳动力正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他们与外国资本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相结合，能够为外资带来更多的利润和收益；另一方面，外资与国有资本结合能够绕开中国政府的政策壁垒，借助国有企业的力量进入受管制的生产领域和市场。

张建华等（2004）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FDI在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较高的城市与
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国有比重较低的城市。

我们知道，FDI早期的流入方式主要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合作开发为主，辅以较少的独资经营方式。

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允许外国投资者与国内企业组建合资企业，标志着我国开放的开始。

1997年时又出现了外商对股份制企业的投资。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1979年至1985年期间，合作经营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1986年，合资经营的比重超过合作经营。

一直到1999年，合资企业都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投资量也一直居第一位。

如图所示，合资和中外合作形式的FDI占总FDI的比重1994年时高达75％，2001年才被独资企业所超过。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9：1994年～2004年（合资＋中外合作）FDI，外商独资
FDI量比较
由于外资在进入中国时大多必须采用合资的形式，如江苏1995年合资FDI占总FDI的比重接近70％。

这时，有低廉而熟练的劳动力、资本实力雄厚、有相当政府资源的国有企业成为外资的首选；与此同时，众多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调整生产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也希望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如1999年底，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国有企业退出一部分竞争性领域，积极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同时通过与外资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国有企业还能享受到国家为吸引外资而提供的一系列税收、信贷和原料供应方面的优惠政策。

从南京市工业总产值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发现，2003年南京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810.19亿元，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728.83亿元。

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企业两种统计值之间有较大的重合。

也就是说，一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同时也是接受FDI的三资企业。

这可能是对FDI在高国有经济比重的城市投入较大的一种合理解释。

比较浙江和江苏合资FDI的金额（见下图），我们发现浙江的合资金额近几年来仅为江苏的1/4～1/3。

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浙江能与外资结合成立合资企业的民营企业比江苏少，不如说江苏能与外资结合成立合资企业的国有企业比
资料来源：1996年～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10：浙江、江苏合资企业FDI比较
五．数据、样本和计量模型
我们选取了1993～2003年南京、杭州等16个城市5（浙江江苏各8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这些数据来源于1994～2004各年的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这16个城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和《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2003，2004）（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之所以以1993年为研究始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1.1993年是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以后的第一年，也是公认的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年。

1992年以前大部分年份对外借款是利用外资的主要部分，曾占利用外资的60％～70％，92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在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急剧上升，成为利用外资
的主要部分。

1993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北京·93跨国公司与中国国际研讨会”，此后，包括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掀起了在华投资的新一轮高潮；2. 1993年以前的城市一级统计数据除“国有”和“集体”类型数据单列外，其余数据统称为“其他”类型，没有对外商投资数据进行细分，所以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之所以选取南京、杭州等16座城市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首先，这16座城市都是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地级市；其次，除温州外的其他15座城市都属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地理位置相近，外商投资也主要集中在这个离上海3小时路程的经济圈内，而温州的私营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全国闻名，并且它还是中央政府1984年设立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所以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样本加以考察。

我们提出如下的实证模型：
it i j
j it it Control SOEperform C FDI μααβ++++=∑**1 （1）
其中，下标i 和t(t=1993,⋯,2003)分别代表第i 个城市和第t 年，i α表示各地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μ是残差项。

考虑
币中间价折算的各城市外商（包括港澳台）投资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用it FDI 表示；it SOEperform 代表各城市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
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是考察国有经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核心解释变量。

按照我们的理论逻辑，该变量前的系数预计为正，即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小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

Control 包括了一系列我们在计量分析中控制的其他变量，而j α是这些变量的系数。

我们在研究中控制的其他变量包括：
1-it FDI ：表示提前一年外商（包括港澳台）投资规模以上企业
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是考察FDI 集聚效应的指标。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历史初始条件的差异在Arthur （1990）所说的“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 ）效应的作用下，促成经济活动集聚的形成（Krugman ，1991a ）。

所以，预计该变量前的系数0α为正，即外资往往愿意进入外资相对集中
的地区，集聚效应为正。

Loan: 贷款占GDP 的比重，是反映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

一个地区金融体系越健全，投资的风险就越小，FDI 就越倾向于流入该地区。

所以，预期这个变量的系数为正。

Fiscalexp：这个变量是用来度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的，指标是当年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如前所述，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对FDI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无从预计这个变量的系数。

Open: 进口总值占GDP的比重，是反映市场开放度或国际化的指标。

由于中国普遍存在虚假出口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导致统计的出口额大于实际出口额，以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会高估开放度(Naughton,1996), 所以我们以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地区开放程度，一般而言，地区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越紧密、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该地区就越容易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因为较高的开放度意味着当地的经济运行方式与国际通行规则更为接近，外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也易于得到保证。

所以预期变量系数符号为正。

Traffic : 人均公路货运量，是反映基础设施的指标。

正如罗长远等（2004）指出反映基础设施状况的指标还有很多，如单位国土面积上的公路/铁路里程、人均公路/铁路里程等，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目前最全的是各城市“人均公路货运量”的值，所以我们就以此为基础设施的指标。

预期变量系数符号为正。

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市场规模的指标。

中国国内需求的扩张是由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引起的，这也是中国沿海地区较之内陆地区、中国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的有利因素。

所以我们预期该变量系数符号为正。

Edu：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学生总数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作为人口教育程度的度量，一般来讲，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能力越强，外资在该地区所创造的收益就越大，FDI的流入量就越大。

所以我们预期该变量系数符号为正。

Dimension: 各个样本城市到上海的直线距离，作为地理位置的考量。

我们知道，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发展的龙头。

三角洲内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以上海为圆心，向外辐射。

所以各城市到上海的距离成为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时向外商提供的重要参数，事实上，这也是外商投资时所考虑的交通和时间成本之一。

由于我们样本的16个城市与上海之间主要的货运方式不一，如南京、杭州等主要靠铁路，而南通、宁波主要靠海运。

所以我们统一以各个样本城市到上海的直线距离作为衡量地理位置
的指标，预期该变量系数符号为负。

Policy: Demurger等(2002)构建的优惠政策指数以省为单位，根据我国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程度的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确定不同的经济类型的权重，以此作为优惠政策的代理变量。

以后的研究FDI地区选择的文章都沿用了这一方法，如孙俊（2002），许罗丹等（2003），梁琦（2003）。

本文对优惠政策的量化分析也延用Demurger的这一思想，只是由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江浙两省的地级市，我们对地区类型重新进行了区分：我们去除了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这一等级，把经济开放区细分成国家级和省级经济开发区两类。

我们的权重分配如下：3个沿海开放城市为3，19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为2，103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为1。

经过累加计算，得到历年的优惠政策指数。

六．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对以上提出的解释进行计量验证。

我们采用计量软件stata 8.0，分别对面板数据做了WITHIN (fixed effects) Estimates和Variance Components (random effects) Estimates。

由于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了随机效应模型，所以我们采用的计量方程是：
)2003...1994,1993,16...2,1(exp 87654321101==+++++++++++=-t i Policy Dimension Edu gdp Traffic Open Fiscal Loan FDI SOEperform C FDI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μαααααααααβ
方程1是将全部解释变量都包括在内的结果，而方程2剔除了一些在统计上不显著(P 值大于10%)的变量。

结果显示，国有资产存量确实对FDI 的分布产生显著的正影响，在我们的方程中表示为，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外商（包括港澳台）投资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同比增加。

究其原因，可能是外商（包括港澳台）投资中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的企业的数量和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存量有关，国有企业存量越大，实力越强，就越有可能与外资结合组建合资公司，这一现象在1993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和外商直接投资还主要集中在合资这一方式背景下，变得尤为突出。

在控制变量方面，进口总值占GDP 比重指标，显著为正，说明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会对FDI 的分布产生正的影响；同时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指标在统计上都显著，变量前系数也与预期的相一致，表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建立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开发区对吸引外资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与中心城市上海的距离也决定着FDI 的流入量。

作为基础设施代理变量的“人均公路货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