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线索与方法

2023第6期·总第596期
1837年11月，就读于柏林大学的马克思
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例如，摘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并
顺便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想。

”〔1〕
可以说，摘录读书笔记是马克思自青年时代就已经养成的一种研究习惯。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工作，仅就其已经被辨识、整理出来的笔记而言，也可谓浩如烟海。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笔记的科学研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

譬如，20世纪20年代初，时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在收集到马克思相关笔记的副本后认为，马克思用大量时间进行这样一项摘录工
作具有“不可饶恕的学究气”。

〔2〕
但是，如果
我们对马克思笔记之于其研究的意义有充分
的把握（如果我们还不至于全然忘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之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重要性），便不会匆匆略过那些暗藏在马克思笔记中的研究成果。

下文将主要围绕马克思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线索与方法展开论说。

一、马克思早期历史学笔记对历史发展一般趋势的探讨
由马克思较早时期的历史学研究笔记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各国（尤其是欧洲主要国家）在其具体历史展开过程中体现的特殊性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试图借此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

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4部分第2卷负责人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022ZX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祝薪闲，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摘录笔记常常是马克思研究工作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不仅为其在较早时期提出社会形态理论积累了史料，中后期编年笔记的世界历史视域更是为其就人类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了基础。

马克思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由此呈现出这样一条线索：在从对欧洲国家历史的比较研究上升到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探讨的同时深入到具体社会中去探寻其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上讲，作为马克思辩证法内在要求的具体化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学研究在由个别特殊得出整体一般的同时让整体一般能够沉入特定对象的具体现实之中。

关键词：马克思笔记；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道路；辩证具体化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23）06-0009-07
马克思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线索与方法
祝薪闲
马克思主义研究
009
鲁缅采娃的说法，1843年7月至8月间，“感到深刻掌握历史领域的知识的必要性已经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的马克思于克罗茨纳赫完成了对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的世界历史（主要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以及美国历史）的摘录工作。

在鲁缅采娃看来，马克思所要做的“并非简单地把经验的事实堆积在一起”，“而是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研究和对比”。

〔3〕俄国学者拉宾同样以为，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不是单纯地积累经验的材料，而是将各国的历史加以互相对照，进行研究”。

〔4〕
譬如，马克思曾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第5册中特别研究了英、法封建社会产生的特殊性问题，重点摘录了克·若弗卢瓦在其著作《继承原则和英法的贵族》中对英、法两国采地从属关系，即对两国领地制的发展过程所做的对比。

马克思在该册笔记中还注意到，“隶属关系”之于罗马人和之于德意志人的不同（在罗马人那里仅仅从属于“私法关系”的依附制度，在德意志人那里却是“国法关系”）。

〔5〕又如，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第4册摘录盖耶尔《瑞典史》的过程中写道：“在瑞典，农奴制（Knechtschaft ）废除得比任何地方都早”。

〔6〕
问题在于，此时的马克思为什么要对具体国家历史展开比较研究进而突出其各自的特殊性呢。

鲁缅采娃认为，上述比较研究“使他有可能从每个单独的国家的发展特点中认识历史过程的总趋势和规律性”。

〔3〕
或者用拉宾的话来讲，“这就使他能在某些国家发展的特殊性后面发现历史过程的一般趋势”。

〔4〕
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所要考察的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趋势呢？在较早时期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研究中，马克思重点关注了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并且由此展开了对多种社会形态历史演进问题的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第1卷下册（1929年莱比锡版）导言在评价《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有言：“使马克思感兴趣的并非直接就是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或瑞典的历史”，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资产
阶级政治的产生和本质”。

〔7〕
具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从《克罗茨纳赫笔记》第1册以及第2册前20页，即马克思对德国历史学家亨利希所著3卷本《法国史》所作的编年摘录中“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对封建社会形成过程、对封建占有的不同形式、对封建国家及其最
重要的设施的形成……的兴趣”，〔3〕
亦可由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第5册中就蒲菲斯特5卷本《德国人的历史，论其起源》所
作的由上古时期直至17世纪末的编年摘录看到，马克思对于“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以及与所有制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形式
的历史性质”的阐明。

〔4〕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编年摘录，马克思在其他几册《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同样“仔细地探讨和记下了那些谈到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谈到封建占有和封建所有制结构的各种形式以及封建社会中孕育着的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形式
的形成的地方”。

〔3〕
譬如，马克思在对拉彭贝尔格《英国史》第2卷进行摘录时就敏锐地注意到，私有制根本不是什么超历史的自然
的存在，而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4〕
正是通
过摘录的《克罗茨纳赫笔记》，马克思在研究不同形式的所有制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依照莱文的考证，“马克思关于三种所有制形式的知识主要来自尼布尔和蒲菲
斯特的历史著作”。

〔8〕
基于这些历史材料，马
克思得以进一步展开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讨论。

拉宾认为，在“1843年手
稿”中，马克思业已分出“四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古希腊罗马，或称为古代；中世纪，
或称为封建社会；新时代社会，或称为现代；民主制，或称为未来的社会”，尽管在马克思手稿原稿中并没有使用“社会形态”
一词。

〔4〕
虽然和拉宾有着不同的分期标准，国内亦有学者提出，将《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结合起来可以看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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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马克思的理论中已经隐含了“三种社会
形态理论”，即“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传
统社会；个体与社会相分离的近代社会；个
体与共同体（社会）再度统一的未来社
会”。

〔9〕在这里，姑且不论社会形态划分法之
争，能够得出的一致意见是，马克思在克罗
茨纳赫时期针对具体国家的具体历史所做的
研究为其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
社会形态理论积累了材料。

马克思于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间摘
录的《巴黎笔记》接续了其在克罗茨纳赫时
期所做的历史学研究。

依照《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4部分第2卷中关
于《巴黎笔记》的说明，“巴黎笔记是从摘
录雅各宾党人和国民公会议员勒奈·勒瓦瑟
尔的《回忆录》开始的，这些摘要可以说是
连接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的中间环
节。

笔记证明，马克思在移居巴黎之后仍继
续从事历史的研究”，并且马克思在这一阶
段的历史学研究表明，“研究具体的历史资
料”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
用”。

〔10〕在主要关注政治经济学的《巴黎笔
记》中，最能体现马克思历史学研究的部分
当数马克思用德文和英文摘录的从公元前752年到公元350年共计6页的罗马史编年摘要。

马克思注意到，古罗马也存在氏族制
度。

对此，鲁克俭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克
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中形成了
“对‘历史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认识”，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序
列”主要指向的正是“‘历史上各种所有制
形式’，也就是历史上的各种生产关系”。

〔11〕
从这个角度上讲，在《巴黎笔记》篇幅有限
的历史学研究中，马克思仍然试图为人类社
会的历史发展探究出某种一般趋势，而这一
趋势很快在马克思那里通过社会形态理论得
到系统的阐释。

二、马克思中晚期编年笔记的世界历史视域
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继续主要
以作编年笔记摘录的方式展开其历史学研
究。

如果说，马克思较早时期的历史学研究
笔记表明，马克思的研究重点仍然是欧洲各
国的历史以及由此得出的一般发展趋势，那
么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历史学研究则进一步突
出了其世界历史视域。

从俄国的农奴解放运
动到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欧洲国家关系，从印
度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到西班牙人在中美洲、
法国人在北非的殖民统治等。

广泛的世界历
史研究工作使得马克思在得出人类社会发展
一般趋势的基础上，能够深入具体的社会现
实之中，探寻人类社会的具体发展道路。

1857年1月，马克思完成了对俄国史的编年摘录。

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对俄国社
会革命有了新的判断，并且这一判断为马克
思不断完善其历史道路理论产生了重要影
响，马克思由此开始思考俄国社会基于自身
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越出西欧式发展道路的
可能性。

1857年以前，马克思认为俄国社会
是“整个欧洲最保守的力量（Europe's most conservative power）”。

〔12〕他甚至在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写道：“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

〔13〕然而，到了1858年，马克思不仅在4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明言：“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我认为很重要”，〔14〕并且在6月作出判断：俄国“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阵大风，就会立刻燃烧起来”。

〔15〕此外，马克思在同年年末接连写下了《关于俄国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与《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文章以俄国历史为据，对亚历山大二世此次解放农奴（1858年）的基本办法以及俄国社会可能的反应展开了讨论。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此前的俄国政府曾不止一次在农民面前描绘“自由的fata morgana（幻景）”，但是到了亚历山大二世这里，情况已经有所变化，沙皇“不得不认真着手解放农民”，甚至可以说，对于亚历山大二世而言，解放农奴“未必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研究011
可以选择的问题”。

〔15〕
尽管马克思在对相关俄国历史进行研究之后指认了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历史必然性，但他始终对其革命性保有警觉的态度。

这在马克思著于1860年的《福格特先生》（尤其是其第8部分《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中表露无遗。

正是为了写作《福格特先生》这一具有抨击性的小册子，马克思于1860年6月完成了另一部关于欧洲历史的编年摘录（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使用了其中的部分摘录）。

在这部编年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参与者伊萨博于1857年5、6月在伦敦匿名出版的2卷本英文著作《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

这本著作是伊萨博对由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战争至1856年巴黎会议期间的欧洲国家关系所作的历史汇编，而此时的马克思恰好需要借助这一段历史来揭露拿破仑三世政策的实质。

事实上，马克思在此前（不早于1857年年中）已经对15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历史另作了编年摘录。

在该编年笔记中，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是英国和俄国的对外关系问题以及一般外交史。

即使到了晚年，马克思仍然坚持作编年笔记摘录的习惯。

马克思依据埃尔芬斯顿、詹姆斯·穆勒等人的著作完成了《印度史编年稿》。

该编年稿涉及范围之广，包括了由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即由644年阿拉伯人征服信德到1858年8月2日英国国会通过“印度法案”将印度并入大不列颠为止，1000余年的印度历史。

在一些俄国学者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部编年稿大可被视为“马克思关于印度问题的多年的和多方面的著述”的“一个总结”。

〔16〕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其中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作了大量引证，并配有标题“伊斯兰教统治时期印度土地占有制封建主义化的过程”“英国人的主宰及其对印度公社所有制的影响”等。

〔16〕
可见，马克思的确是对印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而这一专门的研究主要的正是针对印度社会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包括印度土地所有制的
“性质”及其“具体的历史过程”。

〔16〕
由马克思对具体印度社会的研究可以看到，英国殖民者企图把英国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强行推广
到仍以公社—氏族土地所（占）有制为基础的印度社会的困难。

当前者试图在东方社会订立起法权意义上的个体或个体家庭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包括买卖、抵押等权利）以便给资本更大的活动空间的时候，实际上需要打破的乃是后者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命情感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全部生产生活。

但是，这样一种尝试由于缺乏对具体社会的深入思考、仅仅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作为一般规律自然地在一切人类社会中发挥相同的作用，只能是失败的。

这恰恰也是为什么当马克思在试图论说历史一般的时候，始终不忘具体社会。

1881年至1882年，马克思在充分利用史学家施洛塞尔18卷本《世界史》、博塔《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英国史》、马基雅弗利
《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俄国和彼得大帝史》以及格林《英国人民史》等史学著作的基础上，编年摘录了世界各国在公元前1世纪到17世纪中叶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了共计140余万字的4大本世界历史札记，即《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在该笔记中，马克思不仅勾勒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历史前提得以确立的一般过程，即“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在一方面“社会的生
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
的‘劳动贫民’”），〔17〕
并且勾勒出了相关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展开路径。

由上述马克思笔记可见，对人类社会发
展道路的思考是贯穿马克思历史学研究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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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线索。

依循这一线索，马克思在对欧洲国家的具体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探讨（这里的“一般”完全不用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所指向的抽象一般，〔18〕而是作为“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一般），〔19〕并且通过不断拓展历史学研究视域真正深入到了具体社会之中以探寻其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那么，在这样一种历史学研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方法论支撑呢？
三、马克思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上，马克思尝言：“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并且这个“主体，即社会”是“既定的”。

这里的“既定”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主体，即社会的自我活动总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展开的，有其“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

〔19〕这里需要立即说明的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普遍者“只有通过每一民族在其社会—历史中的具体性，才可能得到现实的展开和特定的完成”，其普遍性“是深入于具体之中并且能够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

〔20〕其次，主体，即社会的自我活动总是特定实体的自我活动。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时候始终面向的是有其自身实体性内容的具体社会。

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马克思那里究竟何为“具体”。

马克思在阐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时曾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

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而将人口作为研究起点的时候，看似现实的、具体的人口不过是“关于整体的一个
混沌的表象”。

在马克思看来，不考察阶级就无法讨论人口，而对于阶级的考察又必须考虑到资本等因素，但如果没有交换、分工、价格、货币等前提也就无所谓资本，因此，必须“通过更切近的规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从最简单的规定回过头来，直到“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此时的“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并且只有这样一种通达具体的路径才能够有效地规避相对主义的泥潭进而被视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19〕
此外，对于马克思而言，具体作为直观和表象辩证发展的产物，不仅如上所述内在地包含一切差别、多样性及其全部丰富的内容，并且差别的内在发生以及由差别来规定的特殊性是整个辩证运动最关本质的东西（正像“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

〔19〕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对于历史发展一般趋势的探讨也是为了把对一般趋势适用的种种规定抽出来以便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把握人类社会之辩证展开路径的要义就在于把握自身活动的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以及各既定社会实体性内容间的差异。

这就要求马克思的历史学研究要“深入特殊的现实之中”，而这种“特殊的现实”只在“差别”中才能显示。

〔21〕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才会如此谨慎地从既定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展开论说。

然而，马克思历史学研究的辩证具体化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过于武断地直接等同于阶级具体化。

似乎支持这一论断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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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没有祖国”。

但是，如果有足够的耐心读完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续说明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紧接着阐释道：“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22〕
这里需要被充分把握的是，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指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普遍作用时，旨在强调民族孤立性与对立性的破除，并未否认民族间的实体性差异。

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尽管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是其获得解放的前提之一，但是在这种联合以及可能经由联合实现的解放状态中，消失的只是民族之间的剥削关系而不是实在主体间的差异。

在随后数十年间，马克思的诸多说法一再证明了所谓阶级具体化的荒谬性。

譬如，
马克思在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赞
扬道：“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
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
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23〕
马克思甚
至在1869年提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
英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工人运动的“杠
杆”。

〔24〕
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包括民族解放问题在内，各实在主体的具体社会问题从来都不是相较阶级斗争而言无关紧要的问题。

作为马克思辩证法内在要求的具体化是涵纳了艺术、宗教、语言、伦理、民族情感
等全部社会实体性内容的具体化。

这也是为
什么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展开批判的过
程中，基于德国国家哲学与法哲学提出，德
国实现全部自由的可能性在于其走法国式的
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25〕
在谈及路易·波
拿巴时期的法国历史进程时，特别关注法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并指认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
来的条件下创造”；〔22〕
在晚年回应查苏利奇关于俄国革命道路的疑问时认为，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可能性，离不开俄国农村公社的生命
力。

〔18〕
可见，马克思历史学研究的辩证具体化指向的是活生生的、相互区别的、自我活
动的主体，即既定社会的现实展开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既没有超脱于现实历史的抽象发展规律，也没有被神秘化的实体作为历史运动的展开主体。

相反，是既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

正是以辩证具体化为方法论指引，马克思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才能够在由个别特殊性上升到整体一般的同时让整体一般沉入特定对象的具体现实之中“以便使特殊或个别能够在普遍之中获得积极的生存，并且
能够依其自身来得到理解和把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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