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朗吉弩斯

卡苏斯·朗吉弩斯
卡苏斯·朗吉弩斯（Casius longinus，213—273），雅典修辞学家，英国诗人屈莱顿认为他是“亚里士多德以后最伟大的希腊批评家”。

关于《论崇高》的作者是谁，以及成书于哪个时代，至今仍然说法不一，没有定论。

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公元3世纪雅典修辞学家、做过叙利亚的帕尔米拉的韧诺比亚王后顾问的卡苏斯·朗吉弩斯所作，他在罗马帝国镇压帕尔米拉国判乱时被杀害。

有的学者认为是另一位公元一世纪的修辞学家朗吉弩斯所作。

《论崇高》这篇著作埋没了很久，大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弗朗契斯科·罗波尔台里才将此文发表。

1674年，法国新古典主义者布瓦罗将《论崇高》译成法文，从此便引起世人的广泛重视。

《论崇高》本来是作者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这封信有很多地方涉及文艺理论，内容充实，见解深刻，是一篇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

在这篇著作里，作者的目的是找出崇高风格的因素。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研究非常广泛，涉及诸如历史、哲学、戏剧、雄辩术等许多学科的著作。

他不仅找到了崇高风格的五种因素，还深层次地探讨了崇高在审美和心理上的作用。

“崇高”在朗吉弩斯以前，还仅仅属于修辞学的范畴。

朗吉弩斯从审美范畴角度提出了崇高的概念，他认为崇高是客观世界中的伟大事物和人的主观伟大的心灵相统一。

我们知道自然界中有很多令我们敬畏、景仰的客观事物，例如大自然中的山川河流，天空中的日月星辰等等。

我们在观察这些大自然的杰作时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腾起一种崇高的难以言说的理想和愿望，在理想和愿望的背后有一种力量支撑我们在实践中去追求这种崇高的冲动和激情，也就是在这种追求中我们开始培育出了由伟大的思想和激动的感情所构成的伟大心灵。

朗吉弩斯认为“崇高风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紧接着，朗吉弩斯又认为伟大心灵是创作者伟大人格的显现，只有伟大的人格才能培育出伟大的心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朗吉弩斯是非常重视作家的人格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和我们
古代的“文如其人”的文论观有不少相似之处。

他曾说：“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

……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

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

”看来，朗吉弩斯对形成崇高风格的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的作家人格的揭示还是比较深刻的。

在朗吉弩斯看来，构成崇高语言风格的因素主要有五种，即“伟大的思想”，“强烈的感情”，“修辞的运用”，“高雅的文词”，“整个结构的布局严整统一”。

他认为前两种靠的是自然的天赋或天资，是后天学不到的；后三种靠的是创作者的技巧或人力的问题，主要来自后天的学习和训练。

在这五种因素中，他最看重的是“伟大的思想”，他要求读者从古典作品中体会古人高超的思想，深刻的情感以及伟大的人格等，这些古典作品有利于培养读者的文艺趣味，培养他们伟大的思想及健全的人格。

他说：“对于那些想向古人学习的人来说，从古人伟大的气质中，就有一种涓涓细流，好像从神圣的岩洞中流出，灌注到他们的心苗中去，因此连那些看来不容易着迷的人也得到了启示，在古人伟大的魅力下，不觉五体投地了”。

他也非常重视文艺作品强烈的感染效果和教化作用，他认为好的文艺作品能够使读者深受感动，精神高度振奋，并得到陶冶情操的作用，能够使读者进入“狂喜”状态。

他说：“不平凡的文章对听众所产生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奇特的文章永远比只有说服力或是只能提供娱乐的东西具有更大感动力。

”他提出的这种文艺的感染和教化作用比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又前进了一大步。

在关于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上，朗吉弩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一部好的文艺作品能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才算得上真正的崇高。

如果在职业、生活习惯、理想和年龄各方面都各不相同的人们对于一部作品都异口同声地说好，这许多不同的人的意见一致，就有力地证明了他们所赞赏的那篇作品
确实是好的。

他的这种普遍永恒的标准可以说看到了优秀的作品、崇高的作品能够博得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阶级的一致喜爱，以这种评价尺度来评价文艺作品无疑是具有很大作用的，也具有很广泛的适用性。

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他鼓励作家应当在模仿前代优秀作家时，努力和他们竞赛，要敢于创新，即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朗吉弩斯能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实在难能可贵。

但是这种普遍永恒的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容易走向抽象化、类型化，常常会忽视文艺作品评价标准的更多的深刻而复杂的内涵。

（李治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