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差序信任结构的动态演变

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差序信任结构的动态演变
陈戈储小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摘要：本文将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在交易成本的制度经济学框架内，结合基于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在家族企业成长背景加以动态分析和理论解读。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的差序信任结构模型，动态分析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三层私人信任与双层社会信任的分布情况以及演变机制，并根据私人信任与社会信任的不同比例结构，将企业成长划分为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本文认为，在家族企业创业期，私人信任强势，社会信任弱势的“泛家族化”为制度主流；在家族企业成长期，三级私人信任与次级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互有高低，两者共同构成了“关系与制度并存”的二元治理结构，但总的趋势是社会信任凸现，私人信任淡出的“去家族化”。

在企业成熟期，核心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其他信任制度，它单独完成了企业治理使命。

本文提出，家族企业信任结构的分布是适应企业成长的有效率秩序演化的结果。

家族企业的成长，就是追求最优的信任体系配置，追求信任结构的总交易成本最小化。

1．文献评述与问题提出
家族企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家族企业和家族制管理的普遍性，表明了家族规则具有特定的合理性。

以科学管理为准绳的大型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管理夹缝常常滋生出家族化因子。

不仅如此，家族企业往往成为企业家创业的理想平台，大量中小企业长久维持着家族企业的“原生态”。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家族规则具有相当的制度效率。

但是，家族规则的先天局限性，比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集权情结等，也是制约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瓶颈。

有鉴于此，不少家族企业不约而同进行着“管理革命”，以制度规范化逐步淡出家族制。

在家族企业的绩效方面，Redding(1993)等人所强调了“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储小平（2000）更指出，家族规则有利于创业，不利于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家族悖论”？答案始终没有得到理论的很好解释。

更深层的问题是，家族规则与现代规则的互补、替代、结合与演变的条件、机制到底是什么？
Martin king(1996)指出，“中国家庭并没有与现代经济活动要求相冲突的不可改变的特点，或者，中国家庭也不可能在所有情形下为经济增长提供燃料。

”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家族悖论”必须在一个统一理论框架内得到权变答案。

李新春（2004）指出，家族企业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逻辑意义或具有经济效率性。

问题是：“在一定条件下”具体指的是什么？家族规则合理性与局限性的边界以及背后的深层逻辑又是什么？储小平（2000）指出，“在特定条件下，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但是、当家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内部有限资源和家庭或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而导致的内部交易成本大于那些非家族制企业的竞争对手、造成竞争力低下时，那么家族企业就是不合理的和低效的。

”但交易成本又与家族规则的哪些要素紧密相关？威廉姆森（1991）引入了“分立的结构选择分析”来比较企业的不同治理结构，从而找出交易成本最小的选择。

但这一静态的分析方法无法把握住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过程，在家族企业的语境下，就是“泛家族化”和“去家族化”的这两种治理结构的演化机制是什么？
Weber(1950)早就敏锐地指出，“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

”他间接暗示了社会信任与个人观念（儒家文化）的替代关系。

福山（1998）指出，注重家族主义的社会难以培育大型企业组织。

在家族主义
和大型企业之间划上不等号的同时，我们要问，社会信任的高低及其所决定的企业规模（企业成长）的中间变量有哪些？两者之间深层关联又是怎样？Redding(1990)的问题是，如此封闭的组织是怎样带来这么有效率的经济？他的解释是，“存在一种超越组织内在局限性的关系机制”。

他提示了关系机制这一非正式制度，但外部信用体系等正式制度难道就不起作用了吗？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封闭和效率的概念？效率是适应性还是最优性？
李新春（2002）指出，相比于发达西方国家，中国的信任结构是“弱社会、强私人”，而私人信任是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

私人信任难以解决随着组织规模或交易的复杂性增加时出现的代理能力不足问题的“家族主义困境”。

他提出，在特定的商业环境下，信任治理作为一种相机选择，取决于信任在特定文化制度环境下的治理成本结构。

无疑，这一思路是颇具洞察力的。

但这种“威廉姆森式”的静态观点，没有建诸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内，也没有解释治理成本结构的演化机制，更没有解释推动这一信任治理成本结构变动，从而锁定于“家族主义困境”的动因。

另外，“弱社会”、“强私人”与交易成本三者又是什么关系？在组织内部推行的规范化不可避免地会与外部制度环境紧密结合。

在“大社会”与私人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企业内部的“小社会”？企业内部的社会信任是否可视为私人信任与外部社会信任的制度交集，或者是带上了某种私人信任色彩的外部社会信任的渗透与扩展？储小平（2000）提出，在现代经济成长中，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要有效地融合社会资本，却没有追问，家族规则和社会资本的融合机制是怎样？储小平（2003）指出，中国组织在家族化和非家族化之间，还普遍有泛家族化的倾向。

在与社会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结合的过程中，华人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一观点暗示了私人信任结构的层级性和流变性。

李新春（2002）的“家族主义行为不能同时实现基于信任基础之上的代理成本与基于专家能力之上的代理能力的帕累托最优”观点，将个人能力纳入家族研究的同时，又将其与私人信任分离开来。

陈介玄、高承恕（1993）则认为，私人信任的建立是特定的、主观的，而非基于客观的标准。

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私人信任的基础，与后天的表现与客观的利益也很相当重要（彭怀真，1989；赵蕙铃，1993）。

也就是说，个人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私人信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私人信任至少部分建诸在个人能力基础之上。

储小平（2000）意识到，家族企业与社会财务资本的结合往往伴随着人力资本的结合，而个人能力、信任度、忠诚度等都是家族企业中人力资本必须涵盖的关键要素。

在控制权与家族企业成长研究上，学者更多地关注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以及企业内部的权力转移问题，另一考察视角——元老群体的退出和权力交接问题——被理论学界严重忽视，这里就涉及到企业信任结构的再优化问题，具体来说，是私人信任在企业规范化进程中怎样被企业内部的社会信任，元老的关系契约怎样被正式治理所替代的深层问题。

事实上，家族企业的“去家族化”，往往不是职业经理人的吸纳与使用，而是元老退出（非正式制度淡出）、正式制度建立以及企业成长三者同时发生，但这三者之间存在怎样一种逻辑关联？值得我们深思。

粟树和（2003）将治理分为“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并依据两种类型的制度随着群体规模增加而出现的成本差异解释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以关系为基础”的群体面临着不断上升的边际成本，而“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则需要付出高昂的固定成本，但是一旦这些成本投入，与陌生人交易的边际成本很低，甚至会进一步降低。

因此，关系型制度的总成本在小规模群体中较小，规则型制度的总成本在大规模群体中则更低。

粟树和的理论观点基本符合本文的思路，本文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两者的变迁机制如何在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内得到更有力的解释，特别是关系治理在中国人家族企业中呈现出差序格局，而正式治理往往在家族企业中往往以不同程度和形式存在，且两者与整体外部制度环境息息相
关。

还有就是，两者到底是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在中等规模的组织或群体中两者又是什么关系？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界定所采用的概念和变量，再建立一个差序信任结构模型来对以上所提出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提出研究不足和发展方向。

2．概念界定与模型讨论
2.1概念界定
交易成本是“所有与制度或组织的建立、变迁和使用有关的成本”（Furubotn & Richter,1991)，本文所指的交易成本是，家族企业成长所涉及信任的建立、维护、发展等相关成本。

如图一所示，X轴表示关于信任的交易成本递增维度，Y轴表示企业成长的时间维度，本文假设Y轴间接反映出经营规模和管理复杂性的增加。

本文根据信任的形成基础将信任区分为社会信任和私人信任。

其中，社会信任是建立于法治、规章、制度等宏观正式契约基础之上，而私人信任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事缘等微观非正式契约基础之上。

社会信任根据它的作用范围，又分为企业外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信任。

企业外部社会信任指的是社会整体信任资源、特别是产权制度、信息机制、法治程度等。

企业社会信任指的是企业内部的制度规范，包括了董事会、监事会等企业治理机构、经理人约束激励制度等。

本文将信任本研究所采用的曲线都是平滑曲线，是着眼于信任结构长时段的演变，排除了短期因素的突然干扰，理据之一，还在于不管是私人信任还是社会信任，都不可能一夜形成或崩溃。

当然，家族企业成长还受到很多内外因素（市场竞争环境、产业结构、国际经济状况等）的影响, 信任只是企业成长的一个影响因素，本文将集中探讨信任与家族企业成长的关系。

本文将“亲信”（G）（由关系亲近差异而获得不同信任（陈介玄、高承恕1993）视为私人信任(PT)的内生变量。

本文假设，基于亲信的私人信任的交易成本“天然”为低，且随企业成长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长久以来，中国社会信任资源极度匮乏，法律制度极不完备，而私人信任包括血缘、亲缘、地缘等纽带具有天然性，即“关系”的缔结无须经历任何市场交易或正式制度建立的谈判、实施、监督等环节，具有较低的建制成本。

费孝通（1950）指出，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具有相当弹性，推论是，私人信任的弹性使得“泛家族化”的交易成本较低，而且私人信任可以通过日常交往得以维护和发展，交易成本也较低。

此外，基于亲信的私人信任具有范围适用性，退出或转让只会使之贬值，私人信任很难在市场或正式制度中出现，这一“专用性资产”意味着个体必须不断对所服务的组织进行信任再投资，至少保持其投资水平。

私人信任具有“资产专用性”的特点，极容易被企业所套牢。

元老的安置可视为私人信任这一“专用性资产”的赎买。

私人信任（PT）的另一个内生变量是个人能力(A)，许多组织行为文献曾明确指出：一位员工可信度的高低，与其执行工作的能力高低是息息相关的1。

与基于亲信的私人信任（下文简称：亲信私人信任）相比，基于能力的私人信任（下文简称：能力私人信任）局限性更大——能力私人信任较之亲信私人信任为高——中国人的“圈子”再大，最终也难以满足组织成长的需要。

Penrose（1959）指出，企业成长受到企业吸纳新管理能力的数量和速度限制。

一旦私人信任无法“无限”扩展，企业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企业成长必然受到极大限制。

第二个原因是，在创业阶段，企业经营复杂性相对较小，个体可能靠直觉、胆识和冲劲来经营企业。

此时的能力私人信任与亲信私人信任相结合，就是创业企业的最佳信任结构；一旦企业成长起来，企业的结构趋于复杂，管理的专业化越来越高, 势必要从外部吸纳优秀人才进入企业。

此时，创业期特定的能力私人信任再也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要，总体私人信任就有贬值的危险。

所以，能力私人信任的交易成本非线性递增，且二次导数为正。

亲
1 Gregory A.Bigiley,Jone L.Pearce.Straining for Shared meaning in Organization Science:Problems of Trust and Distrus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3):405-421.
信和能力私人信任两条子曲线叠加在一起，就是非线性上升的私人信任（交易成本）曲线PT(A,G)，企业成长(T)对私人信任(PT)的二阶导数大于零，如同所示：
企业内部的社会信任(ST，下文简称“社会信任”)也有两个内生变量：能力(A)和信用(G)。

本文假设，社会信任的建制成本天然为高。

理由是：与“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的原理类似，社会信任的扩展受到企业规模成长的限制。

企业成长越不成熟，企业规模越小，制度分工程度越低，社会信任扩展程度也越低。

此时，社会信任还不具备充分发展的充要条件——规范化的制度收益仍小于制度成本。

所以，一开始就实施规范化并不是创业企业的最优选择。

反之，企业成长才使得规范化成为必需和可能，当规范化反过来促进企业成长时，两者在“某一节点”实现良性循环。

在创业初期，注重社会信任培育的家族企业总是有限，因为制度规范的设计、制定和实施涉及巨大成本，诸如培训、磨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这一交易成本往往是缺乏制度创新资源和能力的创业企业所难以承受的。

相反，天然为低交易成本的私人信任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后顾之忧。

另外，企业内部社会信任还与外部社会信任的完善度紧密相关，而后者是企业自身无法控制的外生变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体制度环境极不健全，在缺乏外部社会信任有效支持下，企业内部社会信任的建立往往是事倍功半；最后，企业创业的不确定性极大，企业家们考虑更多的是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生存问题，经营手法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对内部管理制度关注和投入较少。

此时，正式制度对于创业企业来说，更象是一个“奢侈的牢笼”。

以上三点表明社会信任的建制成本较高，表现在图中就是社会信任曲线所处的初期高位。

然而当规范化启动之后，社会信任会随企业成长出现“规模效益递增”，企业内部会形成一种规范化氛围，影响着企业所有员工。

社会信任的高效扩展，表现在两条子交易成本曲线共同向下延伸，叠加起来即社会信任（交易成本）曲线呈非线性递减，且二阶导数大于零，但不会与X轴相交——社会信任永远不是免费的，即交易成本不等于0。

家族企业的特殊性，最直接表现就是企业内部员工身份上的差异。

华人家族企业中的身份识别经常会被简化为两类或三类：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或亲信、自己人和外人。

显然这种身份分类模式与不同的信任机制和信任度相联系。

本文根据“远近亲疏”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45），将私人信任划分为“主血缘”（核心家庭成员，包括自己、妻子和子女）、“次血缘”（兄弟和其他亲戚）和“非血缘”（靠地缘、学缘、事缘等泛家族因素所联结起来的群体）三个信任层级。

在这三个信任层级中，总的交易成本的大小依次是，主血缘<次血缘<
非血缘。

具体是，能力私人信任无差异，能力面前人人平等。

而亲信私人信任的强度是：主血缘>次血缘>非血缘，所以，亲信私人信任所涉及的交易成本大小依次是：主血缘<次血缘<非血缘。

能力和亲信两条子私人信任曲线叠加之后，自上往下的总私人信任曲线分别是：非血缘曲线、次血缘曲线、主血缘曲线。

另外，本文根据对组织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将社会信任分为核心信任和次级信任两大层次。

核心信任与社会制度环境，比如市场法治、职业经理人市场、个人信用体系等机制紧密相关，后者极大影响着核心信任的实现程度，且不为企业自身的意志所转移。

核心信任是企业的“宪法”，是私人信任难以逾越的准绳，甚至老板本人都得遵守——这是“宪法”的本义所在。

而次级信任与企业外部环境联系较小，是企业的“家法”，主要是指在企业具体运作中约束员工的规章条款，老板本人可自主制定，也可自由违反。

本文假设，在企业成长初期，次级信任的交易成本低于核心信任的交易成本，在S点之后，核心信任的交易成本低于次级信任的交易成本。

家法和宪法两条曲线在S点相交，在交点处交易成本无差异。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三级私人信任与两级社会信任随着交易成本的变动，所发生的结构演化及其分布关系。

O A B C D
图二
2.1 模型讨论
2.1.1 私人信任曲线的模型讨论
第一．私人信任在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了启动性的角色。

它是适应家族企业创业需要为前提，以社会信任资源匮乏为生存条件的。

Redding(1950)指出，（私人）关系的强度是指战略适应性和战略有效性，后者取决于关系选择中的灵活性、低成本和广度。

本文认为，在社会信任体系不完善情况下，创业企业自身又缺乏制度能力去发展社会信任时，由于企业经营相对简单，所需能力私人信任要求不高，亲信私人信任是以信任的唯一提供者出现。

创业期（OA区间）私人信任的适用性，在于三条私人信任曲线都比两条社会信任曲线为低，表示交易成本较小，其中主血缘曲线在三条私人信任曲线中最低。

推论是，在能力无差别的前提下，血缘越亲近的家族成员，越接近创业期企业的经营核心。

2
2克林·盖尔西克（1998）指出:“除非企业创业者有可观的投资资金,否则,第一代公司通常从家庭成员那里
第二．在个体能力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主血缘曲线是固定的，先天传承血脉被中国人视为无法改变的天意。

相比之下，次血缘关系要松散得多，非血缘关系更带上了某种程度的功利色彩。

C. F. Yang （1995）指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有两个最基本的成分：既有关系与交往关系。

前者是由血缘、地缘、业缘等非个人互动的因素决定的，如同乡、同学、同姓等；而后者是两人之间实际的交往行为的结果，这一观点与我们的假说相同。

与主血缘关系的泾渭分明相比，次血缘关系与非血缘关系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兄弟可以反目成仇，将亲兄弟断然排除出局，就意味着私人信任下降，交易成本上升，次血缘曲线上移动到非血缘曲线处。

反之，朋友也可结拜兄弟，情同手足就是中国人的“泛家族化”。

“泛家族化”通过将非血缘曲线向下移动至次血缘曲线处（但无法移动到主血缘曲线处，除非联姻通过第二代传承所有权，继而获得控制权），降低了私人信任的交易成本。

另外，个体能力相对突出，也可使总私人信任增强，表现在私人信任曲线整体向下移动。

第三．当企业发展平稳渡过创业期，即突破图中的A点，首先面对的挑战是，次级社会信任与非血缘私人信任的冲突问题，也就是“怎样把非家族元老纳入规范化轨道”的问题。

Redding（1990）提出“关系不是长期稳定的内聚力”的命题，这提示我们，在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私人信用的局限性在于：其一，它难以高效扩展去获取更广泛的亲信私人信用来支撑家族企业成长。

其二，由于元老们知识老化和能力固化，能力私人信任的维护成本大增，最终这一“专用性资产”会被次级社会信任所代替，表现在现实中就是，非血缘私人信任关系个体最先被排除出局，职业经理人取代创业元老，而职业经理人更多的是依据制度规范来运作的，有别于创业元老“忠信诚义”的私人信任。

在图中表现为AB区间：非血缘私人信任曲线在A点之后，交易成本要高于次级信任曲线。

非血缘私人信任被次级社会信任代替，就是元老群体退出，职业经理人进入的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以规范代替关系，家法代替人情，职业经理人取代朋友。

次血缘关系是第二个被替代的私人信任层次，在图中指的是BC区间，即以社会次级信任来取代次血缘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家法代替亲情，职业经理人取代兄弟。

最后，主血缘私人信任必然要与家族企业成长相脱离（失去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图中是以CD区间来表示。

在S点之后，社会核心曲线在企业成长的时间维度上的交易成本低于社会次级曲线，于是后者完全被前者所取代。

现实中是以家族企业的所有成员（包括核心家族成员）遵守企业的所有规章制度，公平公正公开的正式制度在企业各个层面得以完全实现为标志。

私人信任与社会信任的替代过程，也是差序格局在企业成长中的动态演变，或称之为“去家族化”。

第四．主血缘曲线低于次血缘曲线和非血缘曲线，次血缘曲线又低于非血缘曲线。

在相等的交易成本下，主血缘曲线要长于次血缘曲线和非血缘曲线。

这表明：在能力私人信任无差异的情况下，血缘关系更亲密的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的服务时间要长于后两者。

另外，由于私人信任部分基于个人能力，个体可能因学习效应突出，更新的个人能力符合企业成长的某种需求，而额外获得更多的在职时间。

表现在图中，就是私人信任曲线斜率变小，即曲线在某处变扁平，交易成本得以降低，私人信任得以增强。

2.1.2 社会信任曲线的模型讨论
第一．严格来说，在任何一家企业，在任何成长阶段，私人信任和社会信任都是普遍并存并互补的。

与私人信任的交易成本递增相对，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递减，会使得社会信任曲线与私人信任曲线必然在某处相交，交易成本相等意味着两者在此处可完全替代。

但两条曲线相交之后，社会信任会最终取代私人信任，成为企业成长的制度主流。

家族企业的创业
筹集资金。

尽管这些投资可能附加有重要的心理上的附加条件,但它们仍是最无牵累的来源。

亲属比外人更愿意借钱给创业者,只要有这样的承诺———他们能得到红利,并且,如果公司成功了,他们的资金能够增值"。

有时,把额外的现金投入到亲属的新事业中去是家庭的一个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