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音乐思想研...

思想从萌芽、发展、高峰以至传承的一个过程。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课题的来源
由于“竹林七贤”卓越的学识和不凡的人格魅力，学界对于“竹林七贤”的关注度颇高，研究的文献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因此专设一章来进行文献综述，以尊重和承认前人的研究成果，力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更全面的认识。

本论题的选题虽是“竹林七贤”音乐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但如果没有个人，也就谈不上比较。

因此在本章中，对于文献的梳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对于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大背景的简介，其次是“竹林七贤”的音乐美学研究，最后是竹林七贤的历史价值与影响。

通过梳理性的总结，可以清楚的了解自 20 世纪以来“竹林七贤”的研究发展状况，以求全面的把握和更好的比较分析“竹林七贤”的音乐美学思想。

在专著方面：
[1]《晋书》，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音乐美学思想》这篇论文中，我选用了古籍文献《晋书》作为介绍魏晋时期社会环境的主干参考文献，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

用本书作为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研究，可以在《晋书》本传中详细获得“竹林七贤”的的生平、事迹与影响以及后人对此的评价，是一部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经典古籍著作。

之所以用此书是因为它能更加真实、详细的突显魏晋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其中《晋书》本传中的大量人物传记的生平与生活作风可供我参考。

[2]《乐论》，这部阮籍所著的关于音乐美学思想的书，记载了阮籍主要的音乐美学思想，虽然在他《东平赋》、《清思赋》、《通一论》、《大人先生转》及《咏怀诗》也多少论及音乐，但《乐论》在论音乐的自然之道、音乐的平和恬淡和音乐必须整齐归一以及推崇音乐的“淫声”与悲乐的多重角度先后论证了雅颂之乐合于“自然之道”的观点。

本人认为《乐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对儒家思想的集成和超越。

他的宣扬礼乐出于自然的观点，为礼乐的继续存在提供伦理依据，和当时的玄学理念一脉相承，能确切而真实的反应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

[3]《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中国南朝宋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

在论文中借用此书来说明“竹林七贤”中的一些生活小事和贤士的一些作品，通过本书的记载可以反映出“竹林七贤”对待的政治、文化、艺术的态度。

[4]《竹林七贤》，本书把中国魏晋时期七位贤士的人生际遇和出色的文学才华以及令世人惊叹的心路旅痕详细记述，从汉灵帝建宁三年开始讲起，一直到“竹林七贤”的最后一位贤士离世的思想衍变，但没有按常规的人物传记写法为七位名士各自单独作篇，而是将七人作为一个整体，大致按时间顺序来追寻这个历史上
最富盛名的名士群体的人生轨迹。

尽管这七人个性迥异，人格有上有下，学术成就有高有底，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作者没有把他们分开。

这本书可以作为全篇论文的通篇用书，所有涉及“竹林七贤”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此书中查到相关信息。

[5]《竹林七贤》，本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书在最后附有大量“竹林七贤”的代表作品，借用此书研读他们的代表作品对于了解“竹林七贤”的音乐美学思想以及观照下的魏晋玄学风、文学和音乐的各种观点。

[6]《中国音乐美学史》，在论文中，本书的魏晋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是我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对阮籍、嵇康、阮咸等魏晋人物音乐作品和音乐美学思想的阐述，还有相关文本的引用都可以纳入到论文的写作当中。

但作者在书中对一些人物的音乐美学思想的评价和论述还需有待人们进一步的探讨。

[7]《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杨荫浏编著。

共分上、下两册：上册为由远古至宋代；下册为元、明、清三代。

本书可谓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包括民族民间音乐、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和作品分析等详尽资料，并附有大量图片和曲谱，在论文的撰写中，我把重点放在了魏晋时期的历史上，主要对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音乐文化生存现状和音乐美学思想来结合此书加以说明。

[8]《音乐美学教程》，张前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我主要参考它的中国音乐美学部分，包括儒释道的音乐美学思想和魏晋时期的人物及著作的美学思想的观点。

[9]《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在此论文的撰写中我用此书做历史背景的填充，对魏晋时期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后人对其的评论、政治环境、经济文化的发展做统筹的概括和细微的补充。

[10]《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徐复观编著，本书详细记叙了中国古代的相关的艺术精神，尤其是孔子的艺术精神与魏晋玄学与山水的兴起几个篇章对我论文中阐述“竹林七贤”所折射的艺术精神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11]《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李泽厚编著，本书共分三大部分《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此论文主要是参考《华夏美学》的酒神型文化精神部分，用以在第二章中的“竹林七贤”与酒神型文化的解说和在此层面上的深入分析。

[12]《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李泽厚、刘纲记编著，本书共分上、下两部分。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思想做了详细的总结和相对合理的分析。

本文主要是参考里面的魏晋南北朝美学概观以及所讲述的阮籍的《乐论》和嵇康的《声
无哀乐论》的相关思想。

此书中对于魏晋玄学的起源和发展是此时期可资借鉴的亮点，把此书与同一时期的相关美学论著加以对比，便能进一步的分析出魏晋美学的发展历程。

在论文方面：
[1]李宁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新观念探索》（本文通过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音乐观念以及对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我的论文创作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对于魏晋时期的玄学调和下得音乐观的形成。

[2]常晓洲《论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本文对魏晋玄学的兴起与发展做了详细的论述，是我在写魏晋玄学部分的重要参照部分。

[3]王明辉《竹林七贤的精神境界》（《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8月第5卷第3期) 本文就竹林七贤的精神境界有不同内蕴: 嵇康、阮籍都仍以儒学为精神内核，表面上却采用玄学和自然主义形式；山涛、王戎徘徊于儒学与玄学之间，随时俯仰，是功利主义的代表；阮咸、刘伶借纵欲来达到性灵的苏醒，与儒学无关, 略有玄学的自然迹象；向秀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玄学的范畴，他同样放弃了儒家的操守，但目的不是为了功利，而是玄学的自然和自由。

在“竹林七贤”所折射出来的艺术精神中，这篇论文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本文是鲁迅的一片演讲稿，论述了魏晋名士们的思想与酒的关系，有助于论文的酒神型文化观点的浅析。

[5]王守雪《竹林七贤·山涛论》（《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本文对“竹林七贤”中山涛相关知识做了详细论述，有助于对“竹林七贤”之山涛的解析。

[6]范毓周（《关于竹林七贤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历史系）本文对“竹林七贤”的地域，人数和活动范围以及相关思想做了详细论述。

[7]王丽娟《真·美·玄向秀《思旧赋》解读》（古代文选）本文重新解读《思旧赋》，从中得到更深刻丰富的感悟，从而感受那份怀友伤国的挚性真情，领略知音难觅的至境诗性，获得大隐于朝的玄思启迪。

在我的“竹林七贤”的美学思想中，它有助于我对向秀思想的解读。

[8]刘小兵（酒神精神的传承——王绩对刘伶及其《酒德颂》的接受）（古代士人研究)本文有助于我对刘伶的思想和酒神型文化的研究和论述。

[9]刘康德《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本文借“竹林七贤”在中古时期的文化地位来进一步探讨中古时期的文化精神。

[10]郭洪雷《魏晋时期音乐对文学的影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8卷第2期)在这里作者通过对魏晋时期乐论、音乐文学作品及
相关史料的解读与分析,阐述了音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魏晋时期音乐与文学的
交互影响, 不仅共同规约了时代审美风尚, 同时还影响了文学理论和诗文风格
的转变。

对文学而言, 此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乐器和音乐进入当时人们的审美视野, 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

同时,受音乐的启发,诗文创作的情感风格也由“雅”、“正”转而为“悲”、“艳”。

[11]杨贵金杨佩《关于竹林七贤的艺术史》（《焦作大学学报》2005年3月第28卷第2期) 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关于“竹林七贤”艺术长盛不衰的原因，概括了“竹林七贤”艺术品的基本面貌，重点介绍了二十七件艺术品的具体特征，详细阐述了这些作品不同时代的艺术氛围，最后指出了欣赏这些文物艺术品的重
要意义。

此文对于概括“竹林七贤”的艺术精神和音乐美学思想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2]大卫《阮咸：琵琶反弹》（《魏晋风流》)主要讲解阮咸与琵琶的关系，并对
阮咸的思想做了简单概括。

[13]周喜智《竹林七贤与酒》（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2010年4月) 本文分别论述七贤饮酒行为的具体风度，由于出生经历、思想性格及审美情趣的不同，在饮酒行为上七贤风度各自迥异。

阮籍表现为“嗜”，刘伶表现为“痴”，嵇康表现为“疏”，山涛表现为“度”，阮咸表现为“达”，王戎表现为“俗”，向秀表现为“和”。

所以这篇论文在我阐述酒神型文化的研究中起到很大作用。

本人从事中国音乐史论的研究，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搜集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资料，而在综合性大学做这样的研究是很有优势的，所以经过慎重考虑和老师提议我去图书馆遍查了相关资料，想在前人的研究中往深层次的挖掘，把“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整体对此加以研究，后经开题审核开始着手写此论文。

三、研究目的和主要研究内容
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全面的对嵇康、阮籍两人为代表的“竹林七贤”音乐思想进行研究，从“竹林七贤”的艺术精神中提炼出和音乐价值有关系的诸多观点。

而要做好对这个整体的研究，先要对“竹林七贤”生活的背景和各自的音乐美学思想有充分和全面的认识，因此，笔者从魏晋时期社会环境下的艺术精神变革谈起，进而论及社会历史思潮、个人生平经历和音乐观等方面。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分析“竹林七贤”的音乐思想，不仅仅研究“竹林七贤”的人物形象，因为“竹林七贤”的出现正是魏晋时期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得必然产物，他们所彰显的是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还要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竹林七贤”产生的政治背景、“竹林七贤”音乐思想的对比和时代特征及意义。

主
要从社会文化美学发展上进行深入研究。

为更加详细的说明研究内容，这样一个比较研究的结果，对于我们认识音乐美学史上著名的嵇、阮之异同，是合乎事实的。

论文的写作中，采用了历史学、音乐学、思想史等多学科交叉论述的方式，对阮籍和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他们的文人精神和对音乐哲学的贡献作科学系统的总结。

第二章魏晋时期社会环境下的艺术精神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先于隋唐、滞于秦汉，从公元3世纪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确立到公元6世纪末隋朝进入暂时的统一，上下经历了将近四个世纪的历史演变，就在这样一个大动荡时期，“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1]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动荡的社会环境既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进一步使名教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

“我国艺术至魏晋而一变，至宋元明清而又一变”。

[2]魏晋玄学、魏晋风度、魏晋名士，出现了儒、释、道三者鼎力的状况，各门艺术及其美学的发展与繁荣，尤其是“玄学”顺应了时代发展，突破了数百年汉儒统治的意识发展到了顶峰。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的觉醒，随着南方与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程度不断加深，音乐发展、诗歌涌现、书法与绘画、雕塑异军突起，成就空前。

著名学者宗白华在谈到这段时期的艺术思想时，曾这样概括它：“魏晋时期是人类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3]
一、政治局势下的音乐文化
公元263年三国鼎立局面崩溃，魏国一通天下。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公元280年晋灭吴，战乱分裂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重归统一。

西晋覆灭后，晋皇族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新政权，即东晋。

这些政权的不断更迭，战争导致的民族交融，使得我国音乐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元素，呈现出多方面发展的现象，可是在这样一个犬牙交错的年代，许多门阀士卒的大人物被无情的卷入政治漩涡之中，他们为了躲避这样的政治风云，开始寄情于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从而产生了大批的文人音乐者——蔡邕、蔡琰父女，阮瑀、阮籍父子，阮咸、阮瞻父子，嵇康、嵇绍父子，荀勖、荀藩父子，他们都在音乐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相和歌、清商乐、器乐尤其是古琴艺术在此时也日臻完善，乐律理论上科学与神秘主义的争论也愈加激烈，且成就卓著。

在音乐思想上，与之前的两汉相比，魏晋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渗透了大量的人为情怀，强调个性的表现主义，“一是摆脱经学束缚，二是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既有正面冲突，又进一步的融合”。

[1]《晋书·阮籍传》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第460页
[3]王充闾：《秋灯史影》.山东文艺出版社第,256页
[4]这样，如果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局面稍加梳理，再深入浅出的分析一下此时期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对此做一个重新思考认识的话不难发现，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的形成，直接受到这个国家政治局势的熏染，伴随着政治和其他人文形式的走势而趋利避害。

“竹林七贤”的命运与音乐思想就是夹杂在这样一个政权交接、跌宕起伏的形式下上演得。

他们也只能借助于音乐或其他的艺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

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出世与入世都有一场政治风波所引领（即公元249年正月的“高平陵之变”）。

所以在如此压抑的境况下，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哲学思想对音乐观念的影响
魏晋时期所产生的相关音乐理念以及音乐思想的发展都突破了定为一尊的儒家音乐思想的束缚，音乐观念日新月异，极为活跃，出现了魏晋玄学、魏晋风度、魏晋名士，后续又出现了儒、释、道三者鼎力的状况，而思想活跃导致了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又间接导致“文的自觉”，即各门艺术及其美学的发展与繁荣，尤其是“玄学”顺应了时代发展应运而生，它突破了数百年汉儒统治的意识，是一个重新寻找和建立封建理论思维的新的历史时期。

（一）儒释道的发展与玄学的清谈之风
每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反映了每个时代的特点。

魏晋之际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两汉时期的“独尊儒术”之后，哲学思想的发展开始由以群体为单位，向个体为本位转化，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现实的关系，为免遭迫害而避讳于统治者的主流思想。

“遂能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

[5]所以，儒学的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开始缓慢进入低谷。

佛教通过丝绸之路逐渐渗入中国传统文化，这对当时已经陷入僵化和停滞的中国封建文化来说，无疑是一股新鲜的文化血液，而且它有着与玄学和儒学相同的功能和作用，所以很快便流传开来。

“中国的道教也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神学理论体系，完成了其仪式、教规、以致思想理论的建设，开始发挥重大的社会影响”。

[6]相比之下，以何晏和王弼创立的玄学开始兴起并快速发展，成为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它在这个时期的风靡与后期突然的消失，前后所产生的玄学思潮，以成为历代学者关注的焦点。

所谓魏晋玄学即“魏晋时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世人把魏晋时期的《老子》、《庄子》、《周易》称为三玄，主要是研究幽深玄远的问题。

魏晋玄学的特点就是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以解决儒家
[4]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第461页
[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6]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305页
礼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的目的等”。

[7]它的盛行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由于当时政局混乱，朝代更迭频繁，曹、魏之间政权的争夺与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很多名士尤其是与当时政治有较大干系的人，都因此死于非命。

所以，许多文人志士为了避免迫害和保全自身，把话题都转向了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的玄学上来，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老、庄哲学的进一步挖掘、探究以及与大自然的关系。

所以也有人将魏晋玄学归纳为“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两个方面。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讲到魏晋时期玄学与名士的关系时曾这样概括：“魏晋士人不得不援老庄方外之观以自慰，而其流遂漫衍矣。

”[8]
玄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曹魏正史年间以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为主题的“正史玄风”，他们主张统治者无为而治②后来便进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极端倾向，他们打着“越名教而人自然”的口号，公开与儒家的礼法名教对立，终日饮酒谈玄、放荡不羁。

后来又有了以乐广、裴頠为代表的“贵有论”思想，提出了“有生之本也”、“有生之体也”，自然不能与名教相分离。

③高峰时期则以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数》，综合以上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舍异求同，提出了“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论题，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物之自造”即是“天然无为”。

[9]
与此同时，随着玄学的发展，清谈之风也流广开来，清谈之风和玄学两者有着较多的共同点，玄学是清谈的主要依据和内容，也是对玄学的完美诠释和表现方式。

都是谈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与政治没有联系的较为玄奥的话题，主要是名理（一些理论型的话题）。

虽然这些思想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建树，但并没有触及当时任何的政治纠纷，所以它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竹林七贤”就是在此境况下集结在竹林里谈玄论道，主要就是清谈玄学的内容。

《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了司马昭对七贤之阮籍的评价：“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10]那些抱有“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政治抱负，超脱世俗、故作旷达、免谈国事，只走乐天主义的道路，并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精神追求，其做法正和玄学的理论相反，是人权被剥夺时一种必然的无奈的抉择。

玄学与清谈之风的出现，不仅开拓了先秦与两汉时期道家学说的新思想，弥补了汉代以来经学的漏弊，还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兼容奠定了哲学基础，对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佛学的巅峰和宋明理学的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音乐作为士人精神寄托的主要手段，也从区别于其他艺术的形式中独立出来，围绕着玄学与清谈的世风蔓延发展，并形成了
[7]张岱年：《中国哲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8]“探索·发现”栏目组：《竹林七贤》.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9年9月.第221页
[9]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236页
[10]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第472页
卓有成就的理论。

（二）玄学调和下的音乐观
如前所述，既然音乐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系，那玄学盛行之风渗入音乐理论中也就在所难免，在魏晋时期的音乐思想观念中许多著名音乐家的理念和著作颇受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玄学影响。

此时期的音乐基本是以老、庄道家学说为归旨，同时也贯穿着欲以自然之乐致自然之和，尚自然贵天真的音乐思想脉络，这样，就明显的把一批具有玄学风味的经典音乐作品的特殊魅力展现出来。

1.“大音希声”下的玄学音乐观之《乐论》
在《老子·第四十一章》中，有“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11]的论述，在《老子·第十三章》又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这些老子看待音乐的态度加之庄周的“至乐无乐、至誉无誉”的音乐审美观念，都在“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所著的《乐论》中完美体现。

关于阮籍的身世，《晋书·本传》有详细记载：“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今河南蔚氏县）也。

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

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博览群籍，尤好《庄》、《老》。

嗜酒能啸，善弹琴。

”[12]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著名诗人、散文家且善解音律。

而阮籍好老、庄之学，在其音乐论著《乐论》里，这种老庄之气便秉承了老庄之音，《乐论》里阮籍在谈到孔子的“移风易俗莫善与乐”时，开宗明义的提出音乐的自然之道，即：“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

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13]在《庄子·齐物论》中有：“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夫天籁者，吹万物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14]庄子把“天籁”的自然天和之声作为世间最美妙的音乐。

阮籍的自然之音与庄子的天籁之音，很明显的将老庄的玄学与音乐的关系拉近。

蔡中德先生讲解《乐论》时，也注意到了自然之道与音乐平和恬淡的问题，他在解释“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也”，时谈到音乐的平和准则来自天地，来自道，是天地或“道”赋予万物的本性，所以，阮籍称之为“道之化”。

我是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在《乐论》中有：“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

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

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

”寥寥几语概括了雅乐的审美范例。

可见，阮籍在这里继承并完善了老子“大音希声”、“五音令人耳聋”的观点。

由上，我们分析得出，不论是老子的“大音希声”、“五音令人耳聋”还是阮籍的“自然之道”
[11]《老子·第四十一章》.万象出版公司,2009年3月第2版.第101页
[12]唐：房玄龄等撰著《晋书·本传》中华书局
[13]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人民音乐出版社,第418页
[14]《庄子·齐物论》.万象出版公司,2008年1月第1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