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研究·平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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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研究`平行研究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的两大支柱。
本文将以文本为例,具体的说明什么是影响研究,什么是平行研究。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传统研究方法之一。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派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影响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占统治地位,主要以法国学者维耶曼、梵·第根、基亚等为代表。
下面将从研究方向、范围、对象等几个方面具体的剖析什么是影响研究。
研究方向:影响研究主要是研究那些经过吸收、消化之后,与自己的作品水乳交融的外来影响,它既不排斥那些有意的模仿和借鉴,又不排斥那些痕迹比较明显的影响。
影响研究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
一方面,这种影响无法从本民族文学的传统和个人的各种因素中做出解释,因此,它是外来的;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表现为一种精神渗透,它消溶于作家的创造中,因此不着痕迹。
研究范围:影响研究的范围可大可小。
从大的方面说,它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或者一个思潮和运动给另一个民族文学带来的影响。
例如,19世纪后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对欧洲各国文学的影响等。
从小的方面来说,它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作家和作品对另一个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研究对象:影响研究就是研究一部作品的影响,及其发生的作用,消融于别地作品中。
研究作家借鉴、模仿、改编外民族作家作品的情况以及外民族的渊源,借鉴、引用、模仿、改编等等都可以。
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渊源和发生,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
影响和文学影响赖以传播的媒介,它强调作家、作品之间的各种外部联系,采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
例如惠特曼的《草叶集》与郭沫若的《女神》的比较研究用的就是影响研究的方法。
惠特曼的《草叶集》对郭沫若的《女神》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郭沫若曾说:“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候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
”“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的欲望,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
我的《凤凰涅磐》、晨安》、《地球,我的母亲》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
”
在内容上,崇尚自我、赞美自然的泛神论精神在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身处19世纪中叶的惠特曼自称《草叶集》是“人自身的伟大骄傲”之歌。
惠特曼笔下的自我不仅是有着作为生物肉体与精神的纯粹的自我,同时这种自我又具有一种泛化精神,能够涵括一切自我、一切人。
这种泛化的自我其实正是那具有无穷智慧和力量,充满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普通美国民众。
郭沫若在《女神》集中的《梅花树下的醉歌》里由对梅花的赞美转向对自我的赞美进而上升到对整个宇宙本体的赞美。
与惠特曼的充满民主思想和人道理想的“自我”形象相比较而言,郭沫若的“自我”更具有一种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的精神。
在语言风格方面,郭沫若借鉴了惠特曼的平民化的口语语言风格。
他将平民思想和口语风格带到新诗创作之中,创作了大篇幅的平民化的诗歌。
在诗歌形式方面,郭沫若借鉴了惠特曼的自由体。
郭沫若创作的《女神》是中国自由诗走向独立的代表诗集。
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 把自由体连同
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
在诗歌表现风格方面,郭沫若借鉴了惠特曼的热烈、狂放、粗犷、雄浑的风格,具体体现为《女神》中那些具有“男性的粗暴”的诗。
尽管这不像诗体形式方面那么明显,但是这种隐形的接受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正是两本诗集相通的基点,它们在异时异地放飞了诗人那努力超越世俗规约,在文学的“彼岸”世界中追寻自由和活力的梦想。
平行研究是指那些既不存在事实联系,又不存在先后的因果关系,而只存在平行的互置关系的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域中的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
这种平行关系,是出自文学的审美特征或形式才呈现的。
由于不再拘泥于事实上的联系,平行研究关注的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审美过程与手段、方式及结晶物的遥相呼应与和谐共振。
这些遥相呼应与和谐共振的文学现象可能是同一时期发生的,也可能由于文化发达的程度有差异,会有年代上的距离,但最终仍表明了"天下文心之攸同"(钱锺书语)。
下面将从研究方向、范围、对象等几个方面具体的剖析什么是平行研究。
研究方向:平行研究,就是讲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意义的结论。
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关系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者或两者以上的民族文学进行的研究。
研究范围:第一,平行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较异同,然后进行价值判断和审美思考,最终导出结论;第二,平行研究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和强度方面的限制。
比较下来,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
可以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做平行的比较研究。
研究对象:平行研究的研究对象很大,它提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心理学、思想史、宗教等其他学科的比较,这就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
研究通常包括了对文学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技巧,甚至意象、象征、格律等方面的比较,此外还包括文学类型、文学史上的时期、潮流、运动的比较,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全面比较。
研究方法:平行研究采用民族的、审美的、批评的方法,即通过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之间相同和差异的比较或对比,寻找文学的共同本质和共同的美学基础,注重作品内在的诸种因素,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它比影响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价值和意义。
例如中国作家巴金的《家》与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家》在比较研究中就用的是平行研究的方法。
对于巴金的《家》与岛崎藤村的《家》之间,学者们普遍认为并没有相互影响借鉴的痕迹,但是同名的两部作品选择了相同的主题、思想以及相似的社会背景,令人惊奇。
它们在选材上都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在对封建家族制的揭露和批判上,在对女性命运的描绘上,在现实主义原则的恪守上,均有惊人的相似:它们都以封建家族为背景,勾勒了封建家庭的腐败、封建宗法的反动、封建制度的糜烂,彰显了封建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尽管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部作品依然朝向自己的结局。
在巴金《家》的尾声中,以高老太爷为中心的封建制度的拥护者们迎来了人生的终结,而以觉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终于脱离了家庭,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藤村的《家》却以“屋外仍是一片漆黑”结束全书,始终没能找出光明之路。
形成这样相反的结局,与两国的社会背景及两位作家的创作手法和文学理念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
首先,巴
金的《家》的创作背景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不久,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反抗。
与此同时相对,藤村写作《家》时,正直日本社会采取绝对主义政策,无视、镇压国民谋求民主主义的心声。
其次,巴金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家”的“内”与“外”联系起来,展示了在“内”与“外”的相互作用下,知识分子觉醒并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藤村贯彻日本自然主义的手法,剔除一切外面发生的事,作品中对于当时社会的变化一概不触及,只写“家”内部发生事情。
所以,家庭成员的未来也只局限于“内”,看不到“外”面的路。
最后,在文学理念上,巴金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思想很强,主张从古老的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而藤村只是在自我与社会的对立中寻求独立的生存方式。
由此可看,巴金的《家》与岛崎藤村的《家》既有相似处之处又有不同点,两部作品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尽显平行研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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