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管院陆雄文纵论中国商学院的使命与机遇

复旦管院陆雄文纵论中国商学院的使命与机遇
日前，亚太管理学院联合会第四届年会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成功举行，亚太地区各商学院齐聚一堂，就商学院的发展出谋划策。

在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选择去商学院就读成为不少金融界人士的选择，金融危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商学院的“红火”。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与香港大学合作的MBA项目迎来了十周年庆典，并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再度联手打造了一个新学位项目。

而在不久前公布的《金融时报》2008年全球EMBA项目排名榜中，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更是连续3年进入全球前八强。

由此，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

全球化下的中国商学院——
“只有更多有效的合作，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
记者：此次亚太管理学院联合会在贵院举办，主题是“管理教育的全球化”，作为本届年会的主办方，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陆雄文：当前，全球经济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这个形势下，亚洲教育界的人物、学术精英能汇聚上海，分享各自对教育全球化的看法，必将对推动人才培养、学术发展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需要一同分享、共同面对，共同探讨商学院的发展策略，承担商学院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履行管理教育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神圣使命。

商业是引领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高水准的商业教育才能培养具有全面多样商业素养的领导人才。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商业教育也走向了全球化，更多的学生已经不满足于一时一地的学习，而期望融入全球化的教育。

作为商学院应当以此为目标，努力发展，彼此联合起来，为拓展商业人才的视野，提高管理教育的质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商学院应该怎样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的商学院？
陆雄文：中国的商学院想要真正地走向国际，成为商学院，任何一所学院都很难实现，需要一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去竞争与合作，只有更多有效的合作，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记者：贵院是如何渗透履行这一理念的？
陆雄文：我们的国际化开始得很早，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送老师到海外学习，一直到90年代。

我们期望进行的是“本土国际化”，也就是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水准的本土人才。

目前，学院80%以上的教师都有海外留学、访问交流的经历。

这支的师资队伍以他
们丰富的学养积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带来了全球的战略视野，使学院的发展始终屹立于全球化的平台上，使学生的教育始终呼应着世界先进水平。

除此之外，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项目，与MIT、港大、华盛顿大学、挪威管理学院、以及今年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韩国高丽大学等。

合作办学把国际先进的课程和理念引到了中国，也有利于提升教师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流也持续不断。

从教育、到研究，再到师资的引进，我们的国际化是全方位的。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种种挑战与机遇，“国际化”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承担时代使命、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路径之一。

国际化知识路径、策略，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说到底还是为了培养中国的精英和业界。

记者：近年来，中国商学院在发展中确实引进了大量西方思想。

但对于如今的中国社会而言，西方管理思想是否真的具有绝对主导性？中国的管理教育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
陆雄文：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西方管理理论也没有成熟到可以解决一切管理问题的程度。

中国的实际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的管理教育者来分析、来解决。

我们不可能仰仗外国的教授来给我们中国企业家传授管理之道，他们只能教给我们普遍的管理学的思想。

如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靠中国的学者，也要靠中国经理人的学习能力和聪明才智。

一个一流商学院的教师能不能融通中外，把国际上最新的学术思想同中国非常有活力的但是也在转型的经济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所面对的困惑和挑战，帮助他们找到解决实际工作当中的各种困惑、问题、挑战的具体的方案，也是真正体现其教育水准的一个标志。

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商学院——“扎根于进步的中国，培养深谙中国国情又具有全球视野的商业精英和社会。

”
记者：从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价值和贡献何在？
陆雄文：商学院的价值必须要置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真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30年。

管理学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发展壮大，也对大环境起到积极的反作用。

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在于先进思想的引入。

跨国公司到本土发展需要思想文化上相适应的大环境，只有积极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观念，才能建构起这样的氛围。

我们从一开始的引进思想、编译著作，到后来派遣老师到海外学习、交流，其实就是在进行思想的承接与转移、并最终本土化的工作。

还有就是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有很多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管理教育，无可否认，有的企业家的确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大浪淘沙以后，大家还是选择回到学校接受系统的专业教育。

因为他们原来有可能是从事技术、营销等方面，管理知识和技能都不全面，面对未来挑战，一味地依赖于经验显然是不行了。

与此同时，商学院也培养年轻的MBA，他们是各行各业的职业经理人，以其自身的知识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与国际水平接轨。

我们培养的人才充实了中国企业的一线，这些人才的现代商业意识、全球视野不仅影响着自己的企业，也在改变着中上游的商业实践，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产生影响，从而也促进了更为开放、自由的商业环境的形成，促进了共同的商业观念和伦理的形成。

记者：站在今日改革开放３０年的新转折点，您怎么看待中国商学院的使命和责任？
陆雄文：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的大背景下显得有点迷失，对自己的使命、责任都不清楚。

部分大学已经沦为生产车间，教育变成工具。

我觉得大学应当是精英教育，不是粗放式的。

简单粗暴地传递知识，无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

管理教育更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管理学院如果对使命理解不深刻、不明确，就会产生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行为。

我们的使命是非常清楚的：扎根于进步的中国，培养深谙中国国情又具有全球视野的商业精英和社会。

对于这一使命，我们不只是说说，也在努力践行。

比如我们开办EMBA教育不是为了图利润，我们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不设奖学金。

我们希望学生为了真正获得知识和能力来学习，而不是急功近利。

精英教育的体现从门槛开始，一直到对教学质量的严格控制。

我们是全国惟一连续做学生满意度研究的商学院，由此来持续改善教学水平。

我们也是全国第一家设立职业发展中心的院校，积极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商学院——
“机会多于挑战。

”
记者：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商学院应当如何应对？
陆雄文：总体而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商学院发展而言，机会多于挑战。

无须讳言，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从金融到实体经济，从投资到消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

但面向未来，全球经济越来越开放，中国经济仍有巨大机会，中国基本生活需求仍然非常大。

这为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我们的机遇主要有3点：首先，学术无国界、思想无国界，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
更好更多的研究课题，从经济、管理到道德、哲理层面，比如中国应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等。

通过危机的调整，经济回归理性，人也会更加成熟，对于管理学者而言，也可以更安心地致力于学术研究，为以后的经济腾飞作准备。

其次，人才培养将更为社会所关注。

危机对于企业家是一个教训，让他们开始重视对经济规律的把握和认识，越是经济平淡就越要读书。

另外，还有利于商学院实现进一步国际化，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

大家的共同合作促使世界各地的商学院紧密联系，互相交流和合作，推动商学教育的全球化。

同时，挑战也是存在的，比如EMBA招生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企业捐款等社会物质支援不容易获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