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李二凯
（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张掖 734000）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巡狩河西，这次西巡征服了吐谷浑，设置了西域四郡扩展了疆域，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隋炀帝返程所走的路线问题上，我们认为隋炀帝是原路返回的，隋炀帝舍近求远最主要的原因是赴青海湖求得吐谷浑的“龙种”。

“龙种”实则为良马，而马对于吐谷浑来讲无论是平常生活还是政权组织都至关重要，对于隋炀帝而言如能得到龙种对他的宏图大业会有很大作用。

从隋炀帝个人看，复杂的个人性格导致他对一切新鲜事物有很大的占有欲望。

一、写作缘由
隋炀帝西巡一直是史学界比关注的问题，隋炀帝西巡在当时来讲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其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隋炀帝西巡的途中发生了许多的历史事件，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在探讨研究关于隋炀帝的西巡相关问题，其中在隋炀帝结束西巡返回路线上学术界有不一样的见解，笔者在导师的指导下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发现了一点可以佐证隋炀帝返途所经路线，就是求得吐谷浑的“龙种”。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提出一点点自己的见解，丰富隋炀帝关于隋炀帝西巡返程路线研究的相关材料。

二、研究现状
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列出以下观点：严耕望先生依据《隋书·杨玄感传》中“及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是从狼狈，玄感欲袭击行宫”、《元和郡县图志》所云“炀帝躬身率将士出西平道讨吐谷浑，还此谷，会大霖雨”和《资治通鉴》“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的记载，严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中认为“隋炀帝往还皆经此谷（大斗拔谷），遇雪狼狈则当在回程时耳”，大斗拔谷事件是隋炀帝西巡研究中十分重大的一件事，在研究隋炀帝途径路线上是避不开的重大事件，所以严先生隋炀帝在回程中发生了这件事，从而推断出了隋炀帝是原路返回的。

于赓哲认为《资治通鉴》所记隋炀帝从原路返回是是舍近求远，于理不通，并引隋炀帝与樊子盖的对话来辅证。

所以他在《中国古代对高原（山）反映的认识及相关史事研究》认为“隋炀帝经历大斗拔谷只有一次，即由青海去张掖，在张掖回见高昌王等的活动结束之后，沿着河西走廊回到京城，并没有再次返回青海”。

闫廷亮在《隋炀帝西巡河西述论》认为“炀帝返京并不
是如《资治通鉴》所言按原路返回，而是沿河西走廊向东，一路登临燕支山，过番和瞻仰御山瑞像寺，又经武威接见太守樊子盖，然后渡河返京”。

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依据史料证明隋炀帝和武威太守樊子盖有多接触，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燕支山大概位于张掖和武威的中间地段，因此隋炀帝在举行完大典之后，肯定继续向东，若再返回走原路则不合情理。

所以他推断出隋炀帝返程路线为“张掖—番和—武威—金城—狄道—扶风—长安—洛阳”。

而在闫廷亮在其另一篇文章《大斗拔谷事件及其相关事件问题探析》第三部分炀帝返程路线的补正中经过对主要史料的分析对比后得出结论为隋炀帝返回时是沿河西走廊回到京城的，而不是原路返回。

胡戟先生在其著作《炀帝西巡》中依据相关史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隋炀帝返回时是沿河西走廊回去的。

王咏梅女士《炀帝西巡与张掖盛会》中介绍了隋炀帝沿途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李德贤先生在《炀帝西巡道路几个地名的实考》中对西巡相关地名的考证对于研究隋炀帝西巡路线的探析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日本学者佐藤长的《炀帝西征讨吐谷浑的路线》中依据史料的记载对隋炀帝西巡的路线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所经过地区的山川，河流及所走的具体路线做了论述。

关于吐谷浑的研究，主要有周伟洲的《吐谷浑史》，这本著作详细介绍了吐谷浑这个少数民族的由来、发展过程以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研究吐谷浑的历史就不得不与隋炀帝联系在一起，隋炀帝的西巡主要目的还是针对吐谷浑的。

本书也详细记述了隋炀帝西巡这件事。

崔永红等的《青海通史》中也对吐谷浑的兴起、发展、衰亡以及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
历史文献资料搜集及对比法：关于隋炀帝西巡的相关记载的原始资料都在古籍中，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原始史料，通过对各个朝代关于隋炀帝西巡的记载的比较分析，再与今人的研究成果作比较。

发现其中的矛盾和相关问题，依据史料支撑提出自己的观点，在隋炀帝返程路线上有不同的见解，笔者经过分析比较发现，隋炀帝按原路返回的观点较为合理，所以支持严耕望先生所提出的观点。

所以本文是在前人大量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点自己的思考，通过对古籍的阅读和当前的研究成果的对比得出的论断。

关于隋炀帝西巡学术研究成果有：于庚哲在中国古代对高原（山）反映的认识及相关史事研究[J].西藏研究,2005,9(1):1-9。

其中介绍了严耕望先生的观点，也经过分析论证，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闫廷亮在隋炀帝西巡河西述论[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34(4):58-63中依据史料说明隋炀帝是沿河西走廊回到京城的。

记载隋炀帝原路返回的原始史料有：魏征,等.隋书•杨玄感传•卷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1:16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22；魏征,等.隋书•炀帝纪上•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74；在论文开头论述中主要使用文献有：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1:810；魏收.
魏书•吐谷浑传•卷一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1:2132；魏征,等.隋书•贺娄子干传•卷五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1352；魏征,等.隋书•裴矩传•卷六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1:158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4。

第一部分使用文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4；魏征,等.隋书•杨玄感传•卷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1:1615；李延寿.南史•西域传•卷七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77；魏征,等.隋书•西域传•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第三部分用史料为：魏征,等.隋书•裴矩传•卷六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1:158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6；何立平.隋炀帝巡狩政治军事战略析论[J].军事历史研究,2004,92(1):92-9；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

第三部分：魏征,等.隋书•西域传•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1842；周伟洲.吐谷浑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2；刘昫.旧唐书•吐谷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24；魏收.魏书•吐谷浑传•卷一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1:2240；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1:810；周伟洲.吐谷浑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5；魏征,等.隋书•南蛮传•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1838；崔永红等.青海通史[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115；李延寿.北史•吐谷浑传•卷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3183；李延寿.北史•吐谷浑传•卷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3187；李延寿.北史•吐谷浑传•卷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3189。

结语为用史料为：魏征,等.隋书•东夷传•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1:1817；魏征,等.隋书•南蛮传•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1838。

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隋炀帝原路返回的解析，第二部分为隋炀帝与求“龙种”，第三部分为吐谷浑和“龙种”，第四部分为结语。

本文试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出自己的见解。

[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湾: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85:520
[2]于庚哲.中国古代对高原（山）反映的认识及相关史事研究[J].西藏研究,2005,9(1):1-9
[3]闫廷亮.大斗拔谷事件及其相关问题探析[J].历史教学,2007,529(6):27-31
[4]闫廷亮.隋炀帝西巡河西述论[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34(4):58-63
[5]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1:810
[6]魏收.魏书•吐谷浑传•卷一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1:2132
[7]魏征,等.隋书•贺娄子干传•卷五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1352
[8]魏征,等.隋书•裴矩传•卷六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1:1580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3
[1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4
[11]全唐诗•卷一[M],炀帝.冬至乾阳殿受朝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3
[13]闫廷亮.隋炀帝西巡河西述论[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34(4):58-63
[1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6
[15]魏征,等.隋书•杨玄感传•卷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1:1615
[16]魏征,等.隋书•炀帝纪上•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74
[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6
[1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646
[19]李延寿.南史•西域传•卷七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77
[20]魏征,等.隋书•西域传•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
[20]魏征,等.隋书•西域传•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1842
[21]周伟洲.吐谷浑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2
[22]刘昫.旧唐书•吐谷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24
[23]魏收.魏书•吐谷浑传•卷一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1:2240
[24]姚思廉.梁书•河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810
[25]周伟洲.吐谷浑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5
[26]魏征,等.隋书•南蛮传•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1842
[27]魏收.魏书•吐谷浑传•卷一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1:2246
[28]崔永红等.青海通史[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115
[29]李延寿.北史•吐谷浑传•卷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3183
[30]李延寿.北史•吐谷浑传•卷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3187
[31]李延寿.北史•吐谷浑传•卷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3189
[32]魏征,等.隋书•东夷传•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1:1817
[33]魏征,等.隋书•南蛮传•卷八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1:1838
[34]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
[35]何立平.隋炀帝巡狩政治军事战略析论[J].军事历史研究,2004,92(1):92-98
隋炀帝西巡路线探析
李二凯
摘要：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巡狩河西，这次西巡征服了吐谷浑，设置了西域四郡扩展了疆域，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隋炀帝返程所走的路线问题上，我们认为隋炀帝是原路返回的，隋炀帝舍近求远最主要的原因是赴青海湖求得吐谷浑的“龙种”。

“龙种”实则为良马，而马对于吐谷浑来讲无论是平常生活还是政权组织都至关重要，对于隋炀帝而言如能得到龙种对他的宏图大业会有很大作用。

从隋炀帝个人看，复杂的个人性格导致他对一切新鲜事物有很大的占有欲望。

关键词：隋炀帝；西巡；路线；龙种
关于隋炀帝西巡返程的路线，由于在相关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所以在史学界产生了不一样的见解。

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列出以下观点：严耕望先生依据《隋书·杨玄感传》中“及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是从狼狈，玄感欲袭击行宫”、《元和郡县图志》所云“炀帝躬身率将士出西平道讨吐谷浑，还此谷，会大霖雨”和《资治通鉴》“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的记载，严先生认为“隋炀帝往还皆经此谷（大斗拔谷），遇雪狼狈则当在回程时耳”[1]。

于赓哲认为《资治通鉴》所记隋炀帝从原路返回是是舍近求远，于理不通，并引隋炀帝与樊子盖的对话来辅证。

所以他认为“隋炀帝经历大斗拔谷只有一次，即由青海去张掖，在张掖回见高昌王等的活动结束之后，沿着河西走廊回到京城，并没有再次返回青海”[2]。

闫廷亮认为“炀帝返京并不是如《资治通鉴》所言按原路返回，而是沿河西走廊向东，一路登临燕支山，过番和瞻仰御山瑞像寺，又经武威接见太守樊子盖，然后渡河返京”[3]。

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依据史料证明隋炀帝和武威太守樊子盖有多接触，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燕支山大概位于张掖和武威的中间地段，因此隋炀帝在举行完大典之后，肯定继续向东，若再返回走原路则不合情理。

所以他推断出隋炀帝返程路线为“张掖—番和—武威—金城—狄道—扶风—长安—洛阳”[4]。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严耕望先生认为隋炀帝西巡往返走的是同一条路线，闫廷亮则赞同于赓哲的观点，认为隋炀帝西巡的返程是经武威沿河西走廊回到京城的。

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和文献认为隋炀帝西巡返程是按原路走的。

公元609年，隋炀帝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西巡活动，其进行西巡的主题是非常明确地，首先是为了解决吐谷浑的边患问题。

吐谷浑“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

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

”[5]“其地东三千里，南北千余里”[6]，从此可以看出吐谷浑在隋王朝西北所控制的势力范围非常大，对于一个少数名族政权来看，这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自高祖以来常受侵扰，“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7]在大业三、四年间吐谷浑于
党项勾结对隋王朝屡为侵犯，后来吐谷浑又侵犯张掖，被打败逃走。

其次，隋炀帝西巡的目的是为了畅通丝绸之路，由于吐谷浑所控制的地域面积比较大，切断了西域南道，也严重的干扰了北道的畅通。

而且吐谷浑与突厥“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8]，严重阻碍了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和贸易来往。

其三是为了向西域少数民族政权展示隋王朝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他的行程中有这样的记载“夏，四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9]“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

”[10]。

这样的做法是有一定目的的，隋炀帝这样做是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已达到震慑西域的目的。

其四是隋炀帝在构筑控制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以便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对边远地区的统治。

隋炀帝的理想交通网络是“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11]，四通八达的交通是他大业的一部分。

隋炀帝的历次出行所经之处，修整道路，沿河设桥。

本次出巡也在完成他的这个目的，“庚辰，入长宁谷，渡星岭；丙戍，至亹川。

以桥未成，斩都水使者黄恒及督役者九人，数日，桥成，乃行”[12]。

由此可知，本次出巡西域的行程中有畅通交通的目的。

隋炀帝经过数月的时间到达张掖，举行了万国盛会。

此时隋炀帝已基本完成了他的所有目的，但他回程还要走原路，本文做以下论述。

一、隋炀帝返途辨析
自中原地区走西域或河西，主要走的是自汉以来南北两条丝绸之路。

北道大致的走向为沿着泾河上溯，通过泾川，平凉，翻越六盘山，直达武威，再入张掖。

南道则沿渭河向西而走，过宝鸡至天水，经陇西，渭源，到临洮又分两道，或北上兰州，过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

或西北行，经青海之乐都，西宁，自俄博——扁都口穿越祁连山到张掖。

据《隋书·炀帝记》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来看，隋炀帝从东都至张掖的出巡路线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洛阳—长安—扶风—陇西—狄道—临津关—西平—长宁谷—星岭—浩亹—大斗拔谷—张掖”[13]。

综合上述材料看，隋炀帝到达张掖所走的是丝绸之路南道。

到达张掖之后，召开了万国盛会，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隋炀帝启程回长安。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隋炀帝的回程路线，但从有限的史料记载推测隋炀帝是按原路返回的，《资治通鉴》中记载“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

九月，乙未，车驾入西京。

冬，十一月，丙子，复幸东都。

”[14]而在《隋书·杨玄感传》也有相似记载“及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是从狼狈，玄感欲袭击行宫”[15]。

从以上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出隋炀帝是原路返回的，而且上述史料都记载了隋炀帝一行在大斗拔谷遭遇风雪的事件，说明了这件事在隋炀帝西巡途中肯定是发生了。

假设这件事发生在前往张掖的途中，在损失如此惨重的情况下会不会影响到张掖召开的万国盛会，然而依据史料的记载情况来看，隋炀帝成功地召开了万国会。

这说明了隋炀帝随身有充足的的人力物力来支撑盛大的场面，这与史料记载中所讲的损失大半或十之八九相互矛盾，所以大斗拔谷事件则很可能发生在返回的途中。

再者，如果大斗拔谷事件发生在西巡走张掖途中，则在返回时出于安全考虑绝对不会原路返回。

然而在记载隋史的主要史籍《隋书》、《资治通鉴》中，在隋炀帝达到了张掖，召开开完万国盛会后，都有这件事的记载，“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无效而至”[16]，“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至”[17]。

从这样的记载可以推断出隋炀帝在开完盛会后又去了青海湖，而从地处河西走廊去青海湖必须经过大斗拔谷，再一次经过发生灾
难的大斗拔谷，这样来讲于假设也相互矛盾。

按《资治通鉴》记载“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此说法不符合逻辑，这就造成长距离的来来回回的反复，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讲“帝纪在六月癸卯（初八日）。

按：西边地虽寒，不容六月大雪，冻死人畜，今从略记”。

[18]所以将此事推后，认为它发生在秋七月丁卯，这样的话就通了，在返回途中发生了大斗拔谷事件，之后又去了青海湖求“龙种”。

关于“龙种”说法，在《南史·西戎传》中记载“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19]，从这段记载吐谷浑历史概况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吐谷浑人把优良的马种称为“龙种”。

大多数的游牧民族世世代代离不开马，反过来也是马成就了游牧民族，他们对马有至高无上的崇拜。

因此“龙种”的称谓应该是吐谷浑人对马的一种崇拜形式。

由此得出结论，隋炀帝在西巡结束之后是按原路返回的，在他结束了所有的行程安排和计划之后，基本实现了他征服吐谷浑和震慑西域政治目的。

然而他又舍近求远按原路返回，又花时间去青海湖求得西域的龙种。

隋炀帝这次的行动是一次冒险行为，因为西域确实出产良马，但龙种只是个传说而已，况且优良马种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隋炀帝仍然要去一试，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品质良好的马匹对隋王朝的重要性，他是在为他的宏图大业创造条件，为他以后的巡狩和征服创造条件。

吐谷浑是典型的的游牧民族，马在他们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可以说是与之息息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善于培育和驯养优良的马匹，这样就可以得出出现“龙种”传说的依据。

二、吐谷浑“龙种”的由来
马匹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游牧民族进行生产和重要的交通工具，又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主要装备。

吐谷浑人也是游牧民族其中的一员，吐谷浑原是辽东鲜卑族中慕容氏的一个分支，《隋书·西域传》中记载：“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

初，涉归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

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

吐谷浑与若洛廆不协，遂西渡……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及白兰山，数千里之地，其后遂以吐谷浑为国氏焉。

”[20]吐谷浑为求得地域更加宽广和水草更加丰茂的牧场，率所属部落向西迁到今甘肃省西南部和青海省东南部地区，拥有了广阔的牧地，为吐谷浑发展游牧业提供了保障。

“吐谷浑游牧业中养马业最为发达，而且产善马，这是吐谷浑经济的特点之一”[21]，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能培育出良马，史称吐谷浑“多善马”，“出良马”
[22]。

最为著名的善马，号为“龙种”或“青海骢”。

史料记载“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

每冬冰合后，以良马置此山，来春牧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

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是也”[23]。

吐谷浑所统治的地区大部分属于青藏高原，《梁书·河南传》描写该地区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特征是说：“乏草木，少水潦，四时恒有冰雪，为六七月雨雹甚盛。

若晴则风飘沙砾，常蔽光景”[24]，从自然条件看吐谷浑能够培育出优良的马匹是完全可能的，高原的气候条件对于马的肺活量和耐力的影响非常重要，高寒的地区养马可以增强马的体质，从马自身来看长期的培育过程中，也会适应这样的自然环境，所以游牧地区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育良马。

对于游牧民族吐谷浑来说，不论是平时生活还是战争马匹是必须具有的重要工具。

而马种的优劣甚至在某些方面决定了吐谷浑这个名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吐谷浑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培育出了“青海骢”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马出产于青海湖一
带，是以中亚波斯（今伊朗）的马种和当地的种马交配而成”[25]，这应该是传说中的“龙种”，实际上是种杂交的优良品种的马而已。

正因为吐谷浑人培育出了青海骢，所以对它的政权来说，军事力量大大增加，也是吐谷浑能够控制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重要原因。

马是吐谷浑这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民族非常重视马，吐谷浑的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杀人及盗马者死，余坐则微物以赎罪”[26]，从这条法律条文中能看出马在这个民族中的地位，对于马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在平时生活中时时刻刻也离不开马，吐谷浑人“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27]，居无定所，马就成了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他们还擅长驯马，“他们把马训练得能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故称为“舞马”，类似今天的马戏技艺”[28]，他们对马的利用达到了极致。

对于吐谷浑这个民族讲，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高寒地带，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培养锻炼出耐饥渴，能战斗的体力和不怕艰难险阻的毅力。

一直保持尚武雄风和比较强大的战斗力。

高寒少氧而险远艰苦的生存条件，使许多其他地区的其他名族望而生畏，不敢深入，从而保障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同样中原王朝在讨伐吐谷浑时，也多因不适应当地的地理条件，而不得不放弃。

被魏太武帝时讨伐吐谷浑，吐谷浑将本土的大部分弃给北魏，但北魏不能直接统治该地区，撤军后“慕利延遂还旧土”[29]，北周“建德五年，因其大乱，高祖诏皇太子征之，军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吕遁走，掳其余众而还”[30]。

隋炀帝时“亲总六军以讨之，伏允南遁于山谷间，其地皆为隋有，大业末，天下乱，伏允复其故地”[31]。

吐谷浑是个难以征服的民族，除了这个民族个性之外，他们有优良的战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余论
隋炀帝作为一代君主，志在四方，史称他“志包宇宙”[32],“威震殊俗，过于秦汉远矣”[33], 在他的一生有三次北巡，一次西巡，三次南巡，三次东征，除此之外，还招抚琉球，通使倭国，内政外交空前活跃。

他学识渊博，敢作敢为,但他所处的时代和成长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复杂多样的性格，在他的性格中也有变态穷奢，炫耀浮夸。

也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文学家和诗人，“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以为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以用以下语言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34]，对于青海湖的“龙种”，从隋炀帝的个人性格看，有很大的欲望得到它。

当时隋王朝所面临的的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东有契丹、室韦，南有蛮夷，北有突厥，而西边主要面临吐谷浑。

“而隋炀帝巡狩四方，其主要目的就是实施炫耀武力、镇服夷狄的积极主动进取的政治军事威慑战略，进而集中力量解决辽东高丽问题，以效秦皇汉武开疆拓土、建立天下大一统、四夷来朝的盛世伟业”
[35]，之前的一切行动都是为征服辽东做准备，而远赴辽东作战，军马的作用就不言而喻。

虽然隋王朝的统治地区物产丰富，经济繁荣，但隋朝的大部分地区为农耕区。

隋王朝统治者也在尽心尽力地经营着农耕区，尤其是较为富庶的地区，这样的话进行军事行动的粮草就有了保障，而兵源问题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是很容易解决的。

长途行军中马作为作战、运输的主要工具是最重要的保障，特别是品质优良的马匹。

优良战马的驯养在中原农耕区是不适合的，中原的自然环境不宜于培养和繁殖优良马种。

自古就有神马当从西北来的说法，而西北地区则是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