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研究

引言
俄罗斯文学，较之于世界上诸多国家的文学，起步相对较晚，直到18世纪中叶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然而，在19世纪这一短短的时间内，俄罗斯文学，世界文学大观园中的这一朵小花，却迅速绽放为最为绚烂绮丽的一朵奇葩。

从普希金、果戈里所雄踞的“黄金时代”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为创造的现实主义巅峰，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了名家辈出、名作卷帙浩繁的罕见现象，其成就之大为世人所瞩目，其蜕变之快为世人所费解。

过去一段时间内，俄罗斯文学研究曾经是国内学界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一门显学。

后来随着中苏政治蜜月期的结束，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又重回到欧美。

但是过去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从内容上讲，大都集中在对名家名作的研究，尤其是侧重于苏联时期文学的研究，而忽略了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以及文学衍变之因的研究。

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的研究，不仅要研究经典作家、作品以及诸多的文学现象，我们更应该从文学的整体出发，对诸多文学现象背后的原因作出深层次的探究。

在之前还默默无闻的俄罗斯文学，到19世纪为何会突然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本文将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原因做一全面的探究，但囿于文章篇幅，每一部分只能做一粗浅的分析，本文认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原因可以大体上分为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

外因中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俄罗斯民族文学形成的前提；其次是东正教作为文化意识形态，影响着俄罗斯知识分子及其作品；另外，更不能忽视的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成为唯一的讲坛”这一客观历史文化现状。

这三点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外因。

而19世纪文学繁荣的根本原因在文学的内部。

普希金奠定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基础；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文学媒体的宣传以及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都从根本上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总之，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原因正是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下面从诸多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1 19世纪及以前的俄罗斯文学形态
为了探讨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原因，就不得不对它之前的文学和19世纪的文学形态做一个大致的了解，以期将这两种文学形态进行对比分析。

19世纪之前的文学形态究竟如何？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又出现了怎样的繁荣？从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中又能得到什么启示？本文将从19世纪之前和19世纪两种文学形态出发寻找答案。

1.1 早期的文学形态
1.1.1 古罗斯的文学状况
古代俄罗斯文学开始于何时，目前学界没有定论。

普遍认为俄罗斯文学大致发端于公元10世纪左右，从这一时期到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称为古罗斯文学。

与同时期的西欧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学相比，古代俄罗斯的文学整体上非常落后，发展非常缓慢，作品乏善可陈。

文学题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是教会体裁。

公元988年，俄罗斯引进了东正教，他们迫切需要将从拜占庭帝国运来的圣经典籍翻译成斯拉夫语。

于是，产生了最早的以宗教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如使徒行传和布道讲话，代表作有《律法与神恩讲话》等；另一类是世俗生活题材。

如军人故事、编年史、旅行记，以及训诫、格言警句等，代表作品有《俄罗斯编年序史》、《顿河彼岸之战》。

需要指出的是，古俄罗斯最为著名的文学作品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俄罗斯文学还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它尚未分化为独立的门类。

这与我们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史哲不分家”相类似。

除《伊戈尔远征记》外，古罗斯几乎还没有世界性的作品。

从总体上看，它的文学还处在蒙昧时期。

1.1.2 18世纪俄罗斯文学状况
18世纪是俄罗斯文学史的转折期和积累期。

18世纪上半期，彼得大帝改革向西方全面打开了窗口，逐步使文化主导权由教会转向世俗。

文学题材由描写教会转向社会生活。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爱情诗，如苏马罗科夫的《原谅我，亲爱的》、《不要伤心，我的爱人》等。

其次，出现了叙事文学的新类型。

如最早的中篇小说《俄罗斯水兵瓦西里·柯燎斯基的故事》。

到18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文学发生了更显著的变化。

首先，诗歌中出现了平民阶级。

如酒鬼、车夫等，代表作是《叶利赛，或愤怒的巴克斯》。

其次，作家的身份也有所改变。

以前的作家大都是教会知识分子，而现在则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如拉季舍夫等。

此外，18世纪俄罗斯文学还出现了两大文学流派。

一是古典主义，二是感伤主义。

俄罗斯古典主义产生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比欧洲古典主义要晚一百多年，它是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俄国古典主义是在彼得大帝去世后形成的,它主要是对生活迫切问题的关注。

鉴于此，俄罗斯古典主义有其自身的特点：富于战斗性，充满社会激情和公民精神；与现实生活、前民族传统（诗体改革）、民间口头创作（歌词体抒情诗等）紧密联系；较多的取材于本国历史。

代表作有：康捷米尔的《告理智，或致诽谤学术者》和罗蒙诺索夫的组诗《与阿那克里翁的谈话》。

但是，他们仍在极力模仿欧洲古典主义，注重“三一律”，形象缺少变化，以致于文学创作总体成就不高。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受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俄罗斯出现了感伤主义萌芽。

感伤主义关注的是人。

这里的人主要指那些中下层的人民，即平民阶层。

因此，文学也
主要反映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细微情绪。

为此，大量的家庭心理小说、日记、旅行记和散文体裁出现。

如卡拉姆津的《俄国旅行家信札》和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他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贡献很大，为后来19世纪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总之，18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各领域有所突破。

出现了爱情诗，有了叙事文学，从作家到作品的主人公都出现了平民阶层，出现了两大文学流派等。

尽管如此，俄罗斯文学仍没有走向世界。

因为18世纪俄罗斯文学还处在模仿时期，它还不具有国际影响力。

纵观19世纪之前的俄罗斯文学没有登上世界舞台。

首先，18世纪之前的文学虽然出现了著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但从总体上而言，没有出现更多的世界性作家作品。

连基本的叙事文学、爱情题材也未曾出现，它还处在蒙昧时期。

其次，18世纪虽然经过彼得大帝改革，给文学带来一些新元素。

但是，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专制统治。

文学还没有出现相对宽松的环境，正处于的积累期，大部分作品还停留在模仿的层面。

再次，大部分的文学作品使用法语创作，而本民族语言被视为低级语言，只用于民间口头交流，没有产生俄语创作的优秀作品。

此外，文学没有形成相互的交流与有效的宣传。

在文学媒介方面，虽然有诺维柯夫的《雄蜂》和克雷洛夫的《观察家》等杂志。

但是，沙皇的不断查封以及当时人民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导致文学在传播上受到限制。

因此，18世纪俄罗斯文学没有走向世界。

总之，19世纪之前，文学创作还未走向自觉。

1.2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形态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似乎一下子完成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文学创作进入了自觉地状态，名家辈出，名作璀璨；更为难得的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及美学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交相辉映；诸多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以文学媒体为阵地，积极的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参与推动文学的建树，从而使严肃文学找到了自己传播的最佳途径。

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为积极而繁荣的局面。

1.2.1 文学创作的自觉
首先，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等作家。

普希金规范了现代俄罗斯语言，开拓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他在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和题材方面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典范。

在他之后，莱蒙托夫、果戈里等一大批作家确定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方向。

莱蒙托夫是普希金最为直接的继承者，果戈里在普希金对现实主义的开拓下被誉为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普希金创造的“多余人”、“小人物”文学传统被后来的大多数作家所继承。

19世纪中期以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作家及自觉继承前辈确立的文学传统，在现实主义领域成就斐然。

屠格涅夫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别林斯基的赞赏，而且在法国他被誉为“俄国文学大使”，获得了比国内还高的评价。

他的《猎人笔记》、《罗亭》和《贵族之家》至今为人们所喜爱。

如果说《穷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名的话，《罪与罚》给他带来世界声誉，《卡拉马佐夫兄弟》则使他声望达到顶峰。

他对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影响巨大而深远。

他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的同时，又在人物塑造和心理分析方面进行了创造性开拓，他是现实主义的巨匠，同时又是现代主义的鼻祖。

19世纪后期出现了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歌德被誉为世界文学的三座高峰，可见其影响之大。

他的三部巨著《战争与和平》（1868-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和《复活》（1899）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的高峰。

他是俄罗斯作家中最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列宁曾评价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造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画面，而且创造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

”[1]
以上仅粗略地叙述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世界性地位，实际上，这远不能概括他们的贡献和影响。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文学上几乎都有所创新，从普希金开始，文学走向自觉并确立了文学的规范，被后来的大部分作家所继承和发展。

文学创作上出现了繁荣的形态。

1.2.2 文学批评的自觉
就批评方面而言，也出现了一大批世界性的文艺理论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他们推动了文学的创作，并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探索理论。

别林斯基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之见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是生活”的思想和他的悲剧理论；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性以及托尔斯泰的艺术论。

其实他们的文艺理论都是一脉相承的，都主张接近现实生活，主张文艺与人民运动联系起来。

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构成了俄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翼，也为世界文艺理论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悲剧理论也被鲁迅所继承和发展。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与中国的“二为方针”也是相一致的。

总之，19世纪俄罗斯文艺理论的繁荣不仅表现在其理论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指引着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题材，为19世纪民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再者，理论家对作家创作也进行培养和鼓励，这在以前的俄罗斯文学中是很少见的。

1.2.3 文学传媒的自觉
文学媒介作为文学的宣传阵地，对文学的繁荣起着推动作用。

19世纪，除了最著名的《祖国纪事》、《现代人》以外，还有别林斯基主编的《望远镜》、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共同创办的《警钟》和《北极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的《时间》与《时代》
等进步刊物，其中《警钟》杂志是赫尔岑在国外创办的。

这些刊物对作家作品及其先进思想的大力宣传，以及为广大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发挥了重大作用。

也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阵地。

还须指出的是，在19世纪的文学媒介中还有许多反动的刊物。

如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和《莫斯科新闻》，《读者文库》、《北方蜜蜂》、《俄国评论》等。

反动作家与进步作家们展开论战，在论战中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先进文艺思想的出现，推动了新的文艺不断向前发展。

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以上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文学媒介三个方面分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形态。

与之前的俄罗斯文学进行比较我们发现19世纪文学大致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征。

首先，名作如海，群星灿烂。

以前的作家也很多，但是享誉世界的寥寥无几。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代表的是世界文学的先进水平。

其次，文学与文艺理论的相互结合。

以前的文学大都是对国外文学的模仿，而且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作指导，文学还处于积累期。

而19世纪的文学不仅是民族文学，用俄语进行创作，而且与文艺理论紧密结合。

以别林斯基为首的一大批文论家不仅鼓励和帮助作家的创作，还以理论指引文学创作关注现实，揭露黑暗。

这在之前的俄罗斯是不多见的。

最后，19世纪文学宣传阵地比较强大。

除反动杂志外，进步刊物至少有20余种。

而且影响力很大，赫尔岑的《警钟》发表了许多俄国作家的作品，将俄国作家作品以及思想传播到国外。

而18世纪的《新闻报》、《雄蜂》、《观察家》，都在沙皇的查封下早早夭折了。

这些刊物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上都无法与19世纪强大的文学媒体相比。

总之，19世纪的文学形态无论从作家还是作品，或者是文学理论、文学媒介任何一方面，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都是最为灿烂、最为辉煌的。

经过19世纪初普希金的积极探索，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19世纪之前与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形态。

在对比两者之后，我们会发现之前的俄罗斯几乎没有文学，或者说很少有世界性的作家、作品、理论家。

但为何到19世纪却出现了文学上的繁荣？下面我们着重从它的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2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外部原因
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外部原因主要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东正教的影响以及“文学成为唯一讲坛”有关。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下面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重点论述。

2.1 民族意识的觉醒
民族意识是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
理状态。

“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有的还与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

在形成过程中，一定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民族。

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有些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变化，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仍然明显存在，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

[2]它通过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点表现出来，如文学和艺术等。

它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本民族的共同习俗和生活方式。

可以说，没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就不会有民族文学的繁荣。

俄罗斯在18世纪以前，虽然在行政区域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但因为经济、文化的落后，以及蒙古人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却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的契机来自于俄罗斯历史上一系列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首先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其次是启蒙运动的影响，最后是卫国战争和十二月党人起义。

这些事件及其凝聚起来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打开了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一批贵族子弟成为最早被派往西欧的留学生，全方位学习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先进文化，这一举措孕育了俄罗斯第一代贵族知识分子，也孕育了第一批独立创作的作家，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康杰米尔、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等一大批诗人、剧作家。

他们不断探索，使俄罗斯的民间文学走向古典文学，罗蒙诺索夫还在俄罗斯语言方面做出了探索。

可以说，彼得大帝改革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是俄罗斯民族觉醒的孕育阶段，作家们开始自觉思考和探索文学，为后来民族意识觉醒吹响了号角。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为俄罗斯送来了启蒙思想及启蒙文学。

虽然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威力不如法国。

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冲击了上层社会一些先进人士的头脑。

他们试图以文学揭露社会的黑暗。

如拉季舍夫的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一本“关于拉季舍夫时代的俄罗斯，关于俄罗斯人民地位和状况，关于民族未来的书。

”[3]对后来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以及掀起民主革命斗争都有积极意义。

到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作家拿起笔抨击沙皇的专制制度。

启蒙文学在作家的推动下一直延续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此外，促使民族意识觉醒的还有1812年卫国战争的爆发。

1812年，卫国战争唤起了俄国民众中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人们开始觉得只有民族的团结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

于是，知识分子开始寻求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方法。

他们认识到只有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才能求得民族的真正自由和独立。

这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也改变了文学的内容与风气。

战争和民族自觉，使人们思考着必须改变祖国和人民的命运。

于是，1825年出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

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先进的思想却唤醒了一大批革命家、作家。

由于十二月党人同时也是诗人或作家，如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克。

因此他们十分注重文艺的宣传与鼓动作用。

在准备武装暴动的同时，他们也将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诗歌大多充满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以表现英雄行为、
高尚理想以及鲜明的斗争性。

他们将诗歌作为革命的号角和传单，将革命用文学的形式传播开来。

在十二月党人思想的鼓动下，革命行动的感召下，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普希金这样的伟大作家。

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意识的萌动催生了普希金对文学独立性的认识。

他首先开始运用俄文写诗，并带动同学给文坛带来一股新风。

在皇村学校流传下来的近130首诗，全部是用俄文写就。

他描写俄国人民反拿破仑的英勇斗争精神的长诗《皇村回忆》(1814)在当时享有很大的声誉。

1812年的卫国战争加强了普希金对俄罗斯人民的力量、高尚的品质和光明前途的信心。

从他开始，俄罗斯民族意识最终觉醒，相应的民族文学也陆续出现了。

总之，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为俄罗斯送来了启蒙主义和启蒙文学，从卫国战争到十二月党人起义，俄罗斯人民民族意识不断高涨，这促使知识分子以文学为武器，探讨社会现实和革命运动。

从拉季舍夫到十二月党人再到普希金，都代表着民族意识觉醒的不同阶段。

普希金的出现代表着俄罗斯民族真正觉醒时代的到来。

这正是俄罗斯文学走向繁荣的前提条件。

2.2 东正教的影响
俄罗斯从引进东正教以来逐渐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期间，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文化艺术、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正教改变了俄罗斯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成为俄罗斯文化模式生成的一个重要基因，使得俄罗斯文化既不同于此前的本土传统文化，也不同于其他文化，从一种相对自在的蒙昧状态开始觉醒。

到19世纪它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已经是潜移默化了。

它对俄罗斯的文字、文学、建筑、音乐、绘画、学校教育等方面均产生过普遍性的影响。

可以说，在俄罗斯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东正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俄罗斯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学作为文化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

公元988年，俄罗斯开始引进东正教。

到1738年，东正教教堂有16901所。

[4]到19世纪时则达到7万多所。

[5]此时，东正教逐渐传播到了整个俄罗斯，成为了俄罗斯本土化的宗教。

有一句古谚：“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迟早会谈体育运动；法国人谈女人；而俄国人，特别是老百姓则会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

”[6]可见，东正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俄罗斯人们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所以，“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是由东正教会培育成的，它具有纯粹的宗教形式。

”[7]东正教对作家世界观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例如关于原罪和救赎的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有罪，而且这种罪可以传给后代。

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他们无力自救，于是耶稣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以生命为赎价，代人类赎罪。

因此，东正教通过影响作家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从而影响了作家的作品。

“所有伟大的俄国文学家都同时又
是宗教思想家或寻神论者。

”[8]俄国文学的奠基者普希金如此，果戈理的晚期创作如此，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是如此。

连赫尔岑、别林斯基这样的无神论者也“隐藏着强烈的、典型的俄罗斯宗教意向和观念。

”[9]他们都吸收了东正教的精华，即对人的爱，对贫穷、不幸的同情和怜悯。

东正教关于爱的教义认为：“教徒要有爱心，要彼此相爱，要爱一切。

”[10]作家们的世界观也是充满爱和同情的。

总之，东正教渗透到作家的思想中，作家在创作中，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到了作品当中，成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为独特的个性，使我们在阅读俄罗斯作品中深深感受到一种沉重和忧郁。

东正教的基本宗旨是：“教徒通过神秘的宗教仪式和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及修身、修心，去追求天国的永恒的快乐，或换取来世的终身幸福。

”[11]所以，东正教认为，人可以通过忏悔达到救赎。

俄罗斯作家中在考察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时，认为自己对这种困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面对社会的悲惨现实，发出“谁之罪”的质询时，其实也在叩问自己的灵魂，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一个。

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复杂和矛盾的，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多余人”形象的出现。

他们被有罪的念头所折磨，有时甚至显示出恐惧来，这恐惧成了他们思考俄罗斯苦难和改变社会的驱动力。

他们认为，献身社会的行为正是为了拯救自己，替自己赎罪。

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到处充满忏悔和赎罪的意识。

总之，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正是从最为深层的生活上发生的，并涉及社会各个方面。

俄罗斯民族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习俗、精神气质、心理和性格等深受东正教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人怎样思考、思考什么。

以至于文学中折射出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2.3 “文学成为唯一的讲坛”
俄罗斯由于民族文化起步较晚，加上俄罗斯一直奉行独裁专制制度，影响了其文化的发展，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各个学科不是很发达。

因此，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俄国知识阶层，其存在就有两个前提：首先是一个独裁性较强的专制政权。

其次，“俄国知识阶层总是离不开文学，他们或阅读文学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或自身创作文学赋予人精神力量。

如果说在西欧，文学、哲学只是作为探讨和表达真理的一种方式，那么对于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学是他们反抗的根本途径，也是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根本来源。

文学地位之高，恰如赫尔岑所言：‘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惟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

’”[12]“文学成为讲坛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

18世纪当西欧资本主义已经确立时，俄国才刚刚起步。

彼得大帝改革后，俄罗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发展却非常缓慢。

直到19世纪上半期，西欧资本主义已得到巩固和发展，俄国还处在沙皇统治下的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