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作者：胡铁生吕娜
来源：《求是学刊》2009年第03期
摘要：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

在文学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学必定要通过“相互依存”的前提来达到“共同发展”之目的是考虑这一问题的前提。

此外，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传统的继承和扬弃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研究视角；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互补关系；多重跨越，尤其是跨文化与跨学科是比较文学的显著特征；中西比较文学的对话是新世纪比较文学的热点。

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予以考虑，可以得出定论：比较文学是当今文学研究中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一门独立学科。

关键词：全球化；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作者简介：胡铁生（1952—），男，吉林抚松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生导师，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研究；吕娜（197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ZC0089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3-0112-07收稿日期：2008-08-03
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在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学科的定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和乌尔利希·韦斯坦因在《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1985）等代表性论著中都一再提出该学科存在的合法性、生存危机与挑战问题。

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呈扩大之势，致使学科领域的界限日趋模糊；“比较文学消亡论”者认为比较文学最终将会消融在其他学科和领域当中。

但是，更多的学者则认为，随着文学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比较文学这一学科面临更大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学者赵毅衡在《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1980）一文中指出：“在国内，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正式诞生的时刻已经临近。

”［1］目前，学术界虽然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与其他同级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研究对象、显著特征及其认识论等方面所出现的新变化仍是值得学术界密切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比较文学：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
比较文学与其同级学科的比较研究是对比较文学作出学科的准确定位而首要考虑的因素。

一般说来，文学研究主要有三种基本途径，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这三种基本途径被认为是文学研究的传统途径。

乐黛云教授指出，比较文学可以被视为文学研究的另外一种途径，或另外一种视角，因为比较文学所要研究的是存在于不同文化中不同文学之间的各种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所以，比较文学是在相互渗透中逐步确立自己的学科身份的［2］（P1-3）。

只有在对文学研究的基本途径进行仔细考察的基础上，才能看出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并在此基础上为比较文学作出更为准确的学科定位。

传统的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之间既有相通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区别。

传统的文学批评是对某一具体作品或具体文学现象所进行的分析和评价，而比较文学则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是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学科的一门新兴学科。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多元文化时代要求我们把文学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如种族和民族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等领域中。

目前，比较文学学科明显具有向文化研究靠拢的趋势。

但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和具体的民族文学个案研究不能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比较政治和比较历史等学科等同起来，这是当今多元文化语境下所要解决的认识论上的首要问题。

比较文学批评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更是本体论。

王宁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以文学研究为中心，以文学为出发点，最终再回到文学本位中来。

比较文学将文学现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予以考察，借助比较文学的比较视阈及其国际背景来发现文学的规律，因此，这种文学批评途径或视角会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3］（P1-15）。

比较文学家雷纳·韦勒克立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阈，对众多的文论家、文学批评术语以及文论派别进行了梳理与评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的融通, 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文学批评的力度。

正是这些雄厚的文学批评理论学识，为韦勒克比较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文学批评家在具体评价作家和作品时，都会不自觉地受到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的影响，也会考虑到文学批评中所涉及的作品风格、结构、文体和修辞等诸方面因素，并以此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新颖的研究视角和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因此，传统的文学批评视角与比较文学研究两者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连带关系。

相比之下，比较文学和文学史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也曾有学者把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J. M.伽列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和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

”［4］（P42-50）虽然当前比较文学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定位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的重心与文学史所关注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仍很接近：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学现象的起源、作家和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文学风格在发展过程中的继承关系，等等；而比较文学所要研究的也包括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内在与外在因素、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化对创作风格和结构的影响，等等。

所以，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任何文学现象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和反映。

比较文学的产
生和发展明显带有时代的印记，而文学史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改写。

美国文学史撰写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足以说明这一点：由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哈佛大学当代美国文学作品导论》在论述二战后美国文学时，已有专章论及妇女文学；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也开辟专门章节论述美国黑人文学和亚裔文学；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更是20世纪末期全球化的产物，其中有更多章节把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对全球化语境下民族主义的性质本身提出质疑，并论证了美国历史上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非裔美国文化在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较之传统的文学批评途径，比较文学与文学史具有更加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上，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克劳德·纪延很早就提出过，世界文学理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会是全面的，也是不能想象的［5］。

事实上，世界文论缺少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论的参与，都将是不完整的，尤其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的文论势必会为世界文学理论增添新的东方色彩。

反之，比较文学中的对话与参照又会使中国文学看到西方的异质世界，让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优势和中国民族文学的特色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进而在相互参照、互相引发的过程中使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不断走向世界的同时，也使世界了解和接纳中国文学的财富。

其次，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可以被理解为具象和抽象之间的关系，因为文学理论本身具有哲学的辩证思维性质，可以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学现象给予辩证的和历史的评价和解释；比较文学往往针对文学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而当比较文学研究触及到比较诗学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再次，比较文学的比较视阈和国际背景也使文学现象的研究更加透彻和深入，因而比较文学有助于揭示文学的内在规律，这是仅靠文学理论所无法实现的。

通过对比较文学与传统文学研究基本途径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在文学全球化的进程中，是对传统研究途径的继承与扬弃，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视角，是对传统文学研究途径与视角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互补
对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中国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以世界文学为对象, 对不同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研究。

”［6］比较文学研究是将某一民族的文学拓展为两个或多个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此，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而言，国别文学也就是民族文学。

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两者却不能互指，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对民族观念的抹杀。

比较文学是在民族文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欧洲各民族文学基本上都经历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发展阶段，而且发展得极为充分。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自豪感，因此，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自我中心”倾向自有其客观存在的理由。

欧洲经历的大规模思想运动，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愈加广泛，人们在对本民族文学关注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向了外族文学，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交流使文学研究的视阈不断扩大，并由此为比较文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前提。

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

由于比较文学有其独特的比较视阈，因此可以从中透视出不同文化在互相交流与碰撞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民族的智慧。

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通过比较和鉴别，在自我与他者的比较过程中才能把握世界文学的走向与规律。

亚·迪马指出：“与民族文学相比，‘世界文学’的诞生意味着一个崭新的阶段。

”［7］
（P16）而歌德早在19世纪初提出的“世界文学”，指的是民族文学正在失去它的传统意义，从而应该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学。

这种观点的前半部分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民族意识处于高涨时期的欧洲，民族文学和地方文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意义，歌德的本意是预测在当时欧洲各国进行频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世界文学的关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因此，文学研究应该超越民族界限，从世界文学中寻找新的活力。

无论是歌德和韦勒克主张的“世界文学是遥远的伟大理想”，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所提出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P276），都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密切的互补关系,即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只有与世界文学相结合,才可能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随着新世纪科技和传媒手段的高速发展，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使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广泛和深入，通过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各国的文学现象已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

当代世界文学范畴已经扩展为五大洲的总量文学，包括经典的和非经典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文学，因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文学了。

但是，学术界并非希望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独特性逐渐消失。

理想中的世界文学“大同”并不等于抹杀各民族文学的个性，“合而不同”才是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试图达到的人类文明追求的终极目标。

比较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追求和发展中将始终发挥不可或缺的互补作用，从比较文学的比较视阈来研究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与规律，也愈加显示出比较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世界文学的关注点是世界范围内文学现象的普遍性；比较文学的研究重心则在于研究某一文学现象发展过程的同时，力图揭示在该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找出文学发展的规律，通过比较的方法发现不同民族文学中的共性和个性。

简言之，世界文学注重的是民族文学的共性，而比较文学则更加关注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以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的方式来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的个性。

在当今时代，“文化全球化引发的最激烈的争议, 无疑是对文化同质与文化多元的思考。

文化全球化既造就了文化的同质性和一体性，也促成了多元文化的并存性”［9］。

世界文化格局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需要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以平等对话的方式予以化解。

这种异质文化之间
的互识、互补和互证可以促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向着积极建构的方向发展。

所以，这种文学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不会减弱文化的多元性发展，反而会大大有利于加速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步伐。

虽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都与全球化密不可分，但两者并非同为一体，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也是互为存在的孪生兄弟关系。

三、比较文学：多重跨越的显著特征
如上所述，比较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在当今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下，跨文化与跨学科显得尤为重要。

“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人类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改变，越来越琐细且相互隔离的分科研究正在被突破。

因此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成为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热点……而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也正日新月异。

可以断言，在新的世纪里，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跨文化文学研究和文学与其他学科相连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势必大大超越前一世纪的比较文学，从而开辟比较文学的新纪元。

”［10］（P1-2）文学作品有三个主要因素：“审美的因素，指作品中为审美需要和形式结构所决定的因素；心理因素，指那些为作家个人所决定的因素；文化因索，主要由某一时期特定社会中产生某部作品的背景所决定的特征。

”［11］（P53）这三个因素虽然彼此密切相关，但文化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前两个因素可能会随着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方法指导下的、对于不同文化文学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研究”［12］（P41）。

文化研究可以对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追根溯源，以探求其文化的异同。

人类文化学的研究领域与之相关。

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阐释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定义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现在学术界所讨论的比较文学，重点在于为什么要进行“比较”。

有差异存在才能形成比较。

生存于世的各个民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差异，对异文化和异民族独特的好奇心是人类学的起因。

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

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在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方面，包括人类的起源、发展、种族差异、人体与生态的关系以及现存灵长类动物的身体和行为。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则是人们对世界上各民族和各地区文化的差异、人类文化的起源以及发展变迁，探索的是人类文化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是对异质文化和不同民族的关注和了解。

文化人类学在广义上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上指民族学。

作为一门学科，民族学是在民族志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

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类的婚姻家庭、亲缘关系、宗教巫术、原始艺术等方面，英国学术界倾向于将这部分研究称为社会人类学，或统称社会文化人类学。

知识全球化与文化人类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人类学把文学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就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因为“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同知识全球化的进程是息息相关和互为表里的。

没有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全球航行和全球贸易，世界一体化的实现就根本没有可能。

建立在世界一体化基础上的知识更新和观念变革，直接催生出了世
界文化的整体意识，以及把世界各地的人视为同类的‘人类’意识。

人类学只有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意识和人类意识形成之后才得以诞生”［13］（P4）。

全球化意识的不断深入使世界文化更加具有开放性，相对疏离或对立的状态逐渐转变为更加广泛的文化交流，人类学也就为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

现代人不再满足本民族文化或单一民族文化的单向思考，而将其纳入全人类的大范围中予以考察。

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以全世界和全人类为研究基础，强调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充分拓展，对研究对象进行宏观和整体的比较和把握。

这种研究方法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因此，文学和人类学的融合必定大有前景可为。

以当代文学为例，“后现代主义文学起始于西方，而后影响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

文学的发展进程直接受益于这种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也已经走向共生与共荣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全球化轨道”［14］。

反之，由于人类学坚持的首要原则是文化相对主义，一视同仁地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和一切种族主义偏见，所以，人类学的发展也将促进知识全球化的进程。

显然，如果不能将文学置于全球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文化人类学与文学的亲缘关系就很难理解，文化人类学对文学的重要影响也就无法予以阐释。

现代世界文化的格局也为文学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发展空间。

西方文学中以原始来批判现代文明的浮躁，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向神话的回归，等等，都可以在人类学中找到源头，并引发文学对人类文化的重新思考，所以，文学人类学的批评方法，如神话、原型、仪式、图腾、原始意向和集体潜意识等研究方法，不断出现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

文学批评试图站在大的文化人类学的立场上对文学现象作出跨文化视角的探索，一方面力图找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和特质，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差异性中找出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作为系统的文学内部所存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

因此，将具体作品和文学现象置于这样宏观的人类文学系统加以考察和整合，必定会使比较文学研究形成不同于其他研究视角的更大研究空间和获得更新的研究成果。

“在中西文化、文论对话中，尤其是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化、文论对话，如果不承认各个地域性知识之间具有一定的可通约性，即不能在异中看到、发现同，那么在对话中我们得到的只能是无限的差异性和对抗性，而这样的对话最终将丧失一切意义，所谓文化、文论的古今中西之间的‘大视域’也就是一句空话。

”［15］当然，文明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的文明、文化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平等相处、共同发展。

一种文明、文化的发展壮大，没有必要非要以其他文明、文化的衰落和消失为代价”［16］。

因此，跨地域性和文明对话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范畴和需要遵守的原则之一。

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对文学同其他学科之间内在联系和相互渗透、影响关系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提及比较文学，势必要涉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这一概念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个特定国家界限的研究，也是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些知识和信仰领域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

”［17］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如文学与哲学﹑历史和宗教；文学与边缘学科，如文学与心理学和人类学；还有文学与
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雕塑、建筑等。

与文学相距甚远的自然科学学科，近年来也成为比较文学学者关注的对象，如文学和系统论、信息论、热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

这些学科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和解读文本的视角，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视角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哲学等层面的文学研究。

只要抓住作品的审美特征、审美观念、审美传统的文艺美学主线，意在阐明文学作品的自身问题，就是坚持了文学的本位。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突破了学科界限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把文学置于更加广阔的不同学科背景下进行考察，在扩大了比较文学研究视野的同时，可能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有助于摆脱比较文学陷入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学科的泛化，正如韦斯坦因所说：“我以为把研究领域扩展到那么大的程度，无异于耗散掉需要巩固现有领域的力量。

因为作为比较学者，我们现有的领域不是不够，而是太大了。

我们现在所思的是精神上的恐泛症。

”［18］（P25）所以，以文学为中心并保证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需建立在系统性的基础之上，才能做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真正的融会贯通。

这种系统性就是那些与比较文学学科相关且相对独立的学科之间所形成的系统，是其自身的体系性和系统性，又是两个学科之间比较意义上的系统性。

比较文学起点是文学，“经过一个循环之后又回归到文学本体来，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本体复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本体超越，得出的结论大大超越原来的出发点，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3］（P1-15）。

这是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含义。

传统的研究方法把各学科划分得过细且界限分明，虽然研究范围明确，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和多视角理解。

理论上，各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是人类知识的终极追求，而当今全球化快速发展所导致思维方式的综合恰恰符合了这一研究方式的发展潮流。

对事物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更加有助于透彻地领会相关学科的内涵。

事实上，正是全球化语境的建立使西方文论跨进中国学界，使西方文论给中国比较文学以更大的启迪和活力。

例如，在进行文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就日显重要。

罗兰·雅各布逊在语言学和文学之间所架设的桥梁和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对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所给予的启发也都是跨学科研究的有力佐证。

四、中国学派：新世纪比较文学发展的焦点
由于比较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跨国界的学科，其目标是要探求世界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所以，其研究对象就必然涵盖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而非以西方文学或任何一个民族文学为中心。

比较文学覆盖的范围越广，得出的结论就越有价值和意义。

在文化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为人类的平等对话与沟通搭建一个新的交流平台。

对话是保证平等独立与开放的基本交流手段，也是避免任何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有效途径。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比较文学在立足于本国文学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他国的精髓，在比较文学的方法论上不断予以调整，逐步建立起不同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中国风格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