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第一篇：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诞生于古印度。

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

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

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

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

”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

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

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

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

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

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

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

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

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

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

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

《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

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

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

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

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

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

中国再次统一后，佛教发展有了新的趋势，这一时期虽然仍以翻译佛经为主，但佛教思想日趋与西晋时风行之学说——玄学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即《般若经》越发受到重视。

《般若经》是由西晋名僧竺法护历时十多年翻译而成。

“般若”意为“智慧”，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合称为“六波罗蜜”，是脱离生死苦恼之方法。

《般若经》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

”这与玄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迎合了西晋士人尚玄学，尚清谈的意趣。

这引起了士人对于佛教的极大兴趣。

此后，对于《般若经》研究的士族知识分子层出不穷，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西晋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

此时，由于大量外国僧人来华，宣佛讲法，形成了洛阳和长安两大佛教中心。

西晋国祚稍短，五胡祸乱中华，便使中国又一次分裂，而此时的佛教，也随着政治的南北对峙，而逐步形成了佛教南统和佛教北统的变化趋势。

南北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佛教的发展也表现出
了一些不同之处。

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佛教发展集中的繁荣时期。

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爆炸式的影响，崇佛礼佛风气呈上升趋势，佛教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成为中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但对于后来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乃至于而后儒释道三教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偏安江南，中原世家大族大举南迁，也将魏晋以来玄学思潮带入了江南这片热土上。

由于东晋政权是倚靠这些士族门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北方士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影响力极大，其士人风气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

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谈”。

并常与名僧交往，承袭了魏晋时期佛玄交融的思想。

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帛高座等之事迹，则《老》《庄》清谈、佛教玄学之结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时，佛法或以间为学士所眷顾。

”这正是描绘这一现象的写照。

玄学清谈和佛教般若学思潮甚至受到东晋帝王的推崇，风靡朝野。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致道安书》中记载“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

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

”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玄学思潮“笼罩全社会”的环境下向前发展。

正是凭借佛玄之间的特殊关系，佛教成为东晋社会文化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出现的“贵族佛教”是使东晋佛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士族名流纷纷与名僧交往，研究佛理，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如丞相王导。

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僧团”。

他提倡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对当时佛教理论界和世俗士族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相对于南方，北方的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发展则成为了佛窟艺术的展览厅。

佛教石窟源于印度，随佛教入华而一并进入中国。

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龟兹石窟等都是典型代表。

5、6世纪，北方石窟艺术到达极盛时期，体现佛教犍陀艺术向中国传播渗透。

南北朝时期，我们迎来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这
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我们采取相比较的方式来认识，这样有助于我们厘清南北佛教发展的轨迹，形成一个“整体中华”的佛教发展背景。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南北双方都对佛教加以利用。

利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对人民大众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强化集权统治。

南方统治者重在对佛教教理进行利用。

刘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佛。

侍中何尚之曾说道：“百乡之家，人持五戒···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

”可见，帝王与臣子对佛教教理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到梁武帝萧衍时期可谓达到极盛。

佛教在当时几乎成为了国教，梁武帝本人更是四次“舍身”，捐款亿万两，还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打压反佛思想。

筹资建寺成了当时社会风气。

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正是描绘这时的南朝景象。

北方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则表现在国家对佛教的控制上，利用与限制并存。

导致佛教依附于政权得以发展。

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发展，却出现了道武帝灭佛事件，大量僧尼还俗，寺院损毁。

北周武帝时期也出现灭佛事件。

这属于佛教总体发展中的插曲，并未阻碍佛教进步。

但从推崇与限制并存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统治者在面对佛门人数众多，影响到国家财政税收时，对佛教的打击是赤裸裸的，毅然采取强硬手段。

当佛教风气稍弱后，又加以鼓励，以控制百姓思想。

北朝对于佛教的管理，还体现在僧官制度上。

北魏时期，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纳三人，以法上为大统。

北朝僧官又立沙门统强化管理效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朝佛教的独立性减弱，依赖政府政策。

北朝名僧道安在《二教论》中，主动将佛教纳入国家意志，借国家力量提高佛教地位。

从社会教众发展来看，北朝佛教在民间以广泛传开。

南方则主要在士族之间流行。

北朝时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疑伪经，则是佛教大众化的强力证明。

我们通常把从天竺取得的经书称为真经，由中国人撰写的佛经称为疑经，或断定为伪经。

由于信仰者数量扩大并逐渐下移，使得深奥的佛学经典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百姓需求。

疑伪经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佛教教众基础扩大，信徒民间化、大众化的势头。

佛教在这一时期被更多
人接受。

从信仰方式来看，南北朝的差别则更加明显。

此时南朝对于佛教崇拜的主体仍为帝王和世族大家等上层人群。

这些人获得过完备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属于知识精英阶层。

他们长期把持着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脉搏。

这些上层人士由于地位较高，身份显赫，所以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佛学研究精英和名僧，而且这种风气在当时极盛。

加之玄学之风挥之不去，清谈仍是士大夫阶层的爱好兴趣。

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致使南朝人们对于佛经、佛理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士大夫与名僧对于佛教义理常大加谈论，互相交流观点。

政府也重视翻译经书和讲经说法，积极推动佛学著述，出现大量研究作品。

所以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佛学研究诸派别形成发展的特点。

相较之下，北方佛教信奉形式则形成了重实修，轻义理的特点，特别重视禅法。

由于北朝大量民间信徒，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基础，难以分析解释深刻的佛学奥义，而“修行”等方面的实践对于他们则更加适合。

菩提达摩禅师是北朝时期禅学的重要代表，他以《楞伽经》为指导，展开高度自觉的实践，代表了禅学的发展方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表现在诸多方面，而繁荣之下也蕴藏着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

不少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我们对于这段佛教文化的看法呈现出多侧面，多角度的特点。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条件。

任何宗教发展都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宗教的产生能够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诉求，提供憧憬希望，那么这种宗教便可得以广泛认可和发展。

三国以来，中原地区战火连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们面对悲惨现状渴望摆脱但无力改变。

人们渴望从痛苦中解脱，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

而佛教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更是迎合了人们的心理。

这两种理论，都宣称世界是苦的，而真诚信佛，可以让人摆脱尘世苦痛。

佛家“因果报应说”“生死轮
回”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世积德，则可以升入极乐世界。

可见，佛教教义具有一定的麻醉性，并且易懂。

这就使得佛教吸引了更多信徒。

二是玄学风气对于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魏晋玄学思想以笼罩之势控制着整个社会。

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入华后，面对这样强大的文化气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而佛教文化则另辟蹊径，转而依附玄学，找到自身教义和玄学思想相契合之处，将其放大。

巧妙地利用了主流思想，使得佛学思想很快受到了广大社会的认可。

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鼓励。

自晋朝以来，各时期政府都有鼓励佛教发展的政策。

无论出于教化百姓的目的也好，或借助佛教加强统治也罢。

他们都从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的兴盛。

以至于佛教成为一种潮流和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

崇佛礼佛现象更是在梁武帝时期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北方多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认为，自己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异。

佛教也为外来宗教，与中原文化相异，所以，他们自应崇拜。

十六国时期后赵武帝石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

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

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

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可见，少数民族君主对佛教的认可。

这大大促进了佛教在华兴盛繁荣。

四是佛经的译著和佛学人才的推动。

在这一时期，大量佛经传入中国。

或由外国人翻译，或由中国人翻译，这是大量佛经流传于社会，佛教思想教义得以广泛传播。

其中不乏《般若经》、《维摩诘经》等佛学重要著作。

在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非凡才华的佛学天才，像支谦、道安、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他们对于佛学义理、教义、思想的研究，对于后世佛教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对时人哲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新的。

我们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文化，它的发展是惊人的。

佛教，在古老的东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佛教文化都以一种特殊的姿态，伴随着中华文明一同前进。

关注佛教的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深化
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了解，让我们对一定的历史问题和现象，有更宽泛的认识。

研究古代佛教兴盛的社会原因, 对于认识现代宗教的流传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方立天，华方田《中国佛教简史》
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社会原因》张岂之《中国历史》
第二篇：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

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是最重要。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五言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跃”的大发展时期；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交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

他们继承了建安时期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

山水诗在这一时期也大放光芒。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

以下文段即是对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的简要介绍。

正文：
按照一般的习惯，文学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上限为东汉的建安，下限为隋朝的统一。

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到西晋的短暂统一。

然后北方历经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各朝，南方从偏安的东晋到宋、齐、梁、陈相继，最后南北归于隋朝的统一，历时近四百年。

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和南北两个地区。

其中，建安时期的诗歌尤为引人注目。

建安时期的文人打破了两汉以来四百多年辞赋独盛的一统局面，第一次兴起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

建安时期文人毕集，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黄金时代。

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
五言诗的形式在他们的诗歌中被普遍采用，“居文词之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诗歌的主导形式。

七言诗也在这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以后的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

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

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

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

“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除此而外，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长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歌。

诗人以纪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多种手法，记述自己被掳入胡的痛苦经历，犹如血泪染成的历史画卷，读来催人泪下。

它是建安诗坛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与《孔雀东南飞》一起，历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建安之后，以曹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始为起点，至西晋立国为止，文学史上称为正始文学。

这一时期的文学集团是“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前者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则是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

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陶渊明，李白。

从西晋统一中国北方到它灭亡的五十年间，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诗人除了早期的傅玄、张华而外，还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以及后期的刘琨和郭璞。

其中潘岳、陆机的文学成就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在当时并称“潘陆”。

西晋灭亡，东晋在建康建立国都。

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
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

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

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

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

《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

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

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

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历史上称为刘宋。

刘宋的诗人，代表人物是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三人，他们并称为“元嘉三大家”。

东晋时期由于玄言诗的笼罩而出现的倒退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兴起了山水诗的新潮，完成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重要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这一时期的谢灵运吟成了如《登池上楼》、《游南亭》、《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上宿》、《七里濑》、《登江中孤屿》、《登上戌石鼓山》这样的名篇，写出了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石浅水潺氵爰，日落山照耀”这样的名句。

以平淡自然的语言，描摩真山真水，给人于身临其境的感觉。

他的山水诗，对唐代诗歌，尤其是山水田园诗的影响，应该说超过了陶渊明。

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代表作有《拟行路难》十八首、《代堂上歌行》、《代结客少年场行》、《代放歌行》、《代贫贱苦愁行》、《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代苦热行》、《拟古诗》等。

他的乐府诗，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
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近结合起来，并以强烈的激情、优美的文采灌注其中，使乐府诗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发展。

刘宋之后的齐朝，立国虽然只有二十多年，但因为永明新体诗的出现和艳体诗的露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阶段。

所谓“永明体”诗歌，概括起来说，就是对诗歌提出的关于声律方面的要求：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平声为平，其余为仄。

在五言诗的两句中，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相对。

除此而外，又规定必须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

一般以十句为一首，除首尾四句外，中间的六句必须两两对仗。

而所谓“艳体诗”，就是以华美的词语描写女性之美男女之爱的诗歌。

它是上承汉代女性美之赋，近学南朝民歌的结果，下启后代宫体诗的先声。

刘宋时期的代表诗人是谢脁，他与他的同族前辈谢灵运都擅长山水诗的写作，后人称他们为“大小谢”。

他的诗歌以写景见长，如《入朝曲》、《玉阶怨》以及含有“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之句的《游东田》和含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句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都是传诵千古的名诗。

梁代立国时间较长，而以梁武帝为首的社会上层又对文学的特别爱好与重视，加上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出现，在文学上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在诗歌方面，宫体诗、边塞诗的兴起，七言诗的发展，对后代影响都很大。

陈代诗歌，基本上是沿着梁代诗歌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

尤其是诗歌的形式方面，五言诗更加格律化，对仗和声律的运用更加严格也更加熟练；七言诗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兴旺的势头。

在陈后主为首的宫廷文学集团中，宫体诗仍然十分盛行，但它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

陈代最著名的诗人，是与庾信并称徐庾的徐陵。

当时所谓的“徐庾体”，就是“宫体诗”的另一种叫法。

徐陵的诗歌，流传至今的，大约有四十首。

除了宫体诗之外，一些乐府题材的边塞诗，如《陇头水》、《关山月》、《出自蓟北门行》。

另外江总的诗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他是陈代善于七言歌行的第一人，如《闺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