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画派对花鸟画的创新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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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U _ M O D A N Q _ N G 水星丹靑吴门画派对花鸟画的创新与推进
■包勇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纵观中国绘画史,写意花鸟画在明清时期达到创
作高峰,可谓影响深远。
其中,吴门SS派之花鸟画是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转折点之一。
但当前学术界关于吴门画派的评价更多着眼
于山水画,关于花鸟画的研究少之又少。
鉴于此,本文分别从题
材创新、造型演变、诗书画互融、漫兴的写意观四个方面着手,
探讨吴门画派对花鸟画的创新与推进,旨在为促进吴门画派花鸟
画的深入研究抛砖引玉。
〔关键词〕吴门画派;花鸟画;创新;推进
1465到1566年间,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崛起了大批画家,成功取代屹立画坛百年之久的院体派、浙派,并将明代绘画推向巅峰,其中尤以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影响力最为深远。
对于吴门画派而言,其花鸟画无论是题材创新,还是造型探索,抑或笔墨形态的转换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传统画风,还直接掀起花鸟画领域的变革,引领了明代花鸟画的时代风尚。
因此,有必要对昊门画派花鸟画的创新与推进展开研究,以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缺。
一、题材的深度挖撅与拓展
纵观花鸟画发展史,历朝历代的入画题材均不尽相同。
我国花鸟画多以花草、竹石、飞鸟走兽、昆虫虾鱼为题材,但并非从发展之初就包含如此种种,而是在发展中逐步丰富起来。
《明画录》曾言:“宣和谱蔬果,自陈迄宋,仅得六人,其难能亦可概见。
有明二边,殷善、沈周、陆治皆工果蔬。
”可见,蔬果题材的花鸟画在明代前并不常见,直到明代方逐步流行开来。
五代时期,花鸟画以宫廷奇花异草、珍禽异石、花鸟鱼虫等题材居多,彼时的花鸟画强调写生,关注花鸟的自然情趣;宋朝后,花鸟画题材以花木鸟兽居多;而明朝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昊门画派对花鸟画的题材进行深度挖掘与拓展。
除赋予梅、兰、竹、石等传统题材全新的内涵与意趣外,昊门画派开始将目光投向生活,积极洞察开拓自然与生活之美,以浓郁的创作热情充分展现生命之美,无论是禽鸟、花卉,还是猫蝉蛙蟹,甚至牲畜等均能成为其笔下对象,极大地淡化了“院体”画与文人画的界限,打破了文人画抒情寓意的局限性,将各类虫鱼花草信手拈来,使万千自然生机尽收眼底。
如沈周的花鸟画题材不拘一格,有常见的花树,亦有乡情浓郁的蔬果粮食;有首草、石榴、枇杷、木棉,亦有鹦鹉、喜鹊、白鸥、慈鸟;有鸡、鸭、鹅、猫、狗,亦有蛙、鱼、虾、蟹、蚌,如此世俗化题材的挖掘与开拓极大地满足了普通市民的审美诉求,加上《三多图》《芝兰玉树图》等极具吉祥色彩与象征寓意的内容创作,进一步迎合了世俗需求,为文人画坛注入一股清新之风。
二、写实造型向形式造型的推进
我国花鸟画的写实造型在两宋时期达到高潮,为了追求客观物象的视觉真实性,文人画者奋力追求“形似”,笔墨上以勾勒、设色、晕染为主,整体风格趋向于富丽堂皇;至元朝,花鸟画逐步分化为淡彩写真与墨花墨禽,画家开始尝试将院体画融入文人画因素,进一步弱化笔墨线条的勾勒与色彩,如钱选所作《八花图》中,笔墨轮廓线条细柔,几乎与晕染色彩融为一体,赋予画面淡雅而空灵之感,文人气息进一步增强,但从造型视角来看,已然留存着宋画严谨的画风与物象的逼真感;直到明代,吴门画派才完全打破了对“形似”的过分追求,开启形式造型的新篇章。
该画派摒弃宋代院体画的富丽堂皇与精工细致,进一步突出花鸟画独特的历史意义,其通过水墨写意的形式表现,使传统院体画下的牡丹、芙蓉等题材不断雅化,沈周初期的没骨写生更引发花鸟画表现技法的创新,加上笔墨灵活性、审美性的提升,使写意花鸟画的笔墨情趣不断拓展,逐步淡忘客观物象的自然美感,促进写实造型向形式造型的推进。
以陈淳《兰竹石图》为例,从再现性视角而言,兰竹石的姿态美、色泽美并不突出,但从笔墨视角来看,该画作却有独特的形式美感:竹竿瘦却不乏“劲”力;竹节间留白很大,并不关注其客观特征;竹枝也未一节节勾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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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挥而成,落笔顿挫感厚重;竹叶虽如写实般布局,但用笔独特,着重突出竹叶之尖,以体现其飞扬之态;竹叶粗细一致,看似随意却不乏力量感,整个画面犹如行草书般跌宕起伏,如此大写意技法极大地推进了写意花鸟画的发展。
三、诗书画的互补共融
诗书画一体化创作追求是中国文人的自觉追求,也是长期训练下养成的艺术思维模式与基础素养。
正所谓“文以载道”,文人试图借艺术明晰自我存在的价值,恰如苏轼所言之“士人画”,强调诗、书、画一律,诗中的排比、韵律、组合、排列、起承转合对于绘画亦极为重要。
而昊门画派花鸟画无疑在诗书画的一体化创作方面开辟出一方新天地。
一方面,该画派款题跋识通常与绘画对象完美契合,作为画作的一部分并产生独特的奇趣之效,以书题写诗文更是其着力凸显的内容,在花鸟画中,诗成为一种独特的绘画元素,画面依循书法字体方可更好地彰显意境,而极具笔法的书法与诗、画精准匹配,成为绘画语言之一,书、画融合促使画作中的点、线、面互融碰撞,使诗、书、画互补融合,成为难以分割的一个整体;另一方面,鉴于乐教失传,诗作难以弦歌,文人们只能将内心情感流露于书法、画作之上,借书法提点抽象的音乐元素,通过在画面上题诗书字,唤醒画境的意蕴,并利用诗句衬托画作深意,可见,在昊门画派的花鸟画中,画之意象、诗之情怀、书之意韵三者高度统一。
如沈周所作《牡丹图轴》,创造出诗书画一体化创作的新形式,画作中书法跋文占据一半以上的画面;而文徵明的《三友图》除了画兰竹石、菊石、风竹,中间更书不同风格书体的诗文,实现诗书画一体相和,犹如文学的夹叙夹议,形成独特的节奏变换与艺术感受。
四、意到情适的漫兴写意观
明中叶后,社会风尚发生巨大变化,文人青睐于儒雅相尚,讲究闲时清赏的生活品位,诗文唱和、品茗会友成为一种风尚,如此背景催生了含蓄蕴藉、淡然天真的绘画风格,以昊门画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进一步追求精神上的隐逸恬淡,艺术创作也趋向于漫兴的写意观,并开始从传统的“尚形”向“尚意”转折,开启写意花鸟画的先河。
正如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所云:“今之论画,必曰士气,所谓士气者乃林中能作隶家画品,全在用神气生动为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
”“天趣”一言强调借绘画表达主观情感,落实到花鸟画上就是“写而不描”,重抽象气质、轻具体勾勒,明代社会审美的转变成为吴门画派花鸟画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从审美意境视角来看,吴门画派花鸟画着重强调两个层面—
—物象再现与情感表现,画家面对万千世界,不再被花卉之美、禽鸟之生动所感动,绘画也不再强调重现形象自然的美感,而更关注借花鸟传情达意,实现自然写照与主观情思的深度融合。
例如,沈周在《写生册》中曾言:“戏笔此册,随物赋形聊自适,闲居饱饭之兴,若以画求我,则我在丹青之外。
”其中,“戏笔”恰恰展现出画家“游于艺”的创作心态,只有随意自由才能创作出纯粹的艺术,但沈周的“戏笔”并非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胡乱涂鸦,而是饱含造型观察、提炼、凝萃而成的笔墨语言,看似轻松的意趣书写展现出画家的主体精神世界,实现了以自由笔触达到“自娱”的目的。
一言蔽之,吴门画派对花鸟画的创新不仅体现在题材、造型方面,还体现在漫兴的写意观、诗书画的一体化融合等方面。
在该画派的努力下,写意花鸟画的内涵更趋丰富,加上书法、绘画等多元艺术形式的融合,极大地拓展了国画意蕴。
不仅如此,吴门画派成功打破传统文人画只能束之高阁、专供高雅之士欣赏的局限性,使文人画更好地适应时代潮流,对后世花鸟画的发展演进助益良多。
(责任编辑:翁婷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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