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国家图书馆馆史展方案脚本

百年记忆——国家图书馆馆史展1909-2009前言一九〇九年九月九日，清政府批准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调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书，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劫余遗书作为基本馆藏。

一九一六年，教育部饬京师图书馆，凡在内务部立案的出版图书均交京师图书馆庋藏，国家图书馆职能开始体现。

百年来，京师图书馆陆续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改称国家图书馆，通过国家拨交，社会捐赠和馆员努力购藏，形成了两千七百万册件藏书、两百TB数字资源的浩瀚馆藏。

馆舍面积达到二十五万平方米，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位，承担着为国家立法决策机构、教育科研单位和社会公众服务的重任。

国家图书馆先后有缪荃荪、陈垣、梁启超、蔡元培、任继愈等出任馆长，团结社会贤达共襄馆务，培养出众多图书馆人才。

还有一代代默默奉献的普通员工，他们立志岗位成才，恪尽职责，甘为人梯，爱岗敬业，求实创新，支撑起国家图书馆这座知识大厦，也形成了贯穿百年的国图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图书馆大胆开拓，锐意改革，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承担了许多国家重要文化工程。

国家图书馆以人才兴馆、科技强馆、服务立馆为宗旨，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胡锦涛第一单元筚路蓝缕（1909-1927）【版头词】1909年9月9日（清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朝廷批准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的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成立后，缪荃荪首任监督。

江翰、夏曾佑、梁启超等先后任馆长。

鲁迅等知名学者为它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

尽管清政府及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国库空虚，无力维持图书馆的经费，但京师图书馆古籍馆藏丰富,同时因接受全国缴送而具有国家馆地位，它的成立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大进步。

首任监督缪荃荪江翰，任馆长期间主持了京师图书馆的开馆工作。

广化寺。

位于什刹海北迤，1909年至1913年被借用为馆舍。

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此正式开馆。

由于其环境对藏书不利，于1913年关闭。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馆舍（原国子监南学）重新开馆。

第一排左五为蔡元培，左七为陈任中，第二排左四为夏曾佑，左五为鲁迅。

梁启超，1925年12月至1927年6月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1926年，馆经费短缺，他曾以私人保险的抵押金来支付员工工资。

他逝世后，遗嘱将其生前全部藏书永久寄存我馆，供读者阅览。

1916年4月1日，教育部饬令第128号饬知京师图书馆，政事堂承准内务部立案之出版图书分送京师图书馆收藏，确立了国家图书馆的地位。

鲁迅先生在任教育部佥事期间，主管图书馆工作，为京师图书馆的建设付出了许多努力。

《京师图书馆暂定阅览章程》（1912年）1925年10月2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教育部订立《合办京师图书馆契约》。

中山公园（原中央公园）。

1917年，京师图书馆曾在此设立图书阅览所，并于1925年5月在此举办我馆的第一个展览：“京师图书馆展览会”，展出善本藏书200余种。

第二单元基业初奠（1928-1949）【版头词】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同年7月，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隶属大学院。

为解决经费问题，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谈判并签定协议，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基会属下的北海图书馆于1929年8月合并。

合并后，馆名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直接接受南京政府教育部和中基会合组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领导。

中海居仁堂为一馆，北海庆霄楼为二馆。

这一时期，由于经费有了保障，馆藏丰富，关心图书馆建设的各界知名人士众多，又聘用了大批高水平的馆员，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管理方式，并于1931年在文津街建成了新馆舍。

这一切，使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事业发展出现了飞跃。

抗日战争期间，我馆部分馆藏和馆员南迁，并陆续在上海、香港、昆明、重庆等地建立了办事处。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馆驻各地办事处及藏书，除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书和自南京运台北的18箱内阁大库舆图外，陆续运回北平。

在此时期内，我馆多次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

直到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我馆才重获新生。

1929年8月，蔡元培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1929年6月，袁同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负责馆内各项业务工作。

1943年至1948年12月，袁同礼任馆长。

中南海居仁堂馆舍。

1929年2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馆舍举行开馆典礼。

工作人员在庆霄楼前合影。

国立北平图书馆庆霄楼馆舍。

国立北平图书馆居仁堂馆舍内景。

文津街馆舍奠基典礼。

1931年，文津街馆舍建成，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当时国内设施最先进的图书馆。

图为文津街馆舍落成典礼照。

三十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内景。

1931年5月18日，北平市公安局函复我馆，同意定名馆前道路为文津街。

昆明文庙：1940年9月至1945年曾为我馆驻昆明馆舍。

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

1929年，教育部与中基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办法》。

1929年，教育部聘陈垣、任鸿隽、孙鸿芬、马叙伦、周诒春、傅斯年、刘复、蔡元培、袁同礼九人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

图为陈垣委员长。

1929年，我馆入藏百余帙西夏文献，并于1932年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推动了我国西夏学的研究。

国立北平图书馆组建后，为规范管理，先后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图为《借书暂行规则》。

为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国立北平图书馆聘请中外学术界若干知名人士担任名誉编撰委员、通讯员和名誉调查员。

图为函聘书文稿。

《国立北平图书馆记》石碑。

蔡元培撰，钱玄同书。

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履行国家图书馆职能，从1929年起，组织当时北平地区各类型图书馆编制出版西文期刊联合目录。

环境幽雅，藏书珍贵，以及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与学术成果，使30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享誉国内外。

国立北平图书馆是专家学者与莘莘学子读书学习的必到之地，培养造就了许多英才。

图为当时的阅览室。

从30年代起，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培养人才，先后派出向达（左）、王重民（右）等人赴国外留学或作交换馆员，为国内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更好地向读者宣传、揭示馆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先后多次举办图书展览。

图为1930年举办图书展览时的照片。

1931年，江淮、武汉等地水灾，我馆特举办水灾筹赈图书展览会，并发售展览入门券，每券2角。

所得收入全部作为赈灾捐款。

1934年3月，我馆创刊《图书季刊》。

1934年，我馆与法国国立图书馆签订《交换书籍契约》。

我馆编辑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工作大纲》1934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购书委员会组织大纲》。

1934年，我馆部分馆员在明十三陵合影。

前排左四为张秀民。

“九·一八事变”后，为防馆藏发生不测，我馆于1935年起陆续将珍贵藏书运至南京、上海。

图为全馆员工1936年合影。

图为1930年举办图书展览时的照片。

1938年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

我馆与该校合组图书馆，并以本馆的藏书供其使用，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

图为西南联大校门。

1939年1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合大学合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搜集、整理、保存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献，为记录伟大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图为西南联大图书馆。

1939年4月，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工作报告绪言。

抗战时期，我馆昆明办事处大力搜集西南地方文献，极大地丰富了馆藏，其中尤以4千册《东巴经》最为珍贵。

图为用纳西族图画象形文字写成的《东巴经》。

1945年，欢迎袁同礼馆长从南方回馆合影。

1939年，我馆昆明办事处开始收集解放区出版物，从此开创了我馆收藏革命文献的工作。

这是1939年4月，林伯渠致李乐知转送国立北平图书馆联共历史等50册图书函。

1939年3月，“七七事变”后停刊的《图书季刊》在昆明复刊，改称新一卷一期。

图为该刊目录页之一。

1946年，我馆西文编目组员工在整理图书。

图为1949年2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被接管后，解放军战士在馆门前站岗守卫1965年，我馆在抗战期间运往美国寄存的102箱善本书运至台湾，至今尚未归还。

当时经手善本运美工作的著名图书馆学家钱存训始终关注着运台善本返馆的问题。

图为1984年钱存训验看运台善本的留影。

书箱外，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封条仍隐约可见。

1947年，我馆在北海庆霄楼、悦心殿及太庙等处设立专藏阅览室，图为我馆工程阅览室。

第三单元万象更新（1949-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馆归属文化部领导。

1949年9月27日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更名为北京图书馆。

1958年6月，我馆改属北京市领导。

1960年11月，我馆重归文化部领导。

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步伐，我馆也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

藏书量年均增长40万册，并接受了国内很多藏书家和知名学者捐赠的珍贵图书和手稿，充实了国家书库。

读者人次和图书流通率均有成倍增长，并积极开展为科研和生产提供的参考咨询服务，出版了多种联合目录与专题书目，还举办了多次展览和报告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1957年，根据国务院通过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我馆作为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在主持编辑图书分类法、全国联合目录、统一编目卡片和图书馆人员培训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发挥了国家图书馆的作用。

修复前的敦煌遗书修复后的敦煌遗书1949年开办的新文化阅览室。

50年代的阅览出纳台。

自1950年起，我馆与国外多家图书馆相继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

图为国际交换组在工作。

柏林寺内的阅览室。

1962年，柏林寺房屋划归我馆使用。

1954年春，我馆在文津街馆舍扩建6层书库，1955年6月落成并投入使用。

建国后，我馆馆藏迅速增加，租借多处民房存放藏书。

这是1961年时，我馆的用房情况登记表。

1951年，文津街馆舍展览厅落成。

1949年，松坡图书馆并入我馆，我馆在其原址成立北海快雪堂分馆。

郭沫若、张全新和赵万里在善本部研究《水经注》。

为中央国家领导机关和重点科研、生产单位提供服务。

图为参考咨询人员在帮助黄河规划委员会人员搜集资料。

开设专门阅览室，为读者服务。

图为50年代设立的科学阅览室。

50年代开辟的为读者服务新领域——照相复制工作。

1953年，我馆的图书流通车在农村开展借书活动。

1950年，举世罕见的《赵城金藏》运至我馆收藏。

当时，这一国宝已受到严重损坏。

经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同志批准，调入四名员工来修复这一国宝，用18年时间将其全部修复。

1959年，“大型图书馆分类法编辑组”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