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族与国家_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
厦门大学历史系
在“新史学”潮流影响之下，中国史学也
呈现出社会史、文化史勃兴的态势。本
书按照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五个关键主题
（认同、信仰、仪式、记忆、感知），
精选了国内外学者的经典论文，反映了
பைடு நூலகம்
这一领域内的前沿成果，在理论、方法
著作《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主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9年。
《马丁·盖尔归来》（译著），纳塔莉·泽蒙·戴维斯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译 著），彼得·伯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历史之岛》（合译校），马歇尔·萨林斯著，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9年。
4、《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 构》，中华书局，2019年1月。
5、《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 会变迁》（鲁西奇、林昌丈著），中华书局，2019 年11月。
6、《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陈支平，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 学会副会长，以及日本国立大阪大学文学部、台湾 暨南大学历史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客座教授、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等职务。
《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
专著
1 、《纯粹的学者——王国维》（鲁西奇、陈勤奋 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
2、《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 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关于当下闽台民俗文化研究的思考
关于当下闽台民俗文化研究的思考
闽台民俗文化，也称为两岸文化，是台湾和福建的民俗文化的总称，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历史很深厚，由于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态度，受到全国各地民众的欢迎。
这种文化不仅仅是历史上从古老社会到现代社会之间所经历的发展和转变，也是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有益补充。
因此，当下要正确开展闽台民俗文化研究，不仅要考虑到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历史变迁，还要考虑如何借鉴其中的社会观念，改善社会秩序。
首先，要进行闽台民俗文化研究，应当以实证主义为导向，以系统的思考方式整理收集当下闽台民俗文化资料，注重客观性，全面把握文化特点，通过以上研究，分析闽台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规律，揭示出当下民俗文化的宏观状况，进而可以正确领会民俗文化发展的动力。
其次，要开展闽台民俗文化研究，要重视文化的对比性研究，探讨闽台民俗文化与其他地区民俗文化的异同，并从其中总结出各自特色，比较了解不同民俗文化的差异，可以更好地保护两岸的文化传统。
此外，还需重视分析闽台民俗文化及其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心理学特征，从社会角度出发，了解闽台民俗文化中所反映出的社会价值观，解读其中的社会动态，总结民俗文化中的社会心理学特征，更有助于改善社会的紊乱，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最后，要正确开展闽台民俗文化研究，要关注民俗文化发展的趋势，分析原有民俗文化在当下社会环境下对应的变化，同时要注重宣
传文化底蕴，把当代闽台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积极向两岸民众推介，以激发地方民众对民俗文化的兴趣，让民俗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流传下去，以促进两岸文化的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要正确开展当下闽台民俗文化研究，必须从当下的实际出发，运用规范的理论和方法，考虑到文化的多元发展，同时要关注社会动态，注重文化传播，以提升两岸民俗文化的影响力。
民俗学专业民间信仰书目
滨岛敦俊1991 《明初城隍考》，《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6期。
（许檀译）1995 《朱元璋政权城煌改制考》，《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
2008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朱海滨译）蔡相辉1989 《台湾的王爷与妈祖》，台北：台原出版社。
常人春1993 《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老北京的民俗行业》，北京：学苑出版社。
陈进国2002 《民间通书的流行与风水术的民俗化——以闽台洪潮和通书为例》，《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四期2005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戍国2002 《中国礼制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邓文宽2002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渡边欣雄1998 《汉族的民俗宗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周星译）1999 《东方社会之风水思想》，台北：地景出版社。
（杨昭译）杜赞奇（Durara）2006 《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陈仲丹译）范可2007 《魂归何处？》，《读书》，2007年第7期。
冈田谦著陈乃蘖译1960 《台湾北部村落之祭祀范围》，《台北文物》，9卷4期。
高明1993 《秦简日书“建除”与彝文日书“建除”比较研究》，《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
葛兰言著（Grant）赵丙祥、张宏明译2005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顾颉刚2004 《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叶春生主编：《典藏民俗学丛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韩国河1999 《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韩明士著，皮庆生译：2007 《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韩森著包伟民译1999 《变迁之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汉宝德2001 《风水与环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社”与海外“客家”认同的建构--以海珠屿大伯公庙为中心的讨论
文化遗产2020年第6期“社”与海外“客家”认同的建构——以海珠屿大伯公庙为中心的讨论**［作者简介］冷剑波（1983 -），男，湖南益阳人，民俗学博士，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广东梅'，514010）；王琛发（1963 -），男，马来西亚槟城人，哲学博士，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
（福建漳'，363000）*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全球客家通史”（项目编号：17ZDA194）子项目“客家向海外的拓 展”，以及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招标项目（项目编号：20KYKT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杜正贞：《区域社会中作为信仰、制度与民俗的“社”——基于近十年晋东南研究的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6期。
② 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载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52 -253页。
③ 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④ 赵世瑜：《历史过程的“折叠”与“拉伸”——社的存续、变身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冷剑波+马］王琛发［摘 要］海珠屿大伯公庙被视为马来西亚槟城嘉应、惠'、大埔等五属客家人的"祖庙"，以"地缘"结合“神缘”形式结成的“嘉德社” “惠福社”和“大安社”等五社为大伯公庙内部的祭祀组织。
历史上因“客闽之争”而结成的五大社以及各社的联合，发挥了祭祀神明、联络乡情、共谋福利、金融慈善等重要功能，不仅实现了 19世纪末以来槟城客家人内部的整合，也实现了客家与其他华人帮群间的"组织性互动”，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客家人的群体性文化认同意识得以建构和不断强化。
中国近代史读书书单
读书小组读书单第一堂《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约翰·托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历史学十二讲》，安托万•普罗斯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二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九位当代最著名新史学家的访谈录》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新文化史》，林·亨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弗朗索瓦·多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三堂《马丁·盖尔归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档案中的虚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麦田，2001年《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勒华拉杜里，商务印书馆，2007年《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罗伯特•达恩顿，新星出版社，2006年《巫术的兴衰》，基思·托马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四堂《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雷蒙·威廉斯，三联书店，2005年.《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昆廷·斯金纳，商务印书馆，2002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 汤普森，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五堂《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罗荣渠，商务印书馆，2004年《新史学之路》，杜正胜，三民，2004年《新学术之路》，杜正勝、王汎森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柯文，中华书局，2002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柯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六堂《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余英时，三联书店，2011年《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罗志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王汎森，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王汎森，联经，2013年《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许纪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七堂《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沈艾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八堂《中国的城市生活》，李孝悌，新星出版社，2006年《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王笛，商务印书馆，2013年《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施坚雅，中华书局，2000年第九堂《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王奇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王奇生，中华书局，2013年第十堂《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科大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赵世瑜，三联书店，2002年《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郑振满，三联书店，2009年第十一堂《天朝的崩溃 : 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三联书店，2005年《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二集），茅海建，三联书店，2006年第十二堂《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里赞，法律出版社，2010年《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滋贺秀三等，法律出版社，1998年《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黄宗智，上海书店，2007年第十三堂《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彭慕兰，江苏人民出版社《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彭慕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王国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十四堂《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大，2003年《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朱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十五堂《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桑兵，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十六堂《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冯筱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林志宏，中华书局，2013年《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王东杰，三联书店，2005年第十七堂《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杨念群，三联书店，2010年《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江勇振，新星出版社，2011年。
家乡的闽南文化独具特色
家乡的闽南文化独具特色闽南地区是中国福建省的一个传统文化区域，以其独特的闽南文化而闻名。
闽南文化是该地区独有的文化遗产，它融合了多个民族、宗教和传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建筑、语言和习俗。
本文将介绍家乡的闽南文化，并探讨其特色和重要性。
一、文化传统闽南文化的形成源于该地区的历史和多元文化的交融。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闽南地区经历了移民、贸易和战争等多个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汉族、闽南人、客家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而这一切最终融合成为了闽南文化。
二、语言与文字闽南文化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闽南话的广泛使用。
闽南话作为一种方言，独特地体现了闽南地区的文化氛围。
该方言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在文学、戏曲、歌曲等艺术形式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此外，闽南地区还有一种古老的汉字书写方式——闽南语注音字母，用于记录闽南话的音节。
这个独特的文字系统对于保护和传承闽南方言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建筑艺术闽南的建筑艺术也是这一地区文化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闽南建筑以其精美的雕刻和红色的瓦片而著名。
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精巧的门楼、神龛、庙宇和传统民居。
闽南建筑注重细节和比例，每个雕刻和装饰都经过精雕细琢，反映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四、艺术形式闽南地区有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闽南傩戏和木偶戏。
闽南傩戏是一种宗教仪式，以神秘的神话故事和华丽的服饰为特色。
演员们在表演过程中化身为神明，向观众传达美德和智慧。
木偶戏则是一种传统的戏剧形式，以木偶为媒介，通过操纵木偶来讲述故事。
这两种艺术形式都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并成为了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节庆习俗闽南地区有许多独特的节庆习俗，其中包括元宵节、清明节、龙船节等。
这些节庆活动融合了宗教、传统和艺术，为人们带来了喜庆和娱乐。
比如，元宵节时，人们会举行花灯展览和猜灯谜的活动；清明节时，人们会扫墓、祭祖并参与拜祭仪式；龙船节则是人们划龙船、舞狮和放烟火的好时机。
对闽南文化的传递和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闽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历史积淀赋予了它独特的魅力。
闽南文化不仅在我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也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文化交流的深化，如何传承和发展闽南文化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对闽南文化的传递和发展，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闽南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底蕴。
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色，在语言、音乐、舞蹈、建筑、美食、民俗等方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闽南方言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方言词汇和表达方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闽南音乐以悠扬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著称于世，深受人们喜爱。
闽南舞蹈形式多样，充满了地方特色，展现了当地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
闽南建筑以其精美的风格和独特的传统工艺闻名，而闽南美食更是享誉全球，以其独特的口味和丰富的品种让人大饱口福。
二、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现状1. 文化传承中的问题和挑战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闽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侵蚀，一些传统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念逐渐淡化。
在大城市化的背景下，闽南文化的传统习俗、节日庆典等也在逐渐减少，传统的传承方式和渠道也面临着困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青年人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和兴趣，这也给闽南文化的传承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2. 文化发展中的机遇和趋势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化传统的重视，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有利的机遇和趋势。
政府在文化传承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文化传承的政策措施，为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为闽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空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参与到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之中。
一些民间组织和爱好者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和参与闽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积极探索新的传承方式和途径，使传统文化更好地与当代社会相结合。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传统民居文化研究——第八届海峡两岸传统民居理论暨客家聚落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楼、 联辉楼、 万秋楼 、 济济楼、 南华又庐及继善楼六座 客家民居为实例 ， 介绍 了梅州侨 乡客家民居 的中西 合璧 的建筑 和装饰艺 术 。作 者通 过对 客家 民居 的建
收 稿 日期 ：０９—１ ２０ ２—１ ６
作者简介 ： 周建新 ， ， 男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 副主任 、 博士 ， Ｅ—ｍ ｉ： ｚｏ ｌ ＠１３ ｃｍ； 飞 飞， ， ａ ｊ ｈｕ ６ ６ ． ｏ 殷 ｌｘ 女 赣南师范学 院历史文化 与旅 游学院研究牛。
族群互动， 以及它所体现客家民间信仰的包容性。 围龙屋作为最典型、 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民居建
筑 之一 ， 是粤 东客家 文化 的标 志和象 征 ， 已成 为客 早 家 学界 和 民居 理论界 关 注的热 点 。广 州美 术学 院吴
对中国各地传统 民居的认识 ， 提升了民居建筑与文 化 的研究水 平 ， 同时 也 进一 步 扩 大 了客 家 研究 的影
研 究方 法 ， 示 了宜 兰地 区三 山 国 王信 仰 的形 成 及 揭
此次研讨会 收到论 文 ６ Ｏ余篇 ， 与会学者 围绕
“ 民居 、 聚落 、 化 ” 一 主题 ， “ 文 这 从 台湾 客 家 聚落 ” 、 “ 客家 民居”、各 地聚 落与 民居 ” “ “ 、城乡社 区保 护与
发 展” 等议 题方 面进 行 广泛 讨 论 。此次 会 议 加深 了
传统民居的历史演进过程 ， 其形制结构 、 分布范围和 数量 遗存 ， 并根据 自己多年 的调查 经验 ， 围龙 屋 的 就 概念内涵和外延提出个人独到见解 ， 重点分析了作 为生活空间和文化载体的客家传统民居所具有 的空
间意含 和文 化意义 ； 最后 总 结 概 括 客家 传 统 民居 的
闽台文化：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
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
中华文化是几千年来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因此，广义地说，闽台文化应当包括闽台地区各兄弟民族的文化。
不过，由于闽台社会是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社会，我们通常只是狭义地使用闽台文化这一概念。
这一般是指来自汉族核心地区的中原文化，在播迁闽台的过程中，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历史发展的差异和与土著文化融合所产生的变异等诸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性的亚文化。
它具有汉民族文化普遍的本质属性，又拥有闽台地区自己的特殊品格。
对于闽台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特殊属性进行整体性的考察。
本文企图从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对闽台文化的区域性特征提出四点初步分析，以就教于前辈和同侪。
一、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过渡：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闽台文化是一种什么性质和类型的文化，史学界和文化界并无深入的讨论，只在各自的研究中有过一些不尽相同的论述，或者认为闽台基本上是一种大陆型文化，或者认为闽台的海洋环境造就了闽台的海洋文化，或者干脆认为闽台不属于同一种性质的文化，福建是大陆文化，而台湾是海洋文化，等等。
至于研究者是在何种意义上来使用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这两个概念，也各有自己的解释。
这就使得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对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内涵上有一个基本的界定。
所谓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其提出源自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
黑格尔在该书“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中，把体现出“思想本质上的差别”的“地理上的差别”，划分为三种类型，１.干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２.巨川大江灌溉的平原流域；３.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
第一种类型以游牧民族为代表。
他们漂泊的放牧，不以土地为财富，每年越冬宰杀半数牧畜也使他们无法积累财富，除了“显示出好客与劫掠的两个极端”外，“在这些高地上的居民中，没有法律关系存在”，因此他们常如洪水一般，泛滥到文明国土上，表现出一种野蛮的原始本性。
民俗学专业民间信仰书目
滨岛敦俊1991 《明初城隍考》，《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6期。
（许檀译）1995 《朱元璋政权城煌改制考》，《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
2008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朱海滨译）蔡相辉1989 《台湾的王爷与妈祖》，台北：台原出版社。
常人春1993 《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老北京的民俗行业》，北京：学苑出版社。
陈进国2002 《民间通书的流行与风水术的民俗化——以闽台洪潮和通书为例》，《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四期2005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戍国2002 《中国礼制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邓文宽2002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渡边欣雄1998 《汉族的民俗宗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周星译）1999 《东方社会之风水思想》，台北：地景出版社。
（杨昭译）杜赞奇（Durara）2006 《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陈仲丹译）范可2007 《魂归何处？》，《读书》，2007年第7期。
冈田谦著陈乃蘖译1960 《台湾北部村落之祭祀范围》，《台北文物》，9卷4期。
高明1993 《秦简日书“建除”与彝文日书“建除”比较研究》，《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
葛兰言著（Grant）赵丙祥、张宏明译2005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顾颉刚2004 《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叶春生主编：《典藏民俗学丛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韩国河1999 《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韩明士著，皮庆生译：2007 《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韩森著包伟民译1999 《变迁之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汉宝德2001 《风水与环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同源同根的闽台民间宗教传统
同源同根的闽台民间宗教传统导言闽台地区作为两岸交流的重要节点，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宗教传统。
这些宗教传统不仅源自相同的文化背景，还有着共同的宗教根基。
本文将重点介绍闽台地区同源同根的民间宗教传统，并探讨其特点和影响。
闽台民间宗教的同源性1. 文化渊源：闽台地区文化渊源流长，同源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其宗教传统也源自中国古代宗教，如、儒教等。
2. 同根：闽台地区的民间宗教传统多以神灵崇拜为核心，包括妈祖、土地神等，这些都与自然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传承了同样的宗教根基。
闽台民间宗教传统的特点1. 崇拜妈祖：妈祖是福建和台湾地区广泛崇拜的女神，被视为渔民和海上航行者的守护神。
每年的妈祖节，信众们会举行盛大的庙会和游行，表达对妈祖的虔诚崇拜。
2. 尊崇土地神：闽台地区的民众对土地神十分和尊崇，认为土地神是保护家园和农田的灵性存在。
每年的土地神庙会上，人们会献祭和举行各种仪式，以祈求土地神的庇佑和丰收。
3. 多元融合：闽台地区的民间宗教传统融合了不同的，如、儒教、等。
信众们通常会在家中建立神龛，供奉不同的神灵，以求得各种福祇。
4. 社群凝聚力：闽台地区的民间宗教传统不仅是宗教，更是社群凝聚力的象征。
信众们在庙会上共同参与庆祝活动，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加强了社区和谐和团结。
闽台民间宗教传统的影响1. 文化传承：闽台地区的民间宗教传统通过庙会、神龛等方式，将宗教代代相传，并与其他文化元素相结合，形成独特的闽台民俗文化。
2. 旅游资源：闽台地区的庙宇和庙会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和体验宗教文化。
3. 社区和谐：闽台地区的民间宗教传统通过社区庙会等活动，加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助，促进了社区和谐和稳定。
4. 文化交流：闽台地区的民间宗教传统也是两岸交流的桥梁，两岸人民通过共同的宗教，增进了互相了解和友好交往。
结语闽台地区的民间宗教传统以同源同根的特点融合了妈祖、土地神等，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
宗族社会视角下的闽台民俗体育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Ｈｉ ｓ ｔ ｏ ｒ ｉ ｃ ａ ｌ Ｆｕｎｃ ｔ ｉ ｏ ｎ ａ ｎｄ Ｃｏ ｎｔ ｅ ｍ ｐｏ ｒ ａ ｒ ｙ Ｖａ ｌ ｕｅ ｓ ｏ ｆ Ｆｏ ｌ ｋ－ｓ ｐｏ ｒ ｔ ｓ
ｉ ｎ Ｆ ｕｉ ｉ ａ ｎ — ａ ｎ ｄ — Ｔａ ｉ ｗａ ｎ Ｃｌ ａ ｎ Ｓ ｏ ｃ ｉ ｅ ｔ ｙ
Ｊ ｕ ｌ ｙ ２ ０ １ ３
宗族社会视角下的闽台民俗体 育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周传 志 ， 陈俊 钦
（ １ ． 福 建 师 范 大 学 体 育 学博 士 后 流动 站 ， 福建 福州 ３ ５ ０ １ ０ ８ ； ２ ． 闽 南师 范大 学 体 育 系， 福建 漳州 ３ ６ ３ ０ ０ ０ ）
ａ ｓ ｔ ｈ ｅ 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ａ ｌ ｈ ｅ ｒ ｉ ｔ ａ ｇ ｅ，ｐ ｒ ｏ ｍｏ ｔ ｉ ｎ ｇ ｔ ｈ ｅ ｌ ｏ ｃ ａ ｌ ｅ ｃ ｏ ｎ ｏ ｍｙ，ｆ ｉ ｔ ｎ ｅ ｓ ｓ ａ ｎ ｄ ｒ ｅ ｃ ｒ ｅ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ｎ ｄ ｅ ｄ ｕ ｃ ａ ｔ ｉ ｎ ｇ ｔ ｈ ｅ ｔ ｅ ｅ ｎ —ａ ｇ ｅ ｒ ｓ ．Ｍｕｃ ｈ
第４ ７ 卷 第 ７期
２ ０ １ ３年 ７月
武 汉 体 育学 院学 报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Ｗｕ ｈ ａ ｎ 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ｅ ｏ ｆ Ｐ ｈ ｙ ｓ ｉ ｃ ａ ｌ Ｅ ｄ ｕ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Ｖｏ １ ． ４ ７ ＮＯ ． ７
摘 要 ： 福建 和 台湾 都是 经 由移 民社 会过 渡到定 居社会 的 ， 宗族 意识和 组 织在 此过 程 中逐 渐 形成并 深刻
影 响 了闽台居 民 的 日常生 活。 民俗体 育 既 受宗族 意识 和 宗族势 力 的推 动 ， 也 在 闽 台宗族 社会形 成 和发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闽台高等教育的共同使命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 势，也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共同的精神寄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基本的 职责，也是重要的载体。闽台高等院校具有先天的合作基础和便利条件，应共同承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 责任和历史使命，共同为两岸的发展进步努力。
海峡两岸同胞同属于中国人，同属于中华民族，中华传 统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创造的文化，也是两岸同胞关于中华 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对于两岸同胞而言，中华传统文 化认同不仅是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也 是中华民族心理最核心最深层的部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 同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最重要精神支柱［２］。台湾地区同祖国
２０１９年 ８月 第 ３８卷第 ８期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８３６．２０１９．０８．００４
Ａｕｇ．２０１９ Ｖｏｌ．３８Ｎｏ．８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闽台高等教育的共同使命
蔡文桂１，黄阿英２
三、闽台高等教育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１有助于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长期在世界文明 史上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中华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 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思 维观念、处世哲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华传统文 化中关于如何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自然、看待生死，所 探讨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想，所倡导 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 都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的中国和 世界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３］。当然，作为传统的文化，必然 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必然存在着与现代文明冲突的地方，或 者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或政治原因， 海峡两岸都存在着人为地对传统文化的抹黑、破坏和抛弃的 现象与事实，造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或者缺 口。因此，正如先人所言，感觉的东西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 解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是我 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的血脉，我们要更好地 传承它，就要准确地理解它，赋予它时代的价值，让传统的文 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在对话中融合，在碰撞中 完善与发展，守传统之正，创现代之新。黑格尔曾说：“传统 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有如一道生命洋溢的洪流，离 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愈膨胀。”中华传统文化是可以在我们 的传承中与时俱进、繁荣发展的。 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是不同文明之明高度发达， 精神文明主导着世界，中华传统文化长期对整个世界的文明 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近代的中国，积弱积穷，中华文化在 世界文明中也就缺乏发言权。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世界第一，我们也在追 求着中华文化在世界更大的话语权，我们要守正我们的传统 文化，我们要创新我们的时代文化，同时，我们还要敢于与其 他文明进行对话和交流。习近平强调，文明因交流而精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要用欣赏、包容、互鉴的态度看待其
闽台合作乡建乡创 调研报告
闽台合作乡建乡创调研报告一、调研背景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
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已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经之路。
2018年，福建省与台湾签署了《福建省台湾同胞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为推动两岸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创造了良好机遇。
为了推动两岸乡村振兴战略的合作，特组织调研小组前往台湾地区，探讨两岸合作下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和新实践。
二、调研内容经过调研发现，两岸乡村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缺乏创新意识。
当前，乡村发展主要还停留在传统的农业、观光旅游开发方面，缺乏引进新兴产业、新型经济业态的积极性。
2、资金投入不足。
由于目前国内乡村规划和资金补贴较少，又缺乏引进民间资本的有效渠道，导致两岸乡村振兴资金缺乏，形势不容乐观。
3、人才短缺。
目前，由于乡村发展相对较慢，人才流失情况较为普遍，缺乏拥有高新科技、特色产品及深度体验式产品开发的管理型人才。
（二）调研任务本次调研主要是为了探讨两岸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建设新思路和新实践，具体包括：1、了解台湾地区的乡村建设现状，探讨两岸乡村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
2、了解台湾地区乡村与民俗文化在经济、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3、了解台湾地区乡村振兴的政府、社会、企业多元合作模式，探讨合作模式的可行性。
台湾地区的乡村建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光旅游业，另一方面是农业产业。
在观光旅游方面，台湾地区以其丰富、多样的人文、自然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其中，台湾乡村民宿成为各地游客的新宠，为台湾乡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但在农业产业方面，目前台湾地区农业难以为其本身的生计提供保障，这也是台湾地区乡村振兴的一大问题。
台湾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民俗文化也是台湾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核心所在，广受游客和民众喜欢。
同时，台湾地区的乡村振兴也充分利用了文化资源，推出了一系列庙会、赛龙舟、庙会食品等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色民俗文化节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带动了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
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1)
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1)一中国乡约制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久远的上古时代，如近年出土的泉州《重修溪亭约所碑记》[1]所记：古者乡党闾里各有董正之官、约束士民之所，凡以教孝、教悌，俾人知睦姻任恤之风，而无嚣凌诟谇之习也。
是故,里则有门，每弟子旦出暮入，长老坐而课督之。
唐宋以后，虽不如古，而城中约所之设犹是，三代教民遗意也。
从断代研究的角度看，在明清两代，乡约制度的推行乃始于、并且始终系于"老人之役"和耆老之设。
明代闽人何乔远《闽书》记：老人之役：凡在坊在乡，每里各推年高有德一人，坐申明亭，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此正役也。
[2]明代福建惠安知县叶春及《惠安政书》记：国家之法，十户为甲，甲有首。
一百一十户为里，里有长。
……又于里中，选高年有德、众所推服者充耆老，或三人，或五人，或十人，居申明亭，与里甲听一里之讼，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
[3]又记：本里有难决事，或子弟亲戚有犯，须会东西南北四邻里，分老人里甲，公同议决。
许用竹篾荆条，量情决打。
不许拘集。
[4]明代闽人蔡献臣《里老总保》记：国朝民差有正有杂。
里甲、老人谓之正差。
……《大明律》载，合设耆老，须于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内选充。
《教民榜》文云：民间婚姻、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本里老人、里甲决断。
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
而户部申明老人、里甲合理词讼条目，即斗殴、争占、窃盗、赌博、私宰、邪术，里老亦得与闻。
[5] 清代闽人李世熊《宁化县志》亦记：左为亭曰申明，以辨争讼，亦书邑人之恶者以瘅之。
明初以老人坐亭内，凡平婚、田土、斗殴、赌窃诸细事皆主之。
右为亭曰旌善，以劝风化，亦书邑人之善者以彰之。
[6] 明初以来的"老人之役"和耆老之设，在清代也得到法律的确认，清之户律规定：凡各处人民，每一百户内，议设里长一名，甲首一十名，轮流应役，催办钱粮，勾摄公事。
……其合设耆老，须由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人内选充。
闽台民俗文化感想
闽台民俗文化感想第一篇：闽台民俗文化感想专业：09年秋会计本科姓名：杨利玉学员号： 0935001259436 通过学习《闽台民俗》章节，我对闽台民俗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我受益匪浅。
该章节将闽台民俗文化置于中华民俗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对闽台民俗文化作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梳理和分析，坚持以正确的观点与科学的态度对丰富多彩的闽台民俗文化展开研究，紧密结合民众的生活实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闽台民俗文化现象展开论述与探究，内容蕴含丰富、新颖透辟，在民俗文化学研究方面，拓展了新的视野。
从历史发展的时空俯瞰闽台民俗、民风，向读者揭示闽台民俗有着共同的母体“脐带”，全文贯穿这样一个主题：中华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沿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在教程的版面布局方面，感觉这一章节多以文字为主界面，动态辅助材料相对少些，学习起来容易产生视觉上的疲劳，建议设计些生动有趣的图片资料、相关音频或视频材料，增强听觉和视觉效果，以加深学员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寓教于乐。
第二篇：关于民俗文化变迁的感想(春节)春节，中国这个最隆重、最热闹的古老节日到来之时，深受传统影响而又接受着新观念的中国人在民俗的继承与扬弃间面临着抉择。
自从2500多年前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开始，中国人就把精神超越的对象人格化的最高神转化为人文性和道德性的文化精神，形成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其中重视家庭就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核心，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家庭伦理本位”的文化，毋庸置疑，充满浓浓情味的春节正是中国“家庭伦理本位”文化的集中表现。
中国人过年讲究四个方面--团圆，欢庆，祥和，平安。
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聚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享受着除夕过年欢庆、祥和的节日，向上苍感恩祈福，并提前预祝明年平平安安。
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所说，“人们平常的生活愿望以及精神层面的生活理想在过年时集中体现出来。
”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过年有很多讲究，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比如祭灶、扫尘，贴春联、年画，包饺子，吃年夜饭，守岁，祭祖等等，这些习俗在传统的过年形式中是必不可少的。
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 观后感
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观后感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可以从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摄影师的记录中，看到天梯上孩子们的笑容，扶贫干部的汗与泪，姑苏小镇城乡统筹的奇迹，“闽宁模式”东西部牵手的成功跨越，一个个特色小镇、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兴起。
正给我们展现了国家协调发展的宏大叙事。
这是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五年来的发展变化，从一个个小人物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正在为东南西北中的协调发展努力，正在向一体化、一元化发展迈进。
中国经历了几十年快速发展之后，西方经济学中那道所谓绕不过去的“中等收入陷阱”横亘在眼前。
如何避免国家落入“陷阱”而停滞不前，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应对这些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五年来，国家从缩小发展中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入手，努力回答几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千百年来共同富裕的梦想照进现实，让中国的发展更加平衡协调、持续健康。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制度展示了特有的优势，而中国正在独具智慧地创造中国方案，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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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日益受到重视。
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历代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对地域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由于各地的社会经济形态与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不可一概而论。
为了全面揭示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时空特征，有必要开展深入的区域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依据业师傅衣凌教授的乡族理论与多元结构理论，阐述我对闽台传统乡族组织及明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初步认识，以期有助于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
一、 傅衣凌的“乡族”论与“多元结构”论傅衣凌对乡族问题的关注，始自于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当时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停滞不前，其主要标志是原始氏族制和村社制长期存在。
傅衣凌认为，以村社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在各国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未必可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停滞不前。
1930—40年代，他相继撰写了《秦汉的豪族》1、《晚唐五代义儿考》2、《唐代宰相地域分布与进士制之相关的研究》3等论文，考察中国历史上血缘与地缘结合的不同形态及其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福建内地山区发现了大量与乡族有关的现象及资料，开始形成了“乡族集团”的概念。
在1944年发表的《福建佃农经济丛考》4和1946年发表的《论乡族集团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5中，他集中考察了乡族与土地占有、地权转移及租佃关系的内在联系，揭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傅衣凌为了适应当时的学术环境，对原有的研究成果作了反复修订，于1961年重新发表。
这一时期，他对乡族问题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非实体性的“乡族势力”。
在当年出版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6一书中，他不仅论及乡族与地主经济的历史联系，而且揭示了乡族在水利、交通、集市、贸易、度量衡等领域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
他还指出，明清时代的农民斗争，有时也是为了反抗“乡族的压迫”。
在同时发表的《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一个探索》7中，他从土地占1刊广州中山大学《现代史学》（1930？）。
2原稿完成于1940年，刊《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史学专号）；收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3刊《社会科学》第四期，1945年；收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4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出版，文史丛刊之二，1944年8月初版。
5刊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四期。
6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
7刊《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三期；收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有、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等方面，论述了乡族势力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
1963年，他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考察》1一文中，提出了“公”、“私”两大体系的分析方法。
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国家政权，可以视为“公”的体系，而各种形式的乡族势力，则可以视为“私”的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既有矛盾又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了完整牢固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
因此，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或资本主义萌芽难以顺利发展的原因，应该同时注重对“公”、“私”两大体系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以后，傅衣凌在论及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及资本主义萌芽的曲折发展道路时，仍继续强调乡族势力的历史影响。
1978年，他在《明清社会的发展与停滞》2一文中，集中分析了乡规俗例对维护自然经济的作用。
1980年代，他在《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明清土地所有制下的地主与农民》3等论著中，集中分析了乡族关系对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影响。
1983年，他在答复森正夫教授关于乡族问题的提问时，对自己的主要观点作了如下归纳：乡族是原始社会氏族制的残余，但它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与发展。
它包含了地主和农民这两大对立的阶级，但是其统治权又是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
在乡族内部，阶级对立的实质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
乡族的存在与发展，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有所联系。
乡族共有或公有的土地，是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宋元以后，地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设置的，表面上为公有而实际上是私有，私人地主采用了“乡族地主集团”这个骗人的形式。
因此在土地改革时期，自身不劳动的公产管理人，也被划分为地主分子。
乡族的存在是妨碍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它阻碍了阶级的分化，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被盖上了“同乡”“同族”这一温情脉脉的面纱。
其次它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里大量存在着族工、族商，使小生产者的独立、分化极其困难。
4由于新中国特定的学术环境，傅衣凌的乡族研究直接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曲折发展”等中心议题相联系，因而也特别关注乡族与“阶级斗争”、“自然经济”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这应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一学术取向无疑限制了乡族研究的理论视野，难以充分揭示乡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作用。
实际上，傅衣凌生前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并已作了深入的理论反思。
1988年发表的傅衣凌遗著《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5，既是他毕生治史心得的总结，也是他晚年自我反思的结晶。
在这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中，他直言不讳地宣告：“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与西欧或日本那种纯粹的封建社会（Feudalism）,不管在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或者是思想文化方面，都有很大差别。
为了避免在比较研究中出现理论和概念的混淆，本文使用‘中国传统社会’一词。
”这就是说，他决定不再使用“封建社会”的理论模式解释中国历史，而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解释中国历史。
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是“多种生产方式长期并存”，因而是“多元的结构”。
在傅衣凌的“多元结构”理论中，乡族与国家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工具，而是用以协调多种生产方式的政治力量。
在这种多元的社会1刊《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收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2刊《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四期；收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3刊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
4参见森正夫：《围绕“乡族”问题》，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
5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
结构中，乡族与国家共同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共职能，但二者所处的地位及作用又不尽相同。
首先，“由于多元的经济基础和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运动，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体系分为‘公’和‘私’两个部分。
一方面，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是组织严密、拥有众多官僚、胥役、家人和幕友的系统，……国家的权力似乎是绝对和无限的。
另一方面，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却是乡族的势力。
……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公’和‘私’两大系统互相冲突又互相利用的的互动过程。
”其次，“在公和私两大系统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乡绅阶层。
……高度集权的国家实际上无法完成其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双重身分的社会阶层来完成，而基层社会也期待着有这样一个阶层代表它与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打交道，这就是乡绅阶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
”再次，“与多元的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控制体系相适应的，是财产形态和财产法权观念的多元化。
国有经济、乡族共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长期共存，是中国传统社会财产所有形态的一大特色。
……乡族共有经济包括族田、学田、义田、义仓、社仓、义渡、义集、私税、私牙等等形态，在传统社会的某些发展阶段，在某些地区，这种的乡族共有经济曾经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成分。
……乡族势力对乡族成员的财产也有一定的控制权，这一点在族人的土地买卖中有尤为明显的表现。
”复次，“与社会控制多元化相对应的还有司法权的多元化。
……从汉代‘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断曲直’的现象，到明清乡族的族规、乡例等，这种乡族的司法权一直存在，而且在解决民事诉讼和预防、惩罚犯罪方面起着国家司法系统无法替代的作用。
乡族势力不仅可以施行私刑，而且往外拥有部曲、私兵、家兵等武装力量。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族与国家，无论在社会控制、政治体制、产权关系及司法体系等领域，都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如何从多元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乡族与国家的不同地位及作用，可以说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关键所在。
傅衣凌的乡族理论与“多元结构”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性，集中地表现为乡族的多元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存在着多元的乡族组织，才有可能适应多元的经济基础。
为了充分揭示乡族的多元性，傅衣凌在遗著中对乡族的概念作了详细的说明：“乡族保留了亚细亚公社的残余，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已多次改变其组织形态，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地缘性的，是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性的组织都可被视为乡族组织，每一社会成员都在乡族网络的控制之下，只有在这一网络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在这里，乡族全面涵盖了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几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可以归入乡族的范畴，从而也就极大地拓宽了乡族研究的学术视野。
二、 闽台地区的传统乡族组织我对闽台传统乡族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族组织与共有经济、家庭结构与宗族组织、民间信仰与社区组织等领域，力求揭示乡族组织的多元特征及其演变趋势。
闽台地区的传统乡族组织，包括各种以地缘或血缘联系为基础的民间社会组织和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合股组织。
这些乡族组织一般都拥有土地、山林、店铺、借贷资本等不同形式的资产，构成了规模庞大的乡族共有经济。
在福建大陆地区，乡族共有经济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宋代，明中叶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清中叶以后已超过私人经济的规模，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
根据土地改革时期的统计资料，闽西北地区的乡族共有田占总耕地50%以上，闽东南沿海约占20~30%2。
此外，福建各地的工商业经济与水利、交通、墟市等公共设施，大多也是由乡族组织共同经营3、。
清代台湾的早期移民，为了应付恶劣的社会生态环境，普遍利用原籍的乡族关系，组成各种形式的合股组织，从事土地开垦、水利建设等开发事业。
在移民定居之后，立足于台湾本地的乡族组织逐渐形成，乡族共有经济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
根据日据初期的调查，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涉及开垦、埤圳、鱼塭、林业、制造业及商业、金融业、运输业、加工制造业等基本经济行业，而各种民间社团和家族组织，也都拥有不同形式的“公业”，因而被视为“财团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