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发展

刍议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发展
文章概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社会各阶层崇信佛教的现状;从社会环境、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佛教蓬勃发展的深层根源。

标签：十六国;北朝;佛教;发展
佛教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快速发展，尤其北朝时期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一时社会风气，“当时佛学，直掩过老学。

然鲜能知佛之作用者，多谓事佛可以求福。

至于号取寺名，诏用佛语，人以僧名，几若无事可以离佛。

”可见佛教在北朝社会的兴盛状况。

一、各阶层对佛教的信奉
1、统治阶层对佛教的积极支持
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统治者往往利用佛教等宗教信仰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佛教多数采取支持态度。

石虎曾以“佛戎神，正所应奉”为理由，大力的发展佛教。

北魏道武帝也爱佛经，但因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来不及大“建图宇”，广“延僧众”，只能是对佛门弟子表示礼敬，而且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他还与僧人保持往来。

可见佛教在北方的盛传情况，是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的。

其对佛教信奉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制度上来看，统治者为了支持佛教的快速发展，往往颁发诏令，从制度上为佛教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如道武帝在天兴元年下诏曰：“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为寺院的广泛兴建提供了政治的保障。

又如北魏文成帝曾下诏云：“其好乐道法，欲为法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笃素，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 为人们合法出家提供了法律保证，从而促进了佛教的快速发展。

其次，从寺院的修建来看，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往往大肆修建寺院，据统计“北魏17个皇帝，170年间国家造大寺47所，北齐历经6个皇帝，28年内皇家立寺43所，北周历经5个皇帝，25年间修造寺院931所。

”可见统治者对佛教事业的大力支持。

魏孝文帝元宏身为皇帝者，亲自为出家者“剃发”，而且，在同时他“又诏起建明寺”。

类似魏孝文帝对佛教这样崇信的统治者还有好多，毋庸置疑在这样的措施下，佛教寺院大肆盛行。

然后，从对僧侣的态度来看，统治者为了拉拢佛教名僧，往往对其礼敬有加、加官进爵、大肆赏赐。

僧人昙曜曾担任“沙门统”，文成帝拓拔浚对他“奉以师礼”。

明元帝时期，对沙门高僧加官进爵，如沙门昙证“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寿将军号”，除了赏赐高官厚禄外，西魏文帝“又于昆池之南，置中兴寺庄，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

”如此做法，使得庞大的财富都以寺庙为中心聚集起来，促进了佛教的蓬勃发展。

再次，从石窟佛像的修造来看，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支持佛教发展，往往大量的建造石窟和佛像。

文成帝拓拔浚“乃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

调饰奇伟，冠于一世。

”献文帝拓拔弘也“于京城之内，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

”可见统治者对佛教的信奉在石窟和佛像的修建上鲜明的体现出来。

最后，从僧官制度来看，统治者为了让佛教更加有秩序的发展，还设立了僧官制度，加强对佛教寺院的管理。

后秦姚兴颁布了设立僧官管理僧人的制度“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

从明元帝开始，统治者将佛教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设立“道人统，绾摄僧徒。

”后继统治者逐渐补充，形成了较完备的僧官体制，而僧官体制的建立明显的表现出统治阶层对佛教的信奉。

2、士族阶层的礼佛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阶层占有重要比例，面对战争频繁、政权更迭的社会状况，他们更多渴望宗教式的慰藉，而当时的儒学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心灵需求，所以他们逐渐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安放到了佛教圣地中来，“崔光、王肃、王翔、孟仲晖、冯亮、裴植、裴粲、徐绘等文士学人均奉佛法。

”可见当时多数士族对佛法非常信奉，虔诚的听信沙门讲道，并且自己积极跟随传教佛僧翻译经文，探讨佛法。

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捐助方面来看，北魏时期“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

”这些官僚本身就是拥有大量田产的士族阶级，所以他们对佛教是大力捐助，北魏洛州刺史冯熙，在各州建立“浮图、精舍七十二所”。

北魏琅琊王诵“俸禄所资多入经像。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士族阶层对佛教的捐助是其信奉佛教的一个鲜明表现。

其次，从对佛经的抄译校对来看，士族阶层为了更深入的理解佛法，往往参与佛经的抄写翻译校对。

东晋著名的士族精英如谢灵运、费长房等人就曾做过此类工作。

在士族阶层眼中，抄写佛经是信徒积累功德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积极参与。

《维摩经义记》卷四题记，就有这方面的记载：“龙华二儒共校定也。

”毫无疑问，此处的“龙华二儒”显然是儒学修养很好的士族阶层，他们的学问修养都比较高，所以僧人写完大多数佛经都要请他们校对。

从事佛经的抄写翻译校对，毋庸置疑是士族阶层对佛教信奉的表现。

最后，从对佛法的研讨来看，士族阶层虽然接受了佛教的佛法教义，但是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他们，所以他们竭力的将二者糅合，认为佛教教义与儒家理论并不相悖。

颜之推在他的家训《归心篇》中将儒家中的五常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认为二者实质相同。

魏收也在《释老志》中将佛教三归比况孔子的君子三畏，他们的这些看法将佛教糅合在儒家思想中，利于佛教的快速发展，是其信奉佛教的鲜明表现。

3、僧徒阶层对佛教的虔诚
随着佛教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快速兴盛，出现了一批佛徒阶层。

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虔诚的信仰佛教，如释智猛为了取得佛教经典，不顾自己年迈老衰，不畏取经路途艰苦，毅然前往印度，支撑他的动力就是对佛教的礼敬之心。

又如康法郎“誓往迦夷，仰瞻遗迹，乃共同学四人，发迹张掖。

”可见佛教徒对佛教的信仰非常虔诚，为其投入自己一生的心血，对佛教事业是非常支持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佛教的求法，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法的传播都需要外来的僧人进行宣传，但毕竟因为路途遥远、僧人数量不足，因此无法将宏伟的佛法全数传播到中国，所以一些虔诚的僧徒，不顾路途艰苦年纪老迈，都想去印度求法，“度雪岭，攀悬崖、历万苦而求法，其生还者固有，而含恨以没，未申所志，事迹不彰，或至姓名失传，不知几人。

先民志节之伟大，盖可以风矣”，这些评语高度赞扬佛徒们前赴后继的勇气与志节，而支持他们进行这项宏伟事业的奋斗力就源于对佛教的虔诚。

其次，从政治上寻求保护，佛教本是外来宗教，而中国一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因此一些僧侣为了更好的传播佛教，往往寻得统治者的政治保护。

佛图澄为了让佛教在后赵广泛传播，首先得到后赵大臣郭黑略的信任，让其以他为师，从而出谋划策，得到皇帝石勒的重用。

后来继位者石虎称他为国家的“大宝”，可见其政治地位极高，在他的影响下，佛教快速发展，又如“著名僧人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

谓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 打破了佛教不拜君主的规定，并且将君王当作是如来，可谓是竭尽全力的讨好统治者，以此获得政治保护。

正是在这些僧侣的作用下，佛教在政治的保护下迅速发展。

最后，从佛经翻译传播来看，僧徒阶层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正是他们孜孜不倦地翻译抄写，才能让世人见到这么宏伟的佛法。

“鸠摩罗什自凉州入关之后，追随他的僧人多达3000多人，这些僧人聚集在后秦的都城长安，在草堂大寺和逍遥园翻译佛经，前后12年时间，共翻译佛经300余卷。

”这样不仅补充了众多的佛法经典，而且使得众多具有佛教经典知识素养的僧人成长起来，迅速成为佛教经典翻译和佛教知识体系构筑的主体力量，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4、民众阶层对佛教的信奉
西晋八王之乱后，统治实力日渐衰微，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史称“五胡乱华”，这一时期“都街杀人，朝朝不绝，思为乱者，十室而九”，北方民众连最基本的生存安全都不能保证，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众都寄希望于遁入空门，保障生命安全。

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而言，佛教是自身解放的一条捷径。

佛教所宣示的教义不仅比玄虚幻想的道教更易理解，而且积善得报的修行方法也更易操作，对于身处苦难中的底层百姓而言，佛教提供了十分理想的精神庇护所，因此他们往往“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以表自己对佛祖的信奉。

第一，从写经题记上看，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民众生活非常艰苦，都寄希望于佛教，寻求精神上的祥和，所以盛行造佛教写经题记，写经题记上的语
言明显能体现出民众当时的愿望，如北周建德二年，土知勤明写《大般涅槃经》题记中造像记所祈福的内容，具有非常浓厚的普世情结，可见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已经深深影响着民众的生活观念，类似这种写经题记在当时非常普遍，可以明显的看出这是民众对佛教信奉的表现之一。

第二，从信奉上看，民众对佛教是非常虔诚，都希望自己“值佛闻法，恒念菩萨。

”因此众多的佛寺、造像都是他们捐赠出大量金钱并且提供劳役所建造。

杜牧《春日绝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其实绝不仅仅局限于南朝，北朝寺庙数量之多也非常罕见，而这原因不能都归功于统治者，民众在修建寺院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很大的力量，同时，老百姓家中都供奉佛像，可见民众对佛教的虔诚。

二、各阶层信奉佛教的原因
1、社会环境
佛教为何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蓬勃发展呢？这个问题很多人探讨过，从清代学者王昶，直至近代罗振玉、梁启超等先贤，都以“社会动乱之痛苦”作为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畅行的原因。

据军事史编写小组整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多的一个时期，东晋时期的103年中，大小战争有272次。

南北朝的159年中，战争178次，”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生存环境是何等的残酷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下层人民群众生活苦难，即使是上层社会，各级官员，前程暗淡、朝不保夕之感也时常在精神上摧残着他们。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各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一种精神依托。

而佛教既为广大民众摆脱痛苦提供了精神上的解脱渠道，也为祸福不定的某些上层人物提供了精神避难场所。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影响下，佛教迅速发展。

2、政治原因
统治者的大提倡、扶持，是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获得空前的发展隆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统治阶层对佛教都非常信奉，著名僧侣道安在颠沛流离中也曾说道：不依国主，则法难立。

”毋庸置疑，佛教的发展是得到统治阶层认可和扶植的。

北朝政权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从心理上更易于接受，因此不仅皇帝崇佛，北朝的后妃、公主、诸王，也大都信佛。

以皇室为中心的上层社会崇佛，无疑对佛教在全社会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佛教也遵循着“唯依国主才能成立”的原则，主动承担起对社会“施行教化”的使命，使得佛教原先以个人或“众生”为本位的学说，转变成了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学说，强化了佛教的政治色彩。

对于统治者来说，佛教不仅具有稳定军心，安抚百姓之效。

而且能够争取民众支持，二者利益紧密相关，因此，佛教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极大支持。

3、经济原因
寺院经济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蓬勃发展，为佛教的快速兴起提供了经
济基础，帝王崇佛是寺院经济发展迅速的主要动力，当时国家控制着大量土地和民户，帝王们都非常狂热的崇信佛教，因此经常将这些土地与民户一并赐予寺院，如北魏孝文帝一次赐寺院“稻田百顷”。

社会风气自古就是“上有好焉，下有甚焉”，因此在皇帝的带头作用下，贵族官僚也经常捐赠土地予寺院，而且民众受佛教教义影响，也愿意将自己的土地捐献出来，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寺院经济快速发展壮大。

同时寺院僧侣具有免缴税收、不赴劳役的特权，所以吸引大量民众遁入空门，促进了佛教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为佛教的迅速兴盛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佛教的发展有了经济基础。

4、思想文化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加剧，战争频繁，经常发生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使士族阶层中本来存在的无常感和虚幻感日益增强。

而且儒家思想的正统观念开始崩溃，玄学得以发展，这一思想变化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们在苦闷不安的现实世界中，必须要寻求一个精神上的寄托，而佛教的“身死而神不灭”思想既符合中国传统信仰，又符合社会现实，使佛学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

而且在这一时期，外国僧人带着先进的佛学思想理论传播到中国，中国僧人也不断到西方求取真经，使得佛教理论知识更加全面，从而为佛教的自身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结语
佛教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迎来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纷纷受教。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思想文化。

佛教以共同的信仰凝聚了各族民众，对胡汉两大民族集团的社会融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由于佛教在此时期的如荼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佛教在唐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