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弈论大师谢林的《冲突的战略》有感

读博弈论大师谢林的《冲突的战略》有感
《冲突的战略》读后感
查阅了博弈论的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博弈论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迄今发展才70余年，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博弈论大师中，有两个人的名字是无法回避的，一位是我们所熟知的约翰.纳什，他所创建的“纳什均衡”充实和丰富了博弈论理论的内容；另一位则是托马斯.谢林，收益矩阵模型即是他对博弈论的重大贡献。

两人在博弈论研究领域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更擅于利用和构建数学模型对博弈理论进行阐述；后者的著作多半以老百姓能够字面理解的日常语言写出来，没有数字和希腊字母以及很少采用令一般读者艰涩难懂的数学形式推导。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博弈论只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还未形成独立的一门学科。

而托马斯.谢林的出现，特别是其著作《冲突的战略》一书从不同的角度对博弈论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新阐释和发展，其中在核裁军、国家战略政策层面有广泛应用。

书中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即是关于可信承诺在冲突或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最早起源于1956年谢林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论谈判》，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相机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

谢林在书中也举例说明可信承诺在冲突中的作用。

比如，战争中持续对抗的双方，相对弱小的一方为了向另一方表明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往往会通过将
己方后撤的桥梁炸毁来向对方表明抵抗到底的决心，通过断己方退路的可信承诺方式来威慑并达到遏制对方进攻的目的。

这让我们联想到项羽过江“破釜沉舟”的故事，断了自己军队的退路，让兵士们明白只有死战胜敌才有活路，最终楚军以少胜多、大获全胜。

谢林的《冲突的战略》一书全文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自成一体，而每个部分之间又有相互交叉的内在逻辑关系。

比如，首先第一
部分对战略理论中的谈判、谈判机制以及结构特点进行了解读和铺垫，之后第二部分通过趋向互动决策理论以及博弈论在战略行为中的决策应用来对博弈论进行重新定位，最后再从博弈的角度对战略行为应用的方式和方法进行系统的阐述。

由于谢林曾供职于政府部门，因此，在此书中涉及到的博弈论具体事例多为国际冲突、战争威胁以及核军控等问题。

我们发现书中谢林更多的关注是在非合作博弈过程中如何化解冲突、实现和解、并实现双赢。

由此可见，谢林将传统博弈中的“非赢即输、非输即赢”的零和博弈状态在理论和现实应用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比如，谢林在第三章中谈到若要将战争控制在有限战争状态，或者有限竞争、司法管辖权问题，“非零和博弈”中的默式谈判具有的原则为实现共同利益来协调彼此行为的一些重要作用。

并由此得出结论：1、无论是默式谈判结果还是通过不公平或艰难谈判取得的结果，都需要比其他淘汰结果具有质的优越性，而不仅仅是程度的问题。

2、如果非要在沟通匮乏
的条件下实现结果，谈判双方应该具有足够的宽容心，允许现实条件影响谈判结果。

谢林为了进一步阐述非合作博弈过程中“非零和博弈”的过程和价值，对“零和博弈”也有自己的阐述和界定。

传统博弈理论通常将“零和博弈”研究证实了的方法和概念应用于“非零和博弈”中。

然而，谢林通过把“零和博弈”看做是一个具有有限性的场景，而非一个分切点来拓展博弈理论的范畴空间。

并且认为“零和博弈”的理论中：建议与干预、威胁与允诺都无法产生积极的结果，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主张，博弈双方之间的关系要么完全友好，要么极端不平衡。

这就可能导致不利一方采取最小最大战略破坏这种不平衡关系。

这一阐述让我们清晰认识到了“零和博弈”在解决冲突过程中的局限性，在全球化发展更加深入、各方利益相互交叉和融合的当今世界，更加凸显了“非零和博弈”的价值和研究意义。

当然，作为谢林在书中一直深入探讨的“非零和博弈”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谢林将“非零和博弈”分为混合博弈和完全合作博弈两
种情形，统称协作博弈。

其中，混合博弈即是冲突与利益共存的博弈。

有趣的是，谢林认为协作博弈也可能隐藏于制度和传统的稳定现象或者领袖现象的后面。

在一大堆规则中或许就存在制约冲突的因素；传统则是每个人期望别人作为潜在候选人保持清醒的特定规则。

当默许无法发挥作用时，传统因素通常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谢林举例道：比如军队或舰队的团体精神、
某个大学或社团的价值观等。

虽然作为有机体的人员在不断更换和演变，但是团队还是不同程度地保持某种特有的稳定性，而且新成员的加入并不足以消弱这种特质。

谢林在书中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更多的是在现实中的应用，而且这些成果不仅仅运用在经济领域，更运用在很多国际大事上。

比如，要使战争双方实现合作，就要求交战双方具有第二次打击力，如果具备了第二次打击力，不合作的一方就会有包袱，在军事上具体的例子就是发展核潜艇和核子飞弹。

上世纪60年代的苏美冷战，之所以最后没有转变成热战，就是因为双方都具备这样的二次打击能力。

谢林的博弈论思想在现今国际政治中的运用典型事例是中美关系在冲突与利益共存下的“非零和博弈”，比如中美关系因为利益的冲突与相互交叉重合而充满变数，在毛泽东时代是全面的对抗，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利益由冲突逐渐走向冲突与融合并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共同利益愈加大于冲突。

也就是说，发现谁也不能吃掉对方，所以只有合作、化解冲突。

这是谢林理论的应用。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是强者，美国向中国的逐步让步使得今天的世界空前的繁荣，中美关系的“非零和博弈”仍将持续，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大的繁荣。

最后，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三章的默式谈判与有限战争中谢林提到二战中没有出现毒气战这一历史史实，我们小组经过史料查证一致认为谢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真正的历史史实
是二战日军在中国许多次战役战斗中均不同程度的使用了芥子毒气弹，比如，二战中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衡阳保卫战，如果日军不使用毒气弹是无法攻陷的，刚拍摄上映不久的《喋血孤城》
就反应了这段历史。

直到今日，我东北三省各地仍遗留了大量二战日军毒气弹即是铁证。

(这是不是预示着谢林的博弈理论在面对东方文化时有些微的差别？这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谢林对历史史实的认识错误有两种可能，一是确实不了解中国的抗日历史；二是写这本书时中美还处于激烈对抗状态，因此，故意忽略了日本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但是，国内的翻译和编辑人员也未在此处注释纠正。

我们认为，这一疏漏会误导读者，造成对历史认识的错误。

作为清华人向托马斯.谢林提出严正抗议！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献身的英烈致敬！
读完此书，使我们感到博弈论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运用的巨大价值，面对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情形，我们要想持续、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博弈论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各个层面的应用与发展，以达到既发展又减少摩擦的世界共赢局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