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理论：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

金融自由化理论：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
杨时革1
一、引言
金融自由化是一个涉及广阔的金融学术语，有着深厚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背景。

金融自由化理论就其内涵而言不能脱离对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两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的经济学命题的讨论。

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演进过程看，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20世纪以来金融领域的具体延续，金融自由化思潮从其基本理论假设和基本理论倾向上都体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

而金融自由化整个理论体系及其实践发展，它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离不开对政府行为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探讨。

围绕金融自由化的一切争议，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以及08年金融危机席卷金球的恶劣经济情势下，关于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的质疑、批判和修正实质上是对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行为作用边界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二、金融自由化理论：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
在研究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轨迹时，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有关金融在经济中功能及作用的研究、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抑制和深化理论等等方面的理论，都属于广义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金融自由化不等同于我们狭义所理解的金融体系中的“放松管制”（Financial Deregulation），实际上，金融自由化理论所探讨和研究的主题远比对金融体系放松管制的简单理解要广泛和深刻得多。

从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历史渊源看，金融自由化理论所考察的主题其实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早期文献
1．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
关于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早期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金融体系尚处于萌芽阶段的17和18世纪，在此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产业资本的繁荣对金融资本的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运转良好的资金借贷体系对于产业资本成长的重要性。

在洛克、斯密和边沁的关于金融发展的早期著作中，都强调了强有力的货币体系和不受约束的金融中介的重要性。

在20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学家中，熊彼特最早从企业家才能（精神）和创新的角度论述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912,1934）指出，“纯粹的企业家在成为企业家之前必须首先使得自身成为债务人，……，金融体系的功能是实现企业家才能、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体系为企业赋予了生产性的力量，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有可能从单纯的循环性的流动升华出来，达到一种完美的均衡状态。

”在《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商业周期的研究》这本书中，熊彼特以其精彩的论述，对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把银行家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

他认为，银行家或是取代代资本家或是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于是银行家自身成为最优秀的资本家。

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然而，企业家不能离开银行家的作用，因为银行家是联结生产要素拥有者和希望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者的桥梁和纽带，银行家本质上成为经济发展的象征，而前提是不存在一个中央当局来指引整介社会过程。

银行家在资金配置中发挥核心性功能和作用，使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得以按照创新的要求配置，所以，银行家是企业家的企业家，是现代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总象征。

从熊彼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家（金融家）的作用使其1作者简介：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经济学、金融学。

代表的金融体系成为一个抽象的社会经济管理力量，它调节着整个经济中企业家的活动，但其基本条件是，经济体系中不存着一个对经济资源进行介入和干预的中央机构。

熊彼特的这些早期金融自由化思想的萌芽，通过企业家创新这个特殊视角，揭示了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些开创性的阐述对于其后的金融结构理论及金融深化理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和影响。

2．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
20世纪60年代，随着金融体系结构的迅速拓展和复杂化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愈显突出，现代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金融经济”，金融资产成为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金融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成为亟待解决的学术课题。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被喻为比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他于1969年发表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这部名著。

该书对长达百余年的金融发展史及当代几十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建立了一个研究金融发展的新的理论框架，它着重研究金融本身发展的规律性，以揭示不同国家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结构的差异，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Raymond W.Goldsmith，1969）。

“金融结构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货币非中性传统，以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多样化为表现方式的货币替代过程，实质上是金融发展的现实路径。

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系列金融结构指标，试图以此揭示金融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律。

揭示金融结构基本特征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反映金融相关度的FIR（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指标。

所谓FIR，是指现存金融资产与国内经济总量或国民财富（GDP或GNP）之比；二是货币化比率，即金融总量（金融工具、机构和金融资产）在经济中的分布，它衡量一国经济的货币化或金融化程度。

另外除了以上存量指标外，衡量金融结构特征的还有流量指标，即存量指标有一个时间段的变化情况。

戈德史密斯经过大量分析，将金融结构概括为三种类型：其一，金融相关度低的金融机构。

FIR值在1/5～1/2之间，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而居于主要地位，在全部金融资产余额中，金融机构所持比例低，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占据突出地位；其二，金融相关度仍旧很低，债权凭证也大大超过股权凭证，银行仍然在金融中占据突出地位。

但与第一类不同的是，政府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体现出这类经济有明显的混合经济特征；其三，金融相关度较高（FIR值在1左右），同时金融机构在全部金融资产中份额上升，股权权凭证比例上升，金融机构日趋多样化，这导致银行体系地位下降，以及储藏机构、私人及公共保险组织地位的上升（Raymond W.Goldsmith，1969）。

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揭示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上层结构的增长一般要快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因而金融相关度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不是毫无限制。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FIR值在1和2/3之间）时，FIR就不会有大幅增长，如20世纪初的西欧和北美。

经济不发达国家金融相度相对较低，反映了这些国家金融工具单一、金融资产规模小、金融体系不完善等“金融不发展状况（Financial Undevelopment）”。

另外，除了金融相关度的变化，经济发展还伴随金融资产“机构化（Institutionalzation）”，即金融机构整体在一国金融资产中所持份额的持续提升。

但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又有不同，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是，银行体系相对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地位在下降，尽管金融机构所持份额一直呈上升趋势。

而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所持份额相对较高。

戈德史密斯的这一发现为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特点（扶持间接金融和银行机构，忽视直接金融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发展的结构布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佐证。

3．格利和肖的“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理论”
20世纪60年代，金融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格利和肖的著作《金融货币中的理
论》（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1960）。

该书对金融体系中的货币功能、货币政策和货币控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考察。

在阐释理论观点的过程中，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内在货币（Inside Money）”和“外在货币（Outside Money）”的核心性概念，从外在货币的角度，坚持并发扬了货币非中性思想。

按照格利和肖的定义，所谓“外部货币”是在初级经济中，政府为了购买商品和劳务或转移支付而发行货币引入的债务，其净值可作为私人部门的资产；在格利和肖的初级证券模型中，在政府用发行的货币购买私人证券时，这种货币就被称为“内在货币”，因为这种货币是建立在私人部门内在债务的基础上的。

简言之，站在私人部门的立场，外在货币就是整个私人部门的净资产；内在货币同时是私人部门（相互之间抵消）的资产和负债，因此对整个私人部门而言不能作为资产，因此，物价变化只会引起财富在私人部门之间的相互转移，但不会引起整个私人部门与政府之间的财富转移。

由于在格利和肖的理论中，大部分货币是内在货币，因此，物价变动一般对总财富没有净影响，它只会在私人部门间产生财富的分配效应。

但格利和肖也认为，如果将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结合考虑，货币政策对于实际变量的影响就不再是中性的。

因为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结合，使得政府货币当局有可能对收入和财富的实际水平产生影响。

尽管用了新古典方法，但格利和肖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与新古典分析不同的观点，比如：货币只是无数金融资产中的一种，货币并非货币金融理论唯一的分析对象，货币金融理论应该面对多样化的金融资产；不仅商业银行有信用创造的能力，其他金融机构也有信用创造的能力；影响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除了货币政策外，还有财政政策和债务政策；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有效手段，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基本要素是控制名义储备（Norminal Reserves）、储备余额率（Reserve-Balance Rate）和商业银行存款利率（Join G. Gurley and Edward S Shaw,1960）
格利和肖的这部著作，建立了一个以研究多种金融资产、多样化金融机构和多种政策配合的金融经济分析体系，拓宽了金融理论和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领域，是早期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研究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成果。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
1973年，肖和麦金农先后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两本著作，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这两本专著及以后的文献中，两人都分别独立地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ing）这两个术语及其理论，由于这两个理论颇多共通之处，即都充分强调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消除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因此，学界一般将两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统称为“金融深化理论”。

这一理论的实质是主张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此促进经济发展。

该理论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的奠基之作，不仅丰富了金融发展理论，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金融抑制的内涵和传统解释
“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是和“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深化”相对立的一个术语，但是关于“金融抑制”的确切定义，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并没达成一致。

在麦金农的《经济自由化的秩序》一书中，“金融抑制”是指“一种货币体系被抑制的情形，这种抑制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受到割裂，对于实际资本积累的质量和数量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McKinnon,1991,1993）。

这是一个很精炼的定义。

实际上，金融抑制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要将这些内容涵盖到一个简单的定义中，的确难度很大。

从主体看，金融抑制的实施者是拥有决策权力的政府；从后果看，政府实施金融抑制，无非是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对金融市场中的价格和交易进行干预，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

短期看，
金融抑制也许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着眼，金融抑制必然会破坏市场机制，使国内金融市场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幼稚状态，不能发挥金融体系有效配置资金的经济功能，从而大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经济的共同发展。

从原因上分析，金融抑制并非政府丧失理性的结果，而是政府在某个别历史时期，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约束条件采取的理性行为。

肖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试图对金融抑制的逻辑作出解释。

他认为，在落后的国家一个普遍的倾向是对高利率的反感，法律、民众习俗以及道德准则都有这种倾向。

凯恩斯曾经在《通论》中表达了类似观点：“利率并不总是自我调节到于社会有益的最佳标准，而是通倾向于上涨太高，因而一个聪明的政府应时刻通过法律、习俗，甚至借助于道德准则来抑制利率的过度上涨”（Kenynes,1936）。

肖（Edward S.Shaw,1973）的解释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一般认为高利率是具有剥削性的，因此要保护弱势群体不受垄断力量的剥削，国家就有义务限制利率水平，同时落后国家通常认为，高利率是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物质资本拥有者会将高利率反映到其产品价格水平上，对最终价格上涨起到了成本推动作用，故限制利率水平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

另外，实行较低利率水平也有利于阻止经济停滞和防止失业率过高。

由于落后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因此产生不了稳定的市场均衡，只有通过政府的干预才能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加之落后国家缺乏规范有效的市场机制来控制名义货币量，因而只有依靠政府对金融系统的行政性干预才能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目标。

2．“麦金农—肖的内在货币模型”：对金融抑制的静态分析
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这两部著作中，麦金农和肖建立了他们的金融发展模型，即“麦金农—肖的内在货币模型”（ McKinnon—Shaw Inside Money Model）。

该模型指明了金融抑制（政府管制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及严重消极后果，分析了放松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模型表明，在受到管制但仍保持一定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中，当存在存款利率上限时，会导致居民现期收入水平下储藏水平的下降，而银行体系所得到的利率差额将被用于广告和新设分支机构等非价格性的竞争性耗费。

然而，这类竞争性耗费所带来的非价格服务在价值上不足以抵偿投资者（借款人）所支付的较高利息，于是实际货币需求总是随着实际存款利率的下降而下降，这样，在管制存款利率水平下，实际利率低于均衡水平，市场出清的投资和储蓄水平都下降了。

实际上，在那些金融抑制国家，不但有存款利率的上限，还存在贷款利率限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体系竞争程度受到很大制约。

当银行必顶遵守贷款利率上限时，可贷资金的非价格配给就不可避免，即信贷配置并非按照投资项目的预期生产率来进行，而是按照交易成本和预期拖欠风险来进行，在此情况下，抵押质量、政治压力、贷款的暗中利益等因素都会影响资金的配置。

在选择性或指导性信贷项目下，银行被迫以受到补贴的贷款利率首先将信贷资产配置给这些项目，由于受到补贴的贷款利率，其实际值都是负的，故在收取风险溢价的驱动下，银行往往不鼓励及时还款，于是在所有这些选择性或指导性信贷项目中，都会遇到贷款拖欠的严重问题。

高比例欠帐使得新投资可供利用的资金非常有限，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准备大大降低，加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及爆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

即使信贷配给是偶然发生的，当贷款利率上限被降低的情况下，投资的平均效率也会降低，原因在于那些收益较低的投资也变得有利可图了，那些以前不能得到贷款的企业现在也可进入市场了。

因此，如果利率太低且产生非均衡信贷配给，则会产生“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情形。

贷款利率限制使得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无动力冒任何贷款风险，因为利率上限严格时，银行很难收取风险溢价，银行“惜贷”的结果会将大量高收益投资逐出市场。

当然，在金融抑制国家存在一种投资趋势，但这些投资获取的收益很难超过上限利率水平。

麦金农和肖都主张适当提高甚至最终取消利率上限，他们认为提高利率上限可以剌激储蓄和投资。

提高利率上限可使得企业家不会再选择低产出的投资项目，因为在较高利率水平
上，这些项目不再有利可图，因此投资的效率或平均收益得以提高。

麦金农和肖认为，实际利率是更高的投资水平的关键推动力，也是提高投资效率的有效工具。

投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或积极的效应。

而在那些金融抑制经济中，储蓄和投资都是萎缩的，与此不同，在金融不断自由化和深化的国家中，投资和储蓄活跃，经济增长加快。

基于这种考察，麦金农和肖的政策建议是，在金融抑制国家里提高金融机构利率水平或降低通货膨胀率，以产生最大化投资的最优结果。

在麦金农后来的研究中，他十分强调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认为严格的财政纪律是成功的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条件，因为公共部门的赤字是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不相容的（McKinnon，1982）。

麦金农和肖有着大致相同的理论倾向，即都强调利率扭曲等金融抑制措施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都倾向于金融自由化，并提出了系统性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基本模式。

3．麦金农的“互补性假说”和肖的“债务中介观”：对金融深化的静态分析传统理论认为，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随着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投资会呈下降趋势。

这种替代关系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实际利率的变动。

原因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经济中的技术条件趋同，商品价格变动可以预期，同时，资本的边际效率亦可预期，资产收益率呈平均化趋势，而实际利率与投资呈反向相关。

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的替代关系表明，货币与实物资本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

麦金农通过对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否认了这种替代关系的存在。

他认为实际货币余额和投资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他的“互补性假说”（Complementarity Hypothesis）。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单位的相互隔绝和市场的割裂使得各经济单位的生产技术条件相差悬殊，所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价格亦不一致，从而导致资产收益率很难有一种平均化趋势，因此，企业家难以对未来的产品价格及投资收益率有一个准确的预期和把握，在此情况下，降低降低实际利率也不能保证达到剌激投资的目的。

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因此，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尽可能积累资金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目标。

而提高实际利率，会剌激储蓄水平，增加资金，积累，从而引起投资上升，这样，货币与投资间就是一种互补关系，即投资与实际利率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函数关系。

发展中国家存在人为过低的实际利率水平，影响了储蓄和投资，抑制了经济发展。

因此，在麦金农看来，发展中国家合乎逻辑的发展道路是，解除对利率的人为抑制，使实际利率处于较高的正值（但也有一个限度），这样即可达到剌激储蓄和投资的目的。

麦金农的“互补性假说”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外生货币模型，这基于模型的两个核心性经济学假设：其一，所有经济单位都局限于“自我融资”（Self-Finance）即不存在内在债务；其二，投资支出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

在模型的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假设中，潜在的投资者在投资之前，就必须自我积累货币余额，这亦即是凯恩斯所说的“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Kenynes,1937）。

积累实际货币余额的机会成本越低，或者说实际存款利率越高，则投资激励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支出的相对不可分性就意味着，投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也越大，则总货币需求亦越大。

麦金农认为，在半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Semi-Industrial LDCs）,货币与实物资本间存在基本的互补关系，麦金农在其货币需求函数中，将这种互补关系描述为：实际货币存量与投资呈正相关关系，投资与实际利率水平也呈正相关关系。

肖则否定麦金农的这种描述。

他认为，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并不存在互补关系。

因为这种互补关系是经济单位局限于“自我融资”的结果，只要发挥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经济单位就不仅仅局限于自我融资。

肖反对凯恩斯的融资动机理论和麦金农的新古典货币增长模型，而坚持他和格利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的“债务中介观”（Debt-Intermediation View）。

即格利和肖强调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表现在：
发达国家拥有复杂而精致的金融体系，从而有利于在储蓄和投资者之间建立有效的中介关系（Join G. Gurley and Edward S Shaw,1955，1960）。

在格利和肖的模型中，金融中介拥有的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这是决定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换言之，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与人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格利和肖认为，货币存量是由给予私人部门的生产性投资贷款来支撑的，相对于经济行为的水平而言，这种货币存量越大，则金融中介（银行体系）在储蓄者和投资者间活动的范围就越大。

肖认为，金融中介的不断拓展，依赖于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金融发展导致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增大且有助于提高投资平均效率。

金融中介提高了储蓄者的实际收益，同时还使投资者适应流动性偏好，使其通过多样化降低了风险，另外，金融中介还有贷款资金的规模经济效应，并通过专业化分工降低了储蓄者和投资者的信息成本。

而当利率受到政府管制从而低于均衡水平时，金融中介就被严重抑制。

由此可见，“债务中介观”是建立在内在货币的基础上的，强调银行体系中自由准入和竞争的重要性，并将此条件作为成功的金融自由化的前提。

在肖的货币需求函数中，不存在麦金农所说的互补性，因为投资者已不限于自我融资，即使机构性信贷不存在，非机构性信贷市场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尽管在分析方法上有所区别，但其本质相同，即基本理论倾向及其政策意义都是一样的。

正如摩尔赫（Molho,1986）所言：“麦金农的互补性假说强调存款在鼓励自我融资形式的投资方面的作用。

存款利率的提高使得积累储蓄的回报更高，并且提高了内在融资形式的投资数量，这就剌激了对于资本的需求；肖的债务中介观则更关注存款积累在扩张金融中介潜在贷款中的作用，更高的储蓄利率鼓励存款向银行的流入，从而有利于提高贷款数量，这就剌激了外部融资形式的投资。

……这两种理论的互补性在于，大部分项目依赖于自我资金融资，部分来源于借款。

”
（三）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新发展
从20世纪到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期，许多经济学家在麦金农和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进行诸多重要拓展，这些成果，学界称之为“麦金农—肖框架的第一代拓展”（First Generation Extensions of McKinnon-Shaw Framework）。

其代表人物有卡普尔（Kapur）、马西森（Mathieson）和弗赖（Fry）等人。

他们基于麦金农和肖的理论分析框架，相继提出了一些论证规范、逻辑严明的金融抑制模型，对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其模型中金融抑制的核心工具仍旧是由政府当局所确定的、在自由市场竞争性均衡水平下的“存款利率限制”，在某些时候，另一种重要的金融抑制工具即“准备金要求”也被包含在模型中，但是第一代拓展并没有超越金融深化经典作家的思想，他们对于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性质和作用并没有深入研究，同时，尽管也考虑到模型的稳定性问题，但对于通货膨胀问题并没有在财政背景下加以考虑。

在所有第一代拓展模型中，货币需求仍是实际利率的函数，在名义利率固定的前提下，预期通胀率越高，则实际货币需求量越低。

由于银行体系的实际负债降低，因而其资产数量也必然降低，也即为投资提供融资服务的贷款数量也必然降低。

在证券组合框架内，银行实际存款利率的下降鼓励居民持有非生产性资金以防止通货膨胀，而不是将资金存入银行，用于对生产性投资融通资金，因此，生产性投资的积累速度放慢，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而即使在存、贷利率都允许由竞争性市场决定，金融当局也可通过“准备金要求”来进行金融抑制。

如果公众持有存款货币D，而银行体系持有所有准备金存款和现金（即高能货币）H，此时，银行体系简化资金平衡表就可表示为：M（货币存量）＝H（基础货币投放）+L（银行贷款）。

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由于准备金引起的金融抑制有可能被激化，但在通货膨胀率给定的情况下，若降低准备率，则可能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在银行存款规模确定时，银行会增加向生产性融资部门的贷款规模；二是在任何给定的银行贷款利率上，会提高竞争性存款利率，并会由此带来货币需求的提高。

银行体系实际规模的扩大意味着银行对外实际贷款规模的扩大。

这样，通过采取放松准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