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边缘化华裔女性的身份构建

双重边缘化华裔女性的身份构建

摘要：谭恩美的《喜福会》中的华裔女性，无论是从中国移民到美的母亲们，

还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们都被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双重边缘化了。她们处在

两种文化的罅隙中，带有尴尬的双重“他者”身份。本文试图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

角出发，对本作品中的华裔女性的身份问题进行剖析，并试图证明这些华裔女性

为寻求，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所做的努力。

关键词：边缘化；华裔女性；身份；后殖民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91x（2010）04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一经出版即引起轰动：成为当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连续九个月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获全美图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小

说取得如此成绩与其精彩的故事情节密不可分，也与小说作者的特殊身份及其独特的叙事视

角关系密切。作者谭恩美本身是移民的后代，在父母移民美国后出生，受美国文化和教育的

熏陶长大。她从其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出发，从女性视角描述了华裔移民及其后代面临的家

庭内部文化冲突和美国社会文化歧视。《喜福会》讲述了四个华侨家庭在美国的生活。四位

有着中国传统的母亲和他们各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十六个看似独立

却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小故事。小说再现了美籍华裔尤其是华裔女性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凸

现出两代人之间在东西方价值标准及文化理解上的矛盾和冲突。美籍华裔女性是一个特殊的

群体，她们的心态也很微妙，因为她们的特殊身份使她们的话语系统游离于西方社会与中国

文化之间。在美国人眼中她们是“中国人”，是“他者”形象；而在中国人眼中她们也是“他者”

形象，是“异类”，是受美国主流文化影响，被“西化”了的“中国人”。因此，这些美籍华裔女

性的身份十分尴尬，成了被双重边缘化的“他者”。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cism）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它既是女权运动

的产物，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结晶。将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结合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后殖民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西方白人女

性主义产生了较强烈的冲击，到九十年代，这种批评已极大地改变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面貌。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奉行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注重研究各民族妇女作品的特殊性，

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创作规律，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作品、作者与社会、历史、种族、阶级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主旨是：批判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质疑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认为其是欧洲中心主义或帝国主

义的产物，强调妇女存在的多质性或多层次性，考察第三世界妇女的特殊性，为其利益抗争。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批判意识和性别研究视角两方面克服了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的

局限，有助于推进第三世界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反文化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非

殖民化进程。

本文拟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出发解读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揭示在此作品中

所体现的在文化霸权和殖民话语下被双重边缘化的华裔女性的身份构建过程。

二．《喜福会》中女性角色身份的双重边缘化

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反映的就是美国华裔家庭中母女两代人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

与调和中对自己特殊身份的构建过程。“身份就是表明一个人是谁” 。文化和种族身份是个人

身份中最基本的、影响其交际行为的因素。自我与文化紧密关联，因此文化身份中包含了自

我的价值观。作为个人对其出身的主观取向，一个人对种族身份的认同强度和内容也会对其

交际行为产生影响。肤色、国籍、语言通常作为民族身份的标志。对自身文化和种族身份的

不同态度在跨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弄清身份并非易事，尤其是对美籍华裔女

性来说，这就是困绕《喜福会》中母亲和女儿们的问题。

1．母亲们身份的双重边缘化

《喜福会》涉及吴、钟、苏、圣四个家庭，在母亲一代叙述者的口述中，读者不难发现四位

母亲在旧中国和在美国的遭遇无一不是受到性别和文化的双重压迫所造成的。

在旧中国，父权家长制确立了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家长权。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

思想影响下，男人们可以妻妾成群，女人却必须从一而终，守妇道被看作是对女性的基本要求。如果女性不守妇道那是没有好下场的。在小说中，许安梅的母亲可以说是受中国封建传

统迫害的女性代表。丈夫死后，她受人诱骗改嫁给一商人做妾，为此背上了不贞的罪名，被

赶出家门。而作为四姨太，她不仅是丈夫性欲发泄的对象，还要忍受其他姨太太的欺辱。复

杂的家庭关系以及卑微的身份地位最终导致安梅母亲的服毒自杀。

除了女性的“从一而终”外，童养媳也是封建中国父权家长制的产物。在女性很小时其婚姻大

事便由父母代办了，无论长大后对方的品行如何都必须按小时候的安排完成婚姻大事。在

《喜福会》中，钟琳达就是这一典型代表。在她仅两岁时，家人就给她选好了婆家。后来，

家乡发洪水，父母家人在迁往无锡前，未成年的她被送往婆婆家，去面对婆婆的训斥，比自

己还小的丈夫的戏弄及沉重的家务劳动的重压。长大后则要拜堂成亲，为婆家生儿育女。不

要说她对自己的丈夫毫无感情，即使在结婚后，因为丈夫的性无能，她也无法完成自己做女

人的心愿。即使是出身高贵，家底殷实的映映也没能摆脱旧中国夫权父权制度的影响。在婚

后才发现自己的丈夫的无赖行径。

为了躲避战乱、摆脱贫穷、忘记痛苦的过去、重拾生活的信心，母亲们满怀着美国梦的憧憬

来到这个新的国家。她们认为美国遍地是机会，处处平等，只要努力抓住机会就能成功。但

美国的新生活却不尽人意。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主流社会的排斥，她们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安

梅和琳达只能做工厂女工，素云靠给别人做家务来补贴家用。她们只能通过结婚的方式拿到

公民身份，琳达嫁给薇弗莱的父亲，在大儿子出生后拿到了公民身份证明。映映嫁给圣克莱

尔拿到了公民身份。由于语言不通，她们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甚至在家和女儿们的交流也常

常进行的不顺利。在家庭交流中母亲们用洋径浜英语去迎合女儿，而女儿们却嘲笑她们英语

不好，脑子不灵活。在美国文化的霸权下，深受其影响的女儿们和母亲之间永远冲突不断。

就这样无论是在旧中国还是在新美国，母亲们受性别和文化的制约承受着形式不同的压迫，

成为主流社会中的边缘人，被性别和文化双重边缘化着。

2．女儿们身份的双重边缘化

相对于第一代移民母亲，女儿们遭受更为严重的身份危机。她们出生在美国，说的是英语，

喝的是可口可乐，接受的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的熏陶，理所当然地

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即便受到种族歧视，也很难认同那个“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对中

国的东西有种天然的抵触情绪。在美国种族主义的理念里，只有西方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是唯

一自然、正确、合理的。“在英语学校里，老师不让我们说广东话；他们阻止我们做一切和中国有关的事。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邪恶、不开化、不正派的。” 在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

东方主义的东方模式给华人后裔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眼中的中国总是和“奴隶”、“迷信”、“暴政”等词语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华裔往往有意抵制自己的母国文化，极力否定和排斥依附于她们主

体之上的“卑劣”成分，努力摆脱自己的华人文化身份。《喜福会》中，精美认为母亲穿的前

胸绣着大花的旗袍古里古怪，甚至连她们的“喜福会”也成了“一种令人感到羞耻的习俗，就好

象三K党的聚会一样，或者就象是电视上印地安人出征前的狂欢仪式。”母亲们在旧中国饱受父权压迫和战争之苦，她们不惜任何代价为女儿创造条件，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这个充满自

由的国度幸福生活，实现自己不能实现的梦想。而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母亲们的“孝道”、“光宗耀祖”的说法让她们无法忍受。母亲对她们而言简直就是具有强

烈占有欲和支配欲的女魔头，是既卑劣又专制的暴君。精美的母亲希望她学好钢琴，增加一

门才艺，她却鄙视母亲的鼓励，认为母亲的督促是对她的奴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她

拒绝学琴，不是因为没天分，而是不愿听从母亲摆布。“我不是她的奴隶，这里又不是中国。”然而，无论自己对中国文化身份放弃多彻底，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华裔女儿们发现美国主流

社会并没有接纳她们，而是始终把她们当作“他者”加以歧视。因为女儿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存留在她们的血脉里，无法割舍。当女儿们用美国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中

国的传统文化在她们的潜意识里发挥了作用。这使她们常常处于困惑和矛盾中。

在美国人眼里，女儿们仍然是中国人，虽然她们自认为是美国人，但美国社会并不真正接纳

她们，她们根本无法真正的完全融入美国社会。露丝与丈夫结合的第一个压力便是来自双方

的父母。尽管露丝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可婆婆却暗示露丝的这种少数族裔身份会给丈夫带来

职业上的不便。露丝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凡事听从特德的安排，就象传统的中国女性服从丈夫

一样，她自认为是因为信任才把一切决定权交给丈夫，但是丈夫却认为露丝没有责任心。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