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罗洪作品中婆媳关系书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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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罗洪作品中婆媳关系书写的贡献
作者:王娟娟邢柳
来源:《文学教育》 2013年第7期
内容摘要: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登上文坛的女作家,罗洪并没有凭借女作家的身份和
创作赢得名声大噪的优势,她却趋于被遗忘的境地。
然而,罗洪作品中对于婆媳关系的探究既
丰富了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世界,同时也彰显了婆媳关系在时代流变中的社会特色和文化取向,本文将从罗洪描摹事态人情的众多作品中抽出其关于婆媳关系主题的创作,剖析其带有折中色
彩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罗洪女性文学婆媳关系
罗洪的文学史地位是尴尬的存在。
郑树森说:“在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中国作家里,罗洪大概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
”赵景深评价罗洪的小说:“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
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罗洪却是写实的……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小
圈子以外……以前的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这里可以看出罗
洪作为女作家出离女性特色的书写但同时又保持着自己个性的特点。
一.开合有度的女作家罗洪
现代文学史上与罗洪相似,关注社会和女性成长的作家不乏其人,如丁玲、袁昌英、萧
红等。
她们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罗洪也不例外,赵景深说:“我尤其欣赏描摹人情世态的那
几篇。
”
罗洪以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独具女性主体意识的创作闯入读者的视野。
由于当时特殊
的国内环境,罗洪在战乱中随丈夫朱雯辗转流离,其间的经历“社会给我的一点悲哀,或是个
人生活的一点悲哀”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
罗洪自己也说“文艺对于社会,可以说经常的带有
一些革命性,带有一种斗争的精神。
”她的创作自然也就难以摆脱政治话语的模仿痕迹。
在罗
洪努力追求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她又自觉地试图摆脱政治话语、写出贴近生活的文学作品来
“洞烛人世间一部份的人情事理”。
因此,在表现革命题材的作品中,她没有同时代谢冰莹“红”得热烈和鲜明;在书写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时,她又试图挖掘其中丰富的人性,对于当
时反封建的文化氛围来说,又显得批判力道不够。
正是这点折中,使得罗洪没能迎合革命时代
的趣味而被历史遗忘。
她的小叙事随着时代的“大手笔”也一同被遗忘了。
重读罗洪的作品,越发觉得她折中的创作特色因具有穿越历史的人文特色而越发珍贵。
林传霞说:“罗洪的作品聚焦于家庭之中,展现旧时代女性的生命形态和人生意义。
”本文将
以女性文学世界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现代文学史上婆媳关系创作的特色,重点解读罗洪在
“极经济、极集中”的短篇《念佛》和《逝》中对婆媳关系的书写,探究其与现代文学史上出
现的婆媳关系创作的联系。
纵观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婆媳关系书写的话语流变史,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如冰心《最后的
安息》、石评梅《弃妇》、凌淑华《一件喜事》等创作的关于婆媳关系的作品主要围绕着弱媳
妇和“恶婆婆”的紧张关系展开的,婆婆总是在交锋中处于胜利者的地位。
“在封建男性家长
缺席的情况下,婆婆是作为家族男性文化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出现的,她受到男权文化的同化而
自觉削减了女性的文化属性,这时的婆婆站在与媳妇完全对抗的老者文化和男权文化的立场上
实施着对晚辈女性的统治。
”毋庸置疑,五四女作家书写婆媳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为了适应反封
建的革命需要,是精神弑父的张扬。
她们的创作因自觉地隐藏了女性的主体体验而充斥着强烈
的政治话语色彩。
林传霞认为“真正将婆媳冲突作为叙述中心的作品集中出现在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
前期的乡土作家和一些女性作家笔下”。
罗洪关于婆媳冲突的书写通俗而生动地反映了女性的
生存境遇。
无论是从具体的文本阐释或者创作中的探究意识,罗洪关于婆媳关系的书写都具有
转折性的历史贡献。
二.消融政治话语的日常叙事
罗洪对婆媳关系的叙述超越了以往概念化地书写模式:通过描写旧式恶婆婆对媳妇的压
迫以揭露封建宗法制的丑陋;罗洪的书写解构了宏大叙事的模式,带着鲜明的日常叙事的特点。
罗洪对社会问题的探究热情激发了她关于婆媳关系的探索。
她说:“两个短篇写了家庭
问题,同样是两代人的纠葛。
”不同于五四时期为了服务于革命需要而把政治观念硬生生地嵌
入婆媳冲突的叙事结构之中。
《逝》和《念佛》这两个短篇显示了罗洪独具魅力的创作特色,
作者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婆媳关系的心理形成机制。
《逝》中的
老太太直觉地对媳妇的任何言语和动作都不满,“老太太说媳妇是一个坏人,嘴里给你糖,心
里却给你刀。
”《念佛》里的周三太太认为“儿子是自己生的,媳妇是外面娶来的我不敢妄想
她怎样的孝顺呢。
”这种主观臆断而产生的婆媳问题是通过婆婆们的心理活动传达出来的,也
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婆媳冲突的心理根源。
罗成琰说:“婆媳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她们都是
家族文化中的异血缘者,她们以非血缘身份进入家族结构中。
”罗洪毫不掩饰地把长久以来存
在人们心中的想法在小说中表露出来,这样直白的陈述恰好凸显了一个女性作者的身份在言说
和揣摩人物内心的优势,也是她摒弃了掺杂政治话语叙事模式的独特贡献。
在以婆媳关系为主题的具体叙事结构中,罗洪没有使用跌宕起伏的情节来构建故事。
《逝》中的老太太寻找一切机会数落媳妇,她把不满发泄在与媳妇有关或无关的细微事件上。
《念佛》中的周三太太总是嫌恶媳妇,这种心理让她在念佛时也不能平静,对媳妇的不满已经
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忘却的一个习惯。
罗洪把婆媳矛盾熔铸在日常琐碎生活中的叙事方式,真实
而生动地表现出了婆媳冲突存在的合法性。
罗洪摒弃了五四以来沿袭的“恶婆婆和弱媳妇”的模式,弱媳妇已不是以往文本中受尽
婆婆压迫和欺负,没有做人尊严的“物化”状态。
她已获得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无形力量。
在《逝》《念佛》中婆婆尽管有种种无名业火,媳妇总是以一种近乎超脱的方式压住了婆婆。
《逝》中的老太太在压迫媳妇得不到胜利的情况下又惨败给了摩登的孙媳妇。
《念佛》中周三
太太为自己的权威失去效力而哭泣。
婆婆们在对媳妇的宣泄中找不到满足和尊严,婆媳间的矛
盾变成了彼此压抑、彼此伤害的模式。
四十年代张爱玲的《金锁记》在描摹人情中回归了婆媳冲突的旧有模式,曹七巧这个恶
婆婆压迫并残害着弱媳妇。
罗洪的这两个短篇通过透析婆媳关系反映时代风气方面对巴金的
《寒夜》有着重要影响。
《寒夜》中汪母和儿媳的冲突主要是传统和现代意识之间的对抗。
在
整个充斥着革命话语的三十年代,罗洪能够写出这样洞悉社会人情的作品是引领风气、值得重
视的。
三.婆婆地位的重新审视
以往关于婆媳冲突的创作中,婆婆总是被描绘成封建父权制的代言人,她们通过盲目地
信仰父权制而使自己具有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媳妇则是她们眼中应该被压迫的女奴。
罗洪在
洞悉了“多年媳妇熬成婆”这一封建意识之后通过日常叙事淡淡地写出了婆婆们的可悲。
凭借
封建意识盲目自大的恶婆婆同时也是精神上极度可怜的婆婆。
封建的婆媳关系在新的时代风气
下已经找不到生存的土壤,罗洪对婆婆地位的重新审视就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男女平等作为时代的风气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女人的地位
得到了提高。
女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赢得财产、地位和尊严。
婆婆作为封建家长制的代言人,还在试图凭借旧有的权威,挣扎着维护看似令人尊敬的地位。
《逝》中的老太太用尽一生努力“赚了钱,也就赚得了地位,亲戚们都艳羡她,她也被许多人太太太太地叫着”。
得意的婆婆
加剧着对媳妇的挑剔,然而从上海来的摩登孙媳妇完全没有老太太根深蒂固的婆媳意识。
为了
维护孙子的婚姻,不被外人嘲笑,老太太无奈地在晚年重新操起被孙子看不起的旧业来贴补孙
媳妇的开支。
老太太本人在得不到周围人的爱和理解时,把一腔委屈和不满发泄在了媳妇身上,而对于上海来的富有的孙媳妇却毫无办法。
罗洪深刻地揭示了在逐渐开化的时代风气和衰落的
父权制之间左右摇摆的婆婆们的现象。
在书写婆媳关系时罗洪指出了精神越来越贫弱的寡母形象的可悲。
封建孝道与资本主义
的撞击使婆婆不再是可以对儿子和媳妇发号施令的一家之长,婆婆成为伦理关系上需要被赡养
的弱势群体。
婆婆的地位随着封建家长制的衰落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历史的角落。
《念佛》中周
三太太看到儿子不盲目听从她的一面之词去审讯媳妇反而为媳妇辩护之后悲哀地哭了,她其实
是在哀悼自己地位的丧失。
这些精神上可怜的婆婆作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在伤害媳妇时没有
得到一丝快慰,反而越发悲伤。
这里出现了婆媳关系的悖论,伤害“曾经的自己”同时哀叹自
己的不幸。
这也符合罗洪在《鬼影·序》里提出自己“含着泪的微笑”的创作宗旨。
罗洪通过揭示婆婆靠一张歪曲是非的嘴来打击媳妇,获得威严,说明了婆婆胜利的可笑、可悲。
《逝》中的老太太不停地数落媳妇来求得自己的被重视,《念佛》中的周三太太则靠着
一张嘴撵走了小姑,维持自己家长制的尊严。
婆婆们为了获得别人的注意和自我慰藉而选择不
停地向别人倾诉,或者通过编造谎言和咒骂儿媳获得精神的安慰。
婆婆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向外
界宣扬已经没落的封建家长制,周围人只是在同情地安抚着这个老顽固的可怜和不觉悟。
在中
华民族的孝道面前,婆婆获得了上风,然而她输掉的是整个父权制。
罗洪对婆媳关系的开掘顺应了婆媳关系书写的时代新风,同时也对“审母”主题作出了
拓展,母亲抑或婆婆身上的劣根性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也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剖析。
参考文献:
[1]罗洪.罗红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林传霞.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性别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3]罗成琰.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4]罗洪.薄暮的哀愁——罗洪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王娟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邢柳,河南大学文学院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