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纂修始末研究

《明史》纂修始末研究
刘仲华
自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廷诏修明史，至乾隆四年（1739）七月武英殿刊刻，《明史》告成。

其间经过，周折往复，将近百年，现依纂修之序略述如下：
一、设馆修史
清廷自关外入主中原，除借鉴前朝兴亡之教训，特急需以修史定正统之位，于是在顺治二年五月癸未，命内三院大学士刚林、祁充格、范文程等为总裁，开馆纂修明史。

[1]然而史馆虽开，却因大局未定，头绪纷然，故于修史一事作为不多。

推厥原因，约有数端：其一，大局多事。

明社既屋，各地抗清斗争旋仆旋起，南明幼君仍偏安一隅，接着三藩之祸又接踵而来，清廷一直穷于应付。

其二，人才不济。

总裁当中或徒具虚名，无暇承担，如范文程身老年迈，洪承畴则总督军务，投身于招抚江南；有的则任非其人，如冯铨以明末阉党厕身其中，见天启四年《实录》所载之事“毁己尤甚”，遂去其籍，使无完书。

[2]其三，缺乏史料。

兵火之际，内廷典籍多散亡；且民心恐遭忌讳，于献书颇多疑虑，不敢公于世，故清廷虽屡下诏谕购求遗书，而上之者寥廖。

以贰臣孙承泽为例，因内心疑虑，虽家藏大量奏疏，但在顺治五年朝廷下旨之际，仍不敢将天启、崇祯时奏疏报送清廷。

直至康熙七年，得到朝廷允诺“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才将编辑成册的《山书》呈送内院，以备崇祯实录之缺。

《山书》卷首所录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谕礼部特详此事：
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纂修《明史》阙少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察开送。

至今未行察送。

一代之史尚阙，台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内外各衙门及在内二十四衙门有天启、崇祯时行述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察送。

如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察，被旁人出者，定行治罪。

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天启、崇祯时事迹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仪制司为遵旨呈送崇祯事迹之书事，奉本部送予告吏部左侍郎孙承泽呈称：捧读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谕，中有“官民之家，如有开载天启、崇祯时事迹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尔部即遵谕作速传谕行。

钦此钦遵。

”时职养山中，因检旧日抄存，辑成十八卷，装成七本，呈送前来，相应交送内院可也。

除呈堂外，为此合用于手本前去内院典籍厅烦为查收，转送施行。

康熙七年九月。

有此数因，则当时史馆形同虚设，修史进程微乎其微，不过“仿《通鉴》体，仅成数帙而已”。

[3]康熙四年，史馆复开，其成绩亦仅以满文翻译实录，又会修《世祖实录》，遂罢。

[4]其后虽又有刚林、朱之锡、汤斌等人上疏搜求史料、广征遗书之事，史馆几于停废，遑论史书之体裁体例。

二、重新开馆
圣祖玄烨于康熙十七年尚未偃武之时，即特颁圣谕，开博学鸿词科，以振起文运，阐发经史。

次年三月，召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中式一等彭孙遹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等三十人，分授编修检讨各官，同纂明史。

[5]但由于各种原因[6]，五十鸿博效力明史纂修者寥寥无几。

康熙十九年，监修徐元文、总裁叶方霭举姜宸英、万言、汪懋麟、曹溶、黄虞稷等与修明史。

黄宗羲子黄百家，亦于是年由徐元文延入史馆。

《清史列传》称汪懋麟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纂修官，讨论严密，撰述最多；黄百家传家学，黄虞稷精于书目版本，姜宸英则长于文。

其高瞻远瞩，足当史才之称而无愧者，则万斯同一人而已。

斯同，黄宗羲弟子，康熙十八年与兄子万言，应徐元文、叶方霭之征入京。

次年，万言入馆而斯同固辞，请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街，不受俸，徐元文许之，遂主其家。

斯同自少能谙诵列朝实录；长游四方，又汲汲以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

盖抱遗山之志，而欲以修故国之史报故国者。

及徐元文罢，王鸿绪又延主其家，专委一如元文。

斯同以宾师自居，下笔不徇情。

友人王源、刘献廷，弟子钱名世等，亦尝因斯同参订明史。

万斯同以一生所学，鞠躬其事，历二十余年，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炳。

黄宗羲诗云：“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此后，史料之搜集，体例之订定，分期之纂修，相继展开，明史大规模之修纂尚可得而言也。

三、购求遗书
修史急务，莫先于广搜遗书史料，备于史馆，供纂修官使用。

圣祖康熙决意以修史牢笼人才，故宣示天下进呈野史，无论忌讳，且量予赏赉。

国史院检讨汤斌依据史书内容，要求拓展史料搜集之范围。

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当及此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令，凡先儒纪传，有关史事者，皆可采用。

其一，补实录之失。

实录所纪，恐有不详，如靖难兵起，建文易号，永乐命史臣重修实录，则低昂高下之间，恐未可据；他如土木之变，大礼之议，事多忌讳。

其二，补实录所未载。

有明一代，英贤辈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威名仅闾巷而至性可风，万一輏轩未采，金匮失登，则姓氏无传，何以发潜德之光？前代史书如隐逸、独行、孝友、烈女诸传，多《实录》所未备者。

其三，补实录所未详。

天文、地理、律历、河渠、礼乐、兵刑、艺文、财赋，以及公侯将相，无论为志为表，皆于实录中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

[7]翰林院检讨兼明史纂修官朱彝尊亦以聚书为史馆急务，力言求书之法。

首先，求之于皇史宬、文苑阁。

明之藏书，玉牒、宝训贮皇史宬，四方上于朝者贮文渊阁。

万历中阁中故书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于录者尚三千余册。

其次，求于馆中史臣。

纂修官皆勤学洽闻之士，必能记忆所阅之书，凡可资采获者，俾各疏所有，捆载入都，储於邸台，互相考索。

再次，列目搜求。

开列馆中所未有，文集、奏议、图经、传记，以及碑铭志碣之属，编为一目，或仿汉、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为搜集，上之史馆。

[8]
自设馆之始，礼部即行文各直省督抚，不论官员士民，有收藏故明书籍者，不拘忌讳，俱送该地方官，量加奖赏。

然长期以来地方官不能极力购求；藏书之家，亦吝惜不肯出献；即使各州县间有呈送，不过以寻常见闻之书，充数塞白，终无稗于实用。

鉴于此情形，明史馆总裁叶方霭参照汤斌、朱彝尊之言，力促朝廷建立有效之求书机制，他说：
今请勅部再行确议，或令直省督抚，责成该管学臣，或遣官专行采访，不独专载故明事迹，有裨史事，即如各郡县志书，及明代大臣名臣名儒文集传志，皆修史所必需，务令加意搜罗，以期必得。

其藏书之家，或详计卷帙多寡，给值若干；或开注姓名送部，俟纂修完日，仍以原书给还；或有抄本书籍，官给雇值，遣人就其家誊写。

总之朝廷曲示旁求，则人心倍加踊跃；奉行既有专责，则部檄不虑虚文。

及今预行购取，待史馆开日，续送到馆，庶不致掘井于既渴之时，而结网于临渊之后矣。

[9]
综上所言，史馆聚书途径主要为：其一，皇帝或礼部行文各地督抚，著意搜求，上呈史馆；其二，钦派翰林学士，分道搜访；其三，藏书家献书，或估价收买，或请专人誊写，或借用后归还；其四，纂修官分别搜集乡贤文献。

清廷修史，着力延揽汉人士大夫，因其意愿得足，再加以官威所逼，故而史料征集颇见成效，“明朝一代典册可供修史者共贮两库，约有一千几百部，浩如烟海”[10]。

四、订定体例
史法必先体例，体例不明，笔削无据。

自顺治开馆至康熙十八年，明史修纂初期，多关注史料之搜求，而于体例著意不多。

康熙十九年分期撰写后，诸多纂修官勇于呈稿，亦无人注意及此，甚至“体例未定”，而已呈之稿已经“错陈于左右”[11]。

朱彝尊觉察及此，首先上书史馆总裁，谓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请先定例发凡，为秉笔典式，敦促总裁“亟止同馆诸君，勿遽呈史稿”[12]。

他说：
历代之史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同于司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又不同于班氏矣。

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

故汉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尝行封禅之礼，作史者不必效史迁，而述《封禅》之书也。

德星庆云，醴泉甘露，器车龙马，嘉禾瑞麦，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九茎之芝，不绝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齐》而述《符瑞》之志也。

此《志》之不相袭也。

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于皇初；欧阳子《纪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辽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无同焉。

此《表》之不相沿袭也。

《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义儿》、《伶官》，《宋》有《道学》，他史无之。

此《传》之不相沿袭也。

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则附於帝纪，抑之则冠於臣传。

公主一也，或为之传，或为之表。

释老一也，或为之志，或为之传。

余如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为一。

然则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

明三百年事有创见者：建文之逊国革除，长陵之靖难，裕陵之夺门，宜何以书！跻兴
献王於庙，存之则为无统。

去之则没其实，宜何以书?志河渠者，前史第载通塞利害而巳，明则必兼漕运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御倭之术，宜何以书?志刑法者，前史第陈律令格式而巳，明则必兼厂卫诏狱廷杖晰之，宜何以书?若夫志地理，则安南之郡县，朵颜之三卫，曾入版图，旋复弃之，又藩封之建置，卫所之参错，宜何以书？至於土司之承袭，顺者有勤王之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制则不能著其人，宜何以书，凡此皆体例之当先定者也。

又魏，定，黔，成，英，临淮诸国，衍圣一公，咸与明相终始，则《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张道陵之后，靦颜受世禄，奉朝请，於义何居，然竟置不录，难乎免于阙漏；宜何以书？此亦体例之宜审量者也。

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谬也。

[13]
朱彝尊之言上于史馆后，时任史馆总裁叶方蔼即手书体例史目，供各纂修官参酌。

其后历任馆事者亦多于体例有所发明，如徐乾学兄弟成《修史条议》，汤斌成《明史凡例议》及《本纪条例》，施阎章、沈珩均上《修史议》，潘耒上《修明史议》，王鸿绪成《史例议》，汪由敦成《史裁蠡说》，或论整体，或论一纪一传一志之书法，或论一事之笔法，不一而足，其讨论过程伴随史稿修定始终。

现依讨论体例之重点，分述如下：
⒈关于本纪
旧史之本纪，明正统，寓褒贬，为正史大纲。

故于本纪之凡例，总裁徐乾学、王鸿绪等人多有申述。

首先，关于本纪内容之标准，王鸿绪以为，本纪当载一代之大政大法，“体贵简严，无取繁冗，非当代记载比也。

故攻战无大胜败，政令无大兴革，用人无大得失者，概削而不录”[14]。

至于大政大法之本末细微关节，如明初郡县之废置、职官之建革、条教之颁行之类，冗不备书，则当以典志补之，本纪则存体例而已。

所谓“志职其详，纪职其要，见于志者不必其复见于纪耳”[15]。

此外，王鸿绪又提出许多本纪之撰写条例，如车驾之临幸，爵赏之封锡，纪不备书；外国朝贡及封王颁谕，纪不备书；蠲免租赋，虽帝王德政，纪亦不备书；官职除罢，必择其理乱张本者等等。

本纪以年月日系之，“即位以前，前史类不书日，间有书日者，事或不得不日也。

即位以后，举动必书，不可不日。

然事亦有不可以日者，则以月系之，有不可以月者则以是岁系之”。

[16]
在具体方面，特于明太祖之祖先是否单立本纪，未曾君临天下之懿文太子和兴献王做如何处理，建文帝疑案等问题做何叙述。

汤斌认为明太祖四代祖先不必另作附纪，当于明太祖本纪中载明；兴宗仍称懿文太子，睿宗仍称兴献王，以其未曾君临天下。

其言曰：
明太祖四代考妣，当於《本纪》内载明，不必另作附纪。

汉高祖父太公身为太上皇，光武父南顿君身为邑令，《两汉书》皆不作纪。

况四祖巳先殁，又无事可考，《唐》、《宋史》亦无此例。

兴宗当称懿文太子，睿宗当称兴献王，仍载入诸王下。

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统系分明。

[17]
《明史》定本中关于明史太祖四世考妣、懿文太子和兴献王的处理，与汤斌建议相同，可见已采用汤氏之议。

又，关于南明福王、唐王、鲁王和桂王时期之历史，既为明朝之延续，又为清廷之对手，总裁权衡再三，建议“庄烈愍皇帝纪后，宜照《宋史·瀛国公纪》后二王附见之例，以福、唐、鲁、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也。

”[18]既存史实，又尊清廷，总裁之建议当属稳妥。

然不知何故，今本《明史》未尊此议。

又，有关朱元璋建元之前以及明末甲申以后史实之叙述，徐乾学以为朱元璋称帝之前，其官爵皆受之于宋，且曾用龙凤年号，《实录》尽讳之，《明史》当悉为更正。

[19]王鸿绪以为，“明太祖本纪吴元以前，当以至正纪年”；甲申以后，“以大清顺治纪年”，明季诸王年号止一见于传中，而不以纪年史体。

[20]
以上之议，多属春秋笔法，至于本纪自身在正史中之地位，则无所动摇。

⒉关于列传
传目之编排分类，为成功之关键。

若列传太少，则遗漏多端；若传多则事必重见，重见则文不警策，而观者自倦矣。

列传之设置，有一人之传，有数人之传。

无论如何，须以类相从，避免瓜分豆剖之弊。

若公侯伯既为立传，子孙或袭爵或为勋卫，而有行事可纪者，当即附于祖父之后，不必别为立传。

[21]若父祖子孙各有大事可记，如张玉、张辅父子，一著功于靖难，一著功于征讨交趾，自当独立为传。

历史有数人或数十人共一事者，各自立传则重复累赘，忽略不提则淹没史事，故史书有一传而包罗数十百人者。

《修史条议》曰：“今亦当仿其例，如胡（惟庸）、蓝（玉）之传，不妨附以奸党之姓名，崔（文升）、魏（忠贤）之传不妨尽入逆案之姓氏，庶文省而事核，且免挂漏之讥。

”又，“有一事而数人分功者，如顺义之封，内则阁部，外则督抚，皆有决策之劳者也；如宁夏之征，文则督抚，武则总兵，皆有勘定之绩者也，不得专属一人以掩他人之美，当使彼此互见，详略得宜。

”
于共事者中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各附以小传于此人传后；即使同事者另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中”而已。

如此，不仅可以解决历史人物众多而无法一一单独列传之困惑，而且亦能避免事迹相同之人物在叙述上重复，做到文省事增。

明朝历史数百年，其间风流人物无数，遑论曾经留名汗青者。

史书当存大体，无法网罗殆尽，故人物有取舍之分，有其事迹可存而人不必立传者。

于此种情形，徐乾学曰：
史有谏疏当传而其人不必立传者，如杨集之谏立储、席臣之谏棕棚之类，当广为搜采，附见他人之传，不可遗漏。

他如高原侃陈京师昏丧之弊，其人既不立传，其事又无所附丽，则当载之《礼志》中。

诸如此类，各宜搜之《实录》，查其人无传可载，则当因类附见以存其言，不得忽而不录。

[22]
列传类目之划分，须有一定之标准，若界定不明，则混淆易生，尤其是身兼多重特征之人物，可入此传亦可入他传者，尤当别而白之。

如循吏与公卿，有明一代“三百年间之吏治实有可观，然必众论称贤、确有实绩可纪者，方可入《循吏传》。

若无实绩但以虚词称美，及虽有实绩而其人本末无足道者，自有郡县志载之，不得概入正史。

正于治行足传而其人致位公卿，别有他事表见，当登之列传，不必入于《循吏》。

”[23]
又如，酷吏与奸臣的划分，“立心杀戮正人，败坏国家事，此之谓奸臣；意主于为国，
而用法残酷，君子恶其不仁，故名之曰酷吏。

”[24]
又如，儒林与道学。

总裁徐元文力主《明史》当立“道学传”。

[25]彭孙遹亦附和徐元文之议，并上奏请将明儒学术醇正、思想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

[26]在野之黄宗羲得知明史馆总裁欲立《道学传》，则移书史馆，驳诘徐元文之议，力斥《宋史》立《道学传》为元人之陋，《明史》不当沿袭其例。

[27]朱彝尊则主张以“儒林”统“道学”，称“《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

”[28]汤斌与陆陇其则以两可置之。

[29]其他若张烈有《王学质疑》，汪由敦有《史裁蠡说》（汪说在雍正时），对于立《道学传》亦持异议。

定本《明史》无“道学传”，足见徐元文虽以监修而倡立《道学传》，终格于众议，不果行也。

关于易代之际的人物，如元朝遗臣也速、王保保等人虽《元史》已为立传，但因后来事迹阙漏，很不完整，故明史馆总裁依然主张立传，补其遗漏。

[30]至于元末群雄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等人，以其共与明太祖逐鹿中原，亦是《明史》列传设置之难点。

对此，《修史条议》曰：对于这些人“元史既不为立传，今所作诸人传当详列其事迹，不得过于简略。

”而且，“徐寿辉诸人传亦当列于亲王之后，开国将相之前”。

关于列传内容之详略，“初无定体，然必其有关国故，而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乃得体要，非若碑志家状有美必书也”[31]。

故列传不可巨细皆备，更不当超出其人之规模。

若关乎大事而国史记载阙略之人，当广搜郡志文集，补其缺漏。

如明初之大僚三品以上约三百余人，然遍搜诸书，得立传者数人，又多寥寥数语，本末不具。

非其人无可记述，率因明太祖所杀戮，国史不为立传而其子孙亦不敢以志状请人也。

至于普通人物，如循吏、文苑，则取其制作可传，或关系一时风气者，不必详录生平事迹。

如烈女节烈，固不容泯灭，然史传当取其奇节炳著，垂示万世，其余则登名志乘而已。

是否载录人物之重要文章、奏疏，亦关乎列传内容之详略。

总裁曰：“今列传中除奏疏而外，虽有佳文，不宜多载。

惟《儒林》、《文苑》或当间录一二。

”[32]至于奏疏，“惟择其纠正君身，指陈时弊，论劾大臣之最剀切者，方可节略入传。

其余条陈诸疏，不得概入，以滋繁冗之弊”。

⒊关于志表
史之有志，所以纪一代之制度也，如郡县之沿革，官职之废置，刑法之轻重，户籍之登耗，以及兵卫修废，河漕通塞，日食星变之类，皆需详列于志，以补本纪之略也。

作史之难，莫难于志，然明史馆臣于志之体例发明甚少，率言仿《宋史》、《元史》志例，分门别类而已。

雍正年间入史馆之汪由敦则曰：“历代书志，体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屡朝因革之故，俱宜备载，俾读者得所考信后世，可为鉴观，故宁详毋略。

顾若《宋志》之条分件列，漫无剪裁，史才奚称焉？《新唐志》详瞻整齐，可以为法。

”[33]观其所言，直视《宋史》之志漫无剪裁，不若《新唐书》详瞻整齐；汪由敦力主志之内容宁详毋略，其篇目之设计应随朝代制度之因革，随时而变。

汪氏之主张，颇与朱彝尊因时而变例之议相通。

表，亦不为馆臣所重视。

司马迁《史记》之后，陈寿、范晔以下即缺而不讲，刘知己遂谓表烦费无用，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

不知表与本纪、列传、典志相为出入，互为弥补。

古人有言：列侯将相、王公九卿功名显赫者则系之以列传，其无积劳亦无显过，列传之不可胜书而举措之迹有不容遽泯者，则于表中载之。

又其功罪事实，列传中有未能悉备者，亦于表中见之。

作史无表，则列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

有明一
代宰辅列卿碌碌无为者颇多，各为立传，颇苦平淡，若表立则列传可省也。

故曰：“表者，所以通纪传之穷也，庸可废乎？”[34]未入本纪者，未入列传者，未入典志者，皆可入于表。

此法尤清史纂修宜沿用者也。

在表的具体设置上，雍正年间续修《明史》之际，全祖望特提出增设《属国表》、《土司表》。

以为史之有表，历代不必相延，要随其时之所有而作。

譬如，属国之为中国重甚矣，其兴废传袭琐屑之迹，虽有列传可考，而眉目非表不著。

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见者，尤必于表观之。

全祖望认为，立《属国表》，可纵观有明一代之边疆兴废、外患频仍。

如朝鲜之易姓，交趾之频失，倭人之内犯，滇粤亡而投缅甸，闽瓯失而竄东宁，皆东南大案所当特书者。

又如土司，全祖望建议仿照《辽史·部族》例，别为立表。

表多则传省，此作史良法，惜全祖望之建议未见采纳。

⒋关于纪志表传之贯通关系
自司马迁创纪传体，此后史家虽有增损改换，然不出此范围，非后世缺才之故，确系纪传体有包容万象、洪纤靡失之长。

然纪传体之成功，贵在类别区分，互为通贯，所谓“纪、志、表、传，可以错综互见者也。

”[35]故明史馆臣于本纪、列传、典志、图表四体裁如何做到此详彼略，互不矛盾，颇为重视。

《修史条议》曰：
本纪之体贵乎简要，《新唐书》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备，亦失之繁。

斟酌乎二者之间，务使详略适宜，始为尽善。

今惟大典大政登诸本纪，其他宜入志者，归之于志，宜入表者归之于表，宜入传者归之于传，则事简而文省矣。

故本纪是载大政大典之事，为史之纲；若本末巨细则分见于志、传、表中者也。

因此，纪、志、表、传，本属一贯，各有侧重。

“纪编年以载其纲；传列事以详其目；礼乐兵农制度，纪传难以具录，则胪列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贤否不能备书，则疏除罢于表，以资考义。

取相需，无庸矛盾。

[36]
以上乃发凡起例之要者，其他若顾炎武《与潘次耕书》（见《亭林文集》），陆陇其《答徐健菴书》（见《三鱼堂集》），方象瑛《与施愚山论于忠肃书》（见《健松堂集》），毛奇龄《奉史馆总裁论粱储传》（见《西河合集》），王源《与徐立斋学士论王威宁书》、《与友人论韩林儿书》、《与吴商志书》（见《居业堂集》），黄宗羲《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见《南雷文定》），吕留良《答谷宗师论历志书》（见《晚村文集》），全祖望《移明史馆帖子》(见《鲒埼亭集》)，皆朝野学者于体例有所商榷，或用或否，虽不能尽同，要之均于订定体例不无少补也。

纵观《明史》定本体例，大体框架依然遵循正史之纪传体，特于具体篇目有所新创。

其中，“本纪”部分创新者乃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其中。

“志”一从旧例，而稍变者有二：《历志》增图，《艺文志》则专取有明一代之著述。

“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创新者一曰《七卿》，以明代废宰相，而政分于六部，且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为七也。

“列传”从旧者十三，创新者三：曰《阉党》、《流贼》、《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