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圣外王到儒道互补——儒家与道家的人生哲学

从内圣外王到儒道互补——儒家与道家的人生哲学
从内圣外王到儒道互补
——儒家与道家的人生哲学
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将道德修养同政治思想相联系，认为最高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外王”，简言之即内备圣人之德，外具王者之风，也就是内修德行学术，并以“内圣”而称王天下。

庄子在〈天下篇〉说：“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术。

”
庄子对各家学派进行了批评，认为大家都讲“内圣外王”，却各执一端以自耀，因而学问被割裂了。

到了汉武以后，百家罢黜，儒学独尊，“内圣外王”思想便成了儒家所独有。

儒有十三经，而人生哲学则集中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四书”之中。

《大学》云：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儒家之人生哲学，也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具体化。

“修齐治平”，“修身”是根本，自身修养好了，家庭自然也能整治好。

而能“修身”，“齐家”，即具备了圣人的善德，就能行“善政”，就能把国家治理好，“为万世开太平”。

这就是“外王”。

所以梁启超说：
“内圣外王之道，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修养，而外足以经世。

”
推究孔夫子思想之核心，不论“内圣”或“外王“，都在一个“仁”字。

子曰：“仁者，爱人。

”
孔子要求在上者，要求士大夫之间相互仁爱，消除矛盾，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孔子还要求在上者对劳动者也施行仁政，所谓“博施济众，宽则
得众，惠则使人”。

孔子又要求劳动者忍辱无怨，勿犯上作乱，所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总之，孔夫子以“仁”为“内圣”，而以“仁政”为“外王”，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近者悦”，“远者来”，即在邦国之内，皆大欢喜；在邦国之外，都来归附。

但是，儒家的人生哲学存在三大矛盾无法解决：
1，“内圣”和“修仁”，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而已，甚而只是一种空想；
2，“内圣”和“修仁”，只是个人道德修养要达到的境界，而“外王”是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能和施政措施，具备“内圣”的人，未必能治国安民；
3，儒家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人即使具有“内圣”，因不在位就没有机会施展治国的才能，达不到“外王”。

由此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儒家的一个理想，甚至是一个“乌托邦”。

试看，自儒家提出“平天下”的“大同”理想之后，中国两千多年来，何曾出现过天下太平的“大同”世界！？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孔夫子的高尚之处，也是他的迂腐之处。

降及后世，“内圣外王”蜕变成为儒生们名禄富贵和光耀门楣的遮羞布。

“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李卓吾《答耿司寇》），这是隐藏在“治国平天下”背后更为深刻的个人动机。

可是，不管是先唐的“察举”，还是唐以后的“科举”，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名禄富贵和光耀门楣）的毕竟是极少数。

唐代每年三千到四千多人参加进士考试，而录取仅二十五至三十人。

宋代录取进士名额，虽然扩大到四百人，但要三年一科，平均每年也只有一百三十多人。

99%的落第儒生，总是在失落，失意，徬彷，悲苦，乃至饥寒困顿中等待又一个第三年。

有的人为搏一第，终生消磨在经书，诗赋中，直到满头飞雪才悲哀地死去。

对于那些有幸挤上统治阶级行列的人，也很少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秦汉以后，皇权强化，中国进入了专制社会，皇帝一个人掌握官吏，臣民的生杀予夺，儒生们经历了
从“王者之师”，
到为“王者之友”，
到为“王者之臣”，
到为“王者之奴”的过程，
许多人甚至沦落到“连为奴也不可得”的可悲下场：
“赐死”是皇恩浩荡；
“绞缢”，保留全尸，也是皇帝恩典；
“杀头”，虽尸首异处，皇上已经够宽大了；
“腰斩”，还不是最坏的死法；
“凌迟”，一道一道地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刮下来……
这时，你才懊悔当初不该为官，然悔之晚矣！朱元璋晚年杀戮大臣，制造胡惟庸，蓝玉的大冤案，株连五千多人。

有的朝官每天上朝前夜，都要向妻子交待后事，如果退朝后还能回家，一入门就战战兢兢地感叹说：“又挨过了一天……”
至于官场中的互相倾轧，朋党斗争，遭谗被祸，仕途坎坷者，比比皆是。

因此，绝大多数儒者内心常处于一种忧患和恐惧之中。

儒家思想把君权绝对地神化，把皇帝个人抬到“天子”的地位，其人生哲学之被专制制度，被皇权所利用，使早期儒家仅有的一点“民本”思想，一点“爱人”之心，异化而成为“爱君”，“愚忠”，“皇上圣明，臣罪该万死”！至此，儒家的民主性就散失殆尽，儒家的人生哲学也就救不了他自己的信徒了！“内圣外王”再也不能成为他们奋进的“内驱力”。

他们于是转向道家，寻求“超脱”；有的走得更远，转向佛教，寻求“解脱”。

鲁迅说：
“中国历史只存在两种时代，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种是连奴隶也做不稳的时代。

”
儒生们的科第，功名，利禄的强烈要求，使他们“往上爬”的人生观十分顽固。

尽管时时有贬降，杀戮的危险存在，他们还是要科举，
要做官。

侥幸中了进士，进入官场；侥幸做稳了“奴隶”，做稳了“王者之奴”，为了适应皇权专制，适应官场的“以上压下”，“大鱼吃小鱼”，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的处世理论便只好转而为“儒道互补”了！
科举失意的儒士，官场竞斗失败的士大夫，他们往往将失意，将苦痛，将恐惧外化为一种性格行为，表现为对功名富贵的“蔑视”，以一种“狂狷”的外表，掩盖其内心的既痛苦又须求的心理矛盾：有的人，歌吟醉酒，佯狂玩世，而保持一种独醒的心态；
有的人貌似与世无争，以山水自然来消解心中的忧患；
有的人被残酷的杀戮惊破了胆，返回故乡，寂寞地了却残生；
有的人确实看破官场，沉潜于家庭妻子的温馨之中，以抚平身上的伤痕；
有的人虽退出官场，却不甘寂寞，另筑安乐窝，沉浸于歌台舞榭，青楼妓院，希图在风尘女子中寻觅知音，以慰藉其郁结的情怀；
有的人则干脆躲进山林隐居，餌药会静，以养生延年而傲视官场……
当以上各种人生退却都无法消解心中苦痛的时候，一部分人只好看破红尘，或修道，或入禅；为道，为佛。

这时，他们基本上完成了从儒至道（佛）的转化，转而追求长生不老和寄希望于后代子孙，寄希望于来世。

但是，他们的功名利禄之心一有机会，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

初唐的卢藏用隐居终南山，人皆以为淡泊名利，名声越来越大，惊动了皇上，要他出山，卢藏用就慨然离开终南山，入朝为官。

这就是有名的“终南捷径”的典故。

唐末一位诗僧贯休（姜德隐），已经是“与世无争”的和尚了，他还要争着当前蜀的国师；道士杜光庭，还是要晋升户部侍郎（相当于管理户口财税的副部长）；隐士陈陶，年逾古稀，却仍然在南昌西山教子孙诵读儒家经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儒也？道也？
内圣外王也？淡泊名利也？
名禄富贵也？长生不老也？
曰：
进则儒，退则道；
顺境儒，逆境道；
人后儒，人前道；
得意时儒，失意时道；
飞黄腾达时儒，坎坷漂泊时道……
总之，“儒”不上去，则退而求“道”；
“儒”上去了，也要心中儒，形表道，此所谓“内儒外道”------内心拼命地去争，去竞，去抢，去夺，去争斗，去尔虞我诈；
外表则不争，不竞，谦退，淡泊，宁静，视功名利禄如粪土！
如此而已！
这就是“封建”专制社会中士大夫的处世哲学，他们从从“内圣外王”入，却从“儒道互补”出，是谓从“内圣外王”到“儒道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