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典籍整理与目录学成就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　第3期唐前期典籍整理与目录学成就
战　英
唐代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空前繁荣,在众多
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或开创性的成就,文献收藏与整
理及目录学成就是其中的一方面。

尤其开元时期“文
籍最备”。

①《宋史・艺文志》序中载“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

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之万卷。

”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与时代相适应的载体。

中国古代文化只有通过典籍才得以承传、发展和表现。

从典籍的积聚、整理过程中才能更好的理解唐代文化的昌盛。

一、典籍收藏与整理机构
唐代,特别是开元以前,国力强盛为后人所共认。

繁荣的经济,无疑是图书业发展的保障。

唐代典籍收藏、管理机构相当完备,据《唐六典・中书省》记载“(初唐)图籍在秘书,今秘书、弘文、史馆、司经、崇文皆有之。

集贤所写,皆御书也。

”说明在《唐六典》形成的开元时期,政府藏书主要集中在包括集贤殿在内的上述六个部门。

事实上,唐开元时期藏书机构远不止于此。

据《唐会要・经籍》载:开元七年(709)乾元殿辑书时,玄宗“降敕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司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缮写之。

”当时国家机关、尤其那些学术性较强的,大都有一定的藏书以供检索考校。

《唐六典》所载的六个部门藏书是建立在中央各个机构都有藏书这样一个广泛的基础上的。

(一)秘书省
开元以前,唐代藏书量最大的是秘书省,在六个藏书机构中级别最高,与中书、门下省同为国家的“一级”机关,有“秘府”之称,负责收藏、修撰、征集、校刊、著录等事务。

唐代有关书籍的政令,一般由秘书省起草、颁布和具体实施。

唐代秘书省设职官有监、少监、丞、秘书郎、校书郎、正字、主事、令史、书令史、典书、楷书手、亭长、掌固、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等,是唐代官府藏书发展的反映。

如此完备的职官体系,在秘书省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

秘书省所藏书籍分为四部,以甲、乙、丙、丁称之②。

甲部为经,十类:
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三曰诗,以纪兴衰诵叹;四曰礼,以纪文物体制;五曰乐,以纪声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七曰孝经,以纪天经地义;八曰论语,以纪先圣微言;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候;十曰小学,以纪字体声韵。

乙部为史,十三类:
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右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记;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动止;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曰职官,以纪班序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先贤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

十二曰谱系,以纪氏族继序;十三曰略录,以纪史策条目。

丙部为子,十四类:
一曰儒家,以纪仁义教化;二曰道家,以纪清净无为;三曰法家,以纪刑法典制;四曰名家,以纪循名责实;五曰墨家,以纪强本节用;六曰纵横家,以纪辩说谲诈;七曰杂家,以纪兼叙众说;八曰农家,以纪播植种艺;九曰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十曰兵法,以纪权谋制度;十一曰天文,以纪星辰象纬;十二曰历数,以纪推步气朔;十三曰五行,以纪卜筮占候;十四曰医方,以纪药饵针灸。

丁部为集,三类:
一曰楚词,以纪词赋杂论;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类分文章。

据《唐六典・秘书省》记载统计,秘书省所藏书籍共2653部,25511卷。

(又据《唐会要・修撰》记载,开元八年撰就的《群书四录》共著录秘书省藏书2655部,48169卷)秘书省藏书有正、副、贮三本,总量可达76000余卷。

(二)弘文馆
弘文馆隶属门下省。

高祖武德四年(621)于门下省设修文馆,武德九年(626)改名为弘文馆。

弘文馆名称多次更易,曾为昭文馆、修文馆,开元七年(719),依旧改为弘文馆。

从此,“弘文馆”之名确定下来。

弘文馆人员设置齐备,馆主由宰相兼任,但馆中诸事务则由给事中一人负责。

一般馆内设有校书郎、令史、楷书手、典书、笔匠、熟纸装潢、亭长、掌固。

并收有学生30人,其“教授考试,如国子学之制。

”③弘文馆书籍数量据《唐六典・门下省》卷八和《唐会要・弘文馆》卷六十四记载,仅得知“多图籍”“有四部书”,具体数量不详。

(三)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是唐代禁中藏书机构。

早在唐太宗时,采取了一项与梁武帝、隋文帝同样的措施:在宫中设立“内库”,建立一套名副其实的御用藏书。

玄宗时称之为丽正殿书院,并随着唐玄宗的东幸西还迁来迁去。

开元十三年(725)三月二十七日,玄宗于集仙殿赐宴两相及礼官、丽正院学士等④,玄宗目及济济“贤才”汇聚一堂,当即“口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⑤。

四月五日正式下诏:“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⑥,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

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⑦,并确立了以中书令知院事为首的十八学士⑧。

至此,集贤殿书院终于完成了它的各项制度建置,成为一个兼具典校图书、编撰著述、审颁定本、侍讲顾问等多功能的机构,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中心。

随着“开元盛世”的出现,集贤殿书院也迅速发展而达于极盛。

集贤殿书院职官设置的大致情况是:学士知院事、副知院事、判院、押院中使、修撰官、校理官、留院官、检讨官、孔目官、专知御书典、知书官、书直、写御书、拓书、装笔直⑨。

集贤殿书院藏书分为正副二本。

经库书采用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库书是钿青牙轴、蓝缥带、绿牙签;子库书是雕紫檀轴、紫缥带、碧牙签;集库书是绿轴、朱缥带,白牙签。

这种用四种不同材料和颜色制成的书签区别经史子集的方法,较隋代用三品区分的方法有了进步,是我国写本书极盛时代的产物。

(四)史馆
西汉至唐初,各代虽有设馆修史,但都没有成为有职官、有组织的定型机构。

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设立史馆,专修国史,并由宰相监修。

这个制度显示了封建集权的特性。

正史从此多数由政府官修,宰相监修正史一直是以后各封建王朝的定制。

唐代史馆的职官主要有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楷书手、典书、亭长、掌固、装潢直、熟纸匠等。

史馆的任务是:“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

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奖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

然后主编年之体,为褒贬焉。

既终藏之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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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分两部分:一修前代史,即纪传体正史,一修本朝实录和国史,称为国史馆。

前一种为临时的,其书修成,其馆即罢。

国史馆是长久性修书机构,有史官专门负责修撰工作。

唐代史馆修撰正史在历代中可称之为最,共有八部,即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的《周书》,魏征的《隋书》,房玄龄的《晋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

(五)崇文馆
崇文馆是唐代的太子学馆,贞观十三年(639)设立,原名崇贤馆,后因避太子名讳,于上元二年(761)改名崇文馆。

馆内学士人数不固定。

除学士外,还有大量从事管理图书工作的官史:“校书、令史、典书、拓书手、书手、熟纸匠、装潢匠、笔匠,其中校书的职责是“校理四库书籍。

”βλ。

当时,崇文馆藏书具有一定规模,并且直接为皇室子孙服务。

(六)司经局
司经局与崇文馆都隶属东宫,服务于皇帝和东宫机构。

司经局有洗马二人,掌管经史子集四库刊辑之事,凡是各地上献东宫的图书,洗马都接受并典藏起来。

司经局设有文学三人分知经籍、侍奉文章。

总辑
经籍缮写装染之功、笔札给用之数;校书四人、正字二人,掌校刊经史子集四库之书。

司经局几经变动,咸亨元年(670),又重新隶属左春坊。

设有书令史、书吏、典书、楷书、掌国、装潢匠、熟纸匠。

其藏书具有一定规模,分为正、副、贮三本。

上述六个机构都不是纯粹的藏书部门,而是多种职能的混合体。

秘书省总管全国书政,集贤殿书院、史馆和司经局有比较重大的修刊之责,崇文馆、弘文馆则有教授生徒之任。

它们的藏书不是以多而全,而是以服务于其机构的职能为目的。

按机构的职能需要收藏书籍。

上述六个机构中,能够进行大规模整理工作的只有秘书省和集贤殿书院。

唐代藏书机构不同于现代的图书馆:
第一、秘书省等六个部门的藏书,是一种中央有目的和统一保存的书籍,它们的藏书也就是唐朝中央政府的藏书。

第二、与其它封建王朝一样,唐朝中央政府收藏图书、档案是为其政治服务的。

尽管其藏书机构具有系统和完整的管理职能,但服务的对象仍局限在最高统治阶层狭窄的范围之内。

玄宗时期的集贤殿书院规定“学士可通籍出入”,限制本机构以外人员进入,说明唐代中央藏书具有很大的封闭性。

第三,唐代中央政府的六个藏书机构,由于职责不同,藏书的种类、数量也不同,而且各自为政。

综上所述,唐代官府藏书就其机构的设立、官职的设置以及藏书的数量、质量等几方面来看都是写本时期的顶峰,为以后官府藏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整理经过及方法
唐前期典籍整理过程大致如下:
(一)图书收聚:
1.武德五年(622),秘书监令狐德上奏请求“重加钱帛”“购募遗书”。

几年后,秘阁所藏典籍基本齐备。

(《唐会要・经籍》卷三十五)
2.武德九年(626)九月,太宗于弘文殿收聚四部群书,命褚遂良负责弘文馆事务,号为馆主(《唐会要・弘文馆》卷六十四)
3.中宗显龙二年(708)六月,下诏括收天下图籍。

(《玉海》卷四十三)
4.睿宗景云三年(712)六月,由于经籍多缺,乃下令在京文官,分行天下,检收图籍。

(《唐会要・经籍》卷三十五)
(二)典籍校理
1.贞观二年(628),秘书监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

(唐会要・经籍》卷三十五)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

魏征改职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

(《旧唐书・崔行功传》卷一百九十)数年间,秘府图籍灿然毕备。

(《唐会要・经籍》卷三十五)
2.高宗执政初期,典籍缮写仍在继续。

显庆时期,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庸,择散官随番校雠。

(《旧唐书・崔行功传》卷一百九十)
3.高宗乾封元年(666)十月,由于秘府四部书传写讹谬,且有缺漏,于是下诏命东台侍郎赵仁本、东台舍人张文灌(《唐会要・经籍》卷三十五)及同文郎中崔行功、兰台侍郎李怀俨等相继充使检校。

(《旧唐书・崔行功传》卷一百九十)
4.高宗仪凤年间(676-678),鉴于弘文馆内图籍甚多,乃置详正学士加以校理。

(《唐会要・弘文馆》卷六十四)
(三)书籍编修
1.武德五年(622),高祖下《修六代史诏》。

(《唐大诏令集》卷八一)
2.武德七年(624)三月,欧阳询等人编成《艺文类聚》一百卷。

3.武德时期,高士廉等编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βµ;另编成《修文殿御览》βν,撰者、成书时间不详。

4.贞观三年(629),设秘书内省,组织修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书,至贞观十年(636)修成。

5.永徽四年(653),长孙无忌等撰成《唐律疏议》三十卷。

6.高宗显庆、龙朔年间(656-663),许敬宗等受命编成《东殿新书》二百卷βο。

7.大足元年(701),张昌宗等在《文思博要》、《修文殿御览》基础上编成《三教英珠》一千三百卷βπ。

8.玄宗时期,徐坚等编成《初学记》三十卷。

(四)目录编撰
1.贞观五年(631),太宗令僧人玄琬撰成《众经目录》。

(《释氏稽古略》卷三)
2.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编修《五代史志》。

(《隋书校刊记》)
3.高宗显庆四年(659),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起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
号为南北史。

(《唐会要》卷六十三)
4.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僧人明诠奉敕修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四卷、《伪经目录》一卷。

5.开元七年(719)七月,褚无量编纂古今书目,修成《群书四部录》。

(《旧唐书・元行冲传》卷一0二)
6.开元九年(721)十一月,殷践猷等重修《群书四部录》二百卷。

后毋撰成《古今书录》四十卷。

(《旧唐书・经籍志》序)
7.开元十八年(730),僧人智升奉旨撰成《大唐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续大唐内典录》一卷。

唐朝在天宝以后,先后出现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黄巢起义等几次规模较大的动荡局面,但典籍的收集整理工作从未间断。

“唐朝统治者对文献典籍的积聚采取了开放的积极态度,他们曾广泛收罗前代遗籍,购求散佚文献,设置机构,任命专使,访求遗文”。

βθ唐玄宗统治时期,改变以前派散官收集的作法,专门设立图书使、访书使以及诸道采访图籍使,从事典籍的收聚工作。

玄宗时期的褚无量、马怀素、陈希烈、张悱、萧颖士,僖宗时的董昌都曾任过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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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典籍收聚工作的开展,唐代的文献整理工作从唐初武德年间一直持续到唐末昭宗时期,原因有四:1.数量增加、质量低劣、真伪难辨;2.年久损坏,造成篇卷错乱、残缺;3.当朝著述增多,不利检索,需要重新编修目录;4.唐中叶后,战争连年,每次图书遭到破坏后,又需重新收集、整理。

唐代典籍整理方法可归纳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收集图书,包括隋代遗留下来和流散到民间的历代典册书籍,采取“购募”、抄录的方式。

其次,随着图籍的数量增加,不断对库存书籍进行整理,即补缺拾遗,刊正错谬,重新抄录、缮写装订成册。

再次,对库存书籍,定期检查,发现自然损坏,及时补缮,并登记注册,上报主管机构。

复次,不断增补四库藏书,不断编撰库存书籍目录。

最后,整理后的图籍分为正、副两本或正、副、贮三本,按经、史、子、集分牙签、缥带和轴色入库上架。

最终汇总成四库书的目录。

四、目录学成就
唐代在图书收集、整理方面,不仅形成一套系统的制度和方法,而且在目录学上取得了突出成就。

唐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有三部:《隋书・经籍书》、《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

除《隋书・经籍志》外,《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都已亡佚。

但在《旧唐书・经籍志》序中收载了《群书四部录》纲目和《古今书录》序,从中可大致了解唐代目录学体例、思想和编撰情况。

成书于唐代开元时期的两部目录学专著——《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标志着古典目录学体制的最终形成。

而成书于贞观年间的《隋书・经籍志》体现了《七略》体系与四部体系的结合。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重要史志目录,与《汉书・艺文志》因有小序见尊于世,但不是古典目录学中的完善之作:
(一)《隋书・经籍志》名为四部,实际上将佛、道附于经、史、子、集之后,实为六部。

在细部分类上,沿用阮孝绪《七录》的细目,把图籍分为四十二类,仅将《七录》中的国史类一分为二——正史和古史,去鬼神而增杂史,合卜筮、杂占、杂艺于史部,入医经于医方。

其余略改类名、顺序而已,并无多少发展。

(二)《隋书・经籍志》对《汉书・艺文志》类目的合并,有得当的,也有不得当的。

《隋书・经籍志》确立“史”为部类名称,这是《隋书・经籍志》的进步。

《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个部类,共有24个小类,《隋书・经籍志》并其四部为一部(子部),并24类为14类,不仅使类目粗略庞杂,而且多有不当之处。

值得肯定的是,《隋书・经籍志》在著录图书的方式上有所创新:
第一、《隋书・经籍志》在序列的40个类目中,有的类目下已有三级类目的雏形。

以论语类为例,后序中解释类名写道:“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这段序文说明,论语类可理解为有论语、孔丛、家语、尔雅、五经总义五个子目。

《四库总目》在拟定经部子目类名时,对历代目录类名进行分析比较后,选用“五经总义”为类,可见对后世的影响。

第二、《隋书・经籍志》一改《汉书・艺文志》以来先著作者姓名的方式,而是先著书名、后著卷数,再著作者,开创了中国目录学史上著录图书的新形式,后世基本以此为定式。

第三、《隋书・经籍志》在著录图书时,先著现存书籍,同时参考南梁时期书目,在某些书名下注有梁时的状况。

仅举“《周易》九卷,后汉大司农郑玄注。

梁又有汉南郡太守马融注《周易》一卷,亡”。

由此得知九卷本的《周易》注者情况,同时附注梁时还有马融注的《周易》一卷,但是亡佚了。

尽管《隋书・经籍志》较前代目录学著作有所创新,但不是现存最古的四分法著作,而现存的最古四分法目录著作是源于《群书四部录》的《旧唐书・经籍志》。

《群书四部录》,《新唐书・艺文志》中称《群书四录》,《旧唐书・经籍志》称《群书四部录》。

如果按《新唐志》对《群书四录》的称法,唐朝在整理典籍过程中,先后有两部:一部是开元七年(719)七月,由元行冲负责较理秘书省藏书时编著的《群书四录》,卷数不详;另一部是开元九年(721)十一月由殷践猷等校理集贤殿书院藏书时编著的《群书四录》(《旧唐书、经籍志所称的《群书四部录》),二百卷。

后者可能是在前者基础上完成的。

本文所指的是开元九年集贤殿书院的《群书四录》,即《群书四部录》。

《群书四部录》早已失传,据《玉海》记载:所录之书的分类“皆据《隋书・经籍志》”βσ。

可知,《群书四部录》是一部有大小序、解题的目录著作,采用的是魏晋以来流行于官方目录著作的四部分类法。

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群书四部录》有如下特点:
1.《群书四部录》著录图书的数量仅次于《四库全书》。

《唐会要・经籍》卷三十六载,《群书四部录》著录图书“凡二千六百五十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姚名达先生指出“自古目录未有巨于此书者,后世亦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堪与比拟,余皆不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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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书四部录》体例较为完备,继承了刘向、刘歆撰写提要的传统,整个目录有大序、小序和解题。

在《群书四部录》编纂之前,马怀素、褚元量、元行冲、毋等人先后对内库群书进行了较理工作。

在撰录《群书四部录》时,编者们将群书校勘的正误更改情况以序的形式题于书前。

3.《群书四部录》出于众人之手,工作量大,各行其事,难于统一。

编者之一的毋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了五个方面的不足:
其一、秘书省藏书多已亡佚,而有关机构的藏书又没有完全收录。

其二、近世图书没有收全尽录。

其三、由于没有检阅全书内容,某些书的分类欠妥。

其四、有的原书缺目,实为篇题,但为了标榜卷帙浩大,不惜“空张第数。

”
其五、有些部的类序和有些书的提要写得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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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毋“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χλ,立志补其缺憾。

毋是唐朝开元时期著名的目录学家,河南洛阳人,生卒年不详。

曾任雩县(今陕西户县)县尉,是开元时期玄宗于上阳宫含象亭所封十八学士之一。

姚名达先生评价其一生时说:“毋在目录学家中比较是不引人注意,然而他却是目录学家中的一位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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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群书四部录》存在的问题,毋进行了大量修改、补充和简化工作,概括起来分为:
1、将《群书四部录》所遗漏者进行补充、注释,令其完备。

2、将解题不合题之处加以说明。

修改和精简,正确、扼要地揭示图书内容和特征。

3、分类不当、著录不一致时,进行更正和统一。

4、对体例存在问题,篇名、著者的著录有错误及有书无目或有目无书的现象进行修改、审查和补充。

5、对原有的类目作了某些必要调整,改右史为编年,霸史为伪史,旧事为故事,谱系为谱牒,略录为目录,兵法为兵书,医方为经脉。

调整后的类目含义要比原类目清晰、准确。

根据图书和实际需要增设了新的类目,如在子部增设了“杂艺术”、“事类”两家。

并将各书繁杂的序跋节略为简略序录,即“小序”。

在《群书四部录》的基础上经过正误、补阙、拾遗,改书序,增书类,精写解题,从而编纂成一部简明实用的新书目——《古今书录》。

可惜《古今书录》早已亡佚,但《自序》完整地保存在《全唐文、四部经籍序略》卷三七二和《旧唐书・经籍志》序中。

五代(晋)刘煦等编撰《旧唐书・经籍志》时,基本取自《古今书录》,只是删除了原有的大小序和解题。

宋代欧阳修等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时,仍以《古今书录》为蓝本。

从现存的这两部新旧《唐志》中可了解《古今书录》的大致情况:
(一)在收录范围和数量上,《古今书录》略《群书四部录》二百卷为四十卷,减少篇幅五分之四,这主要是对《群书四部录》各书序录加以精减的结果。

并
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χν共著录图书三千零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收书至开元年间。

(二)在体例上,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晋荀勖《中经新簿》既有四个部类标志甲、乙、丙、丁,又有部类类名。

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只有部类标志,没有部类类名。

而《隋志》只有部类类名,没有部类标志。

《古今书录》采用了《中经新簿》的体例,并有创新:既有部类标志,又有部类类名,还有大类标志以及大类类名。

(三)《古今书录》四部分类的类目设置为四十五家。

(参见《旧唐书・经籍志》)
(四)《古今书录》每部有大序,各类有小序,每书之下有解题。

所编解题文字简炼,叙述作者姓氏、名称和官职,阐明书籍大意,词简而事具。

(五)在著录方法上,《古今书录》继承了《隋志》以书名、篇卷为主,下著作者姓氏的方法,如《后汉书》五十八卷、张莹撰”。

χο这是现代书名目录和著者目录的雏形。

(六)《古今书录》采取与前代目录著作不同的作法,没有收录佛道经籍,而是对“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的“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录”独“勒成目录十卷,名曰《开元内外经录》”χπ。

原因是《古今书录》是以唐中央政府有关藏书机构的藏书为依据,而对于寺庙道观的佛、道典籍未加收录。

与以上诸目录不同,《古今书录》没有反映唐代图籍的全貌。

毋在编修目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概括成为指导书目修复实践的理论:
(一)目录的产生是因为使用和管理之间存在矛盾的结果。

他在《古今书录》中指出:“经坟浩广,史图纷博,寻览者莫之能遍,司总者常苦其多。

”目录的产生不仅是因为要载录图书,更重要的是因为读者利用不便,要求有一种工具使读者同书籍联系起来,使纷杂的书籍井然有序。

(二)毋抓住了“寻览者”与“经坟浩广”的矛盾,认为目录的社会职能之一是要解决这一矛盾。

指出:“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

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

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泯。

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仗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形象地阐明目录指导读者阅读的社会职能。

后世学者王鸣盛也指
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χθ毋认为目录不仅要指导阅读,而且还要揭示与报导文献,解决文献与人们对它需要之间的矛盾。

所以在《古今书录》序中他指出“将使千帙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

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

”
(三)毋认为著录图书应当实事求是,以今为主。

他认为《群书四部录》所载典籍多已亡佚,不应收载,也不应将在世上流传的书籍不记。

(四)目录必须有提要。

毋将《群书四部录》的辑录提要改成小序,叙述一书一家的旨趣。

(五)书目分类应辨明学术源流。

毋主张采用四部分类的方法揭示书的内容,认为书目的分类是为了“详家代”、“部判条源,甄明科部”,使读者能够找到需要的图书,不致于在大量书籍面前束手无策。

(六)毋认为目录应当便于检索,使人一看目录,便知其大意。

要求目录简单明了,具有实用性。

千余年前毋的这种目录学思想是非常可贵的,对今天目录使用与目录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唐前期的典籍整理与目录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史籍整理在机构设置、人员安排、整理方法及规模和次数远远超过了前代;其目录编纂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古典目录学理论和思想得以完善。

唐代的典籍整理和目录学在历史上占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①《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②《唐六典・秘书省》卷十　③《唐六典・弘文馆》卷八　④《玉海》卷一六七引《集贤记注》　⑤《职官分纪》卷一五引《集贤记注》　⑥《唐会要・集贤院》卷六四　⑦《旧唐书・玄宗本纪》卷八　⑧《旧唐书・礼仪志》卷二三　⑨参见《旧唐书・职官志》卷四三　βκ《旧唐书・职官志》卷四三　βλ《旧唐书・职官志》卷四四　βµβνβοβπ参见吴枫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第121页　βθ参见吴枫教授《关于唐代历史文献再认识》(单行本)　βρ参见两唐书本传　βσ《目录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34页　βτ《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67页　χκχλχνχπ毋五点意见参见《旧唐书・经籍志序》所载《古今书录序》
χµ《目录学》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第126页　χο《旧唐书・经籍志》卷四六　χθ《十七史商榷》卷一
(作者单位:长春师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