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对瘟疫的认知与应对

唐宋时期对瘟疫的认知与应对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原文较长，此系后半部分，题目略有变动。

提要：中古（这里主要是指唐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大量有关瘴气肆虐的公私文牍记载，惧怕瘴气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社会心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不少学者医家已经开始逐渐破除对瘴气（病）为主的疾疫的盲目恐惧，以一定朴素的科学精神对瘴、瘿等地方性疾病进行机理求证的验方诊治。

主要体现是：一，破除对瘴气的鬼神迷信，承认瘴、瘿属于环境所致疾病，对瘴的分类逐渐细化，治瘴医学理论有新的突破；二，不断摒弃信巫不信医的落后观念，探寻治瘴良方，并将推广医药疗法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

从一定程度上说，瘴病与瘿病以及包括鼠疫在内的疫病都是是典型的环境疾病，古代西部（主要是西南）区之所以成为这些疾病的高发区，与西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多崇山峻岭、山深菁密、多毒蛇猛兽的气候多样性与生物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自古以来，这些疾病严重危害着西部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甚至也制约了华夏国家的统一进程与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进步，是导致西部社会结构性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

面对种种疾病危害，我国人民自古以来也从未停止对对上述疾病的探讨和对症治疗，寻求预防消除疾病的医案疗方。

唐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大量有关瘴气肆虐的公私文牍记载，惧怕瘴气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社会心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时期不少学者医家已经开始逐渐破除对瘴气（病）为主的疾疫的盲目恐惧，开始以一定朴素的科学精神对瘴、瘿等地方性疾病进行机理求证的验方诊治。

主要体现是：一，破除对瘴气的鬼神迷信，承认瘴、瘿属于环境所致疾病，对瘴的分类逐
渐细化，治瘴医学理论有新的突破；二，不断探寻治瘴良方，并将推广医药疗法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

一、对“瘴”的辨析
唐宋以前，“瘴”既是一个很泛的疾病概念，也是对南方尤其西南地区原始林莽、闭塞偏远、尚欠开发地区的一种地理文化印象。

并由此派生出“瘴气”、“瘴病”等概念。

“瘴气”盖指南方山林湿热有毒致病气体，即《后汉书·马援传》所说的“下潦上雾，毒气重蒸”。

而“瘴病”则是感染湿热瘴毒而出现的症状。

但古代文献经常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是需要加以区别的。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尚无“瘴”字，南北朝时的《广韵》释瘴为“热病”[①]。

南朝宋范哗著《后汉书》开始使用“瘴”字，用来概括岭南热带疾病，但当时“瘴”与“鄣”、“障”字在文献中并用[②]，大概南朝时起才逐渐统一起来，其语汇应该源于东汉征讨交广“南夷”因环境气候受阻而留下的历史记忆。

隋唐时期，医界对瘴气与瘴病已经有了初步的倾向性认识，将瘴病归结于南方山林溪流暑蒸湿热毒气感染人类所致疾病，属于恶性疟疾类疾病。

隋朝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明确说：“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嶂湿毒气故也。

其病重于伤暑之疟”[③]，认为岭南的瘴相当于北方的伤寒和疟疾，开创了中国中医史上“南瘴北疟”理论的先河。

唐代药学家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巢元方的瘴病理论，治瘴验方上在积累实践的基础上上升支理论认识。

今天所能看见的《备急千金要方》收集诊治瘴病药方多达十二种之多[④]，唐代另一医家王焘著有《外台秘要方》，主张瘴病乃自然环境疾病，“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⑤]，主张尽量利用自然草药资源预防与治疗，说明到隋唐时国人对瘴与瘴病的认识的控制已经迈上一个新高度。

晚唐刘恂因中原战乱曾在岭南羁留多年，对瘴气及瘴病有过亲身体验，并提出了自己一套理论：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疎泄，故多岚雾作瘴。

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虫，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

虫生之非苐岭表之，家性惨害也[⑥]
根据现代流行传染病理论，瘴疫大多可归纳为疟疾一类疾病，其
传染媒介就是吸血蚊蚋[⑦]。

如此则晚唐学者刘恂的毒虫感染致瘴说法已十分接近现代科学的解释。

不过刘恂虽然正确指出了瘴病系蚊虫为媒介传染，却限于唐代疾病观念，又把瘴病神化了，说什幺“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⑧]，这种对瘴病起因十分怪异的说法，大概是流行于当时岭南地区的民间传说，反映了普遍民众对瘴病而恐惧而神异化的心理，也说明当时医学上的瘴病理论只是为少数医家所掌握，民间社会对瘴气、瘴病的理解仍然处于迷茫神化之中
宋代尽管对瘴气的恐惧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详见下文），但随着对西南地区地理环境了解的逐渐加深，更多的人开始从医学角度解释瘴气与瘴病。

出现了如李璆《瘴疟论》、章杰《岭表十说》这样的瘴病专著。

其它医书如相传苏轼、沈括合著《苏沈良方》、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纂要》、唐慎微《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陈师文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张杲《医说》、包括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大全》等医书差不多均列有治瘴专篇。

医家与学者对“瘴”的辩证认识方面明显有大的进步，在治疗方法上也远比隋唐丰富。

首先对瘴病的泛化理解开始批判澄清，尝试对不同的“瘴”病加以分类与对症治疗。

南宋章杰认为南方民间将所有疾病皆归之为“瘴病”，不仅过模糊笼统，而且可能往往耽误治疗：“五岭外虽以多暑为病，而四时亦有伤寒瘟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疾，悉谓之瘴，治疗多误”[⑨]。

南宋学者周去非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

盖天气鬰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朩水泉，皆禀恶气。

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

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痁疟，谓之冷瘴；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藴热沉沉，无昼无夜，如卧灰火，谓之热瘴”[⑩]。

这段记述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南方凡病，皆谓之瘴”，概括了此前对南方疾病过于笼统泛化的代表性观念；二是明确指出所谓瘴病其实就是疟疾和伤寒类疾病，是因为南方气候湿暖、阳气过盛、季节不明导致的环境疾病；三是以病之症状轻重界定“冷瘴”、“热瘴”，这已与南北朝隋唐典籍中的同类概念完全不同。

范成大曾任广
南西路置制使三载，对广西瘴病了解较多，也有具体的分析：“瘴乃炎方之地，脉疏而气泄，人为常燠所暵，肤理脉络，啴舒不宻。

又数十百里无木阴、井泉、逆旅，医药其病，又不必皆瘴之为也”[11]，也指出并非南方所有疾病都可以“瘴”病概之，应该诊断清楚病症，对症下药医治。

由于瘴气与瘴病都是在气温炎热、地气卑湿的西南地理环境中发生，因此二者的发生区域大致相当，古人常常将瘴气与瘴病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大不相同的。

在周去非、范成大等人看来，瘴气只是西南地区山深林密、湿热暑蒸的有毒瘴岚之气，人只有感染这种瘴岚之气[12]才会致病，才可称之为“瘴病”。

这显然是经过广西瘴区长期地理体验得出的正确认识。

一些学者进而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瘴气的生成，认为岭南地气燠蒸，阳气过盛，导致阴阳之气失调，因而产生瘴气。

为什么瘴气会集中滋生于西南地区？宋代医家提出一整套理论诠释。

宋徽宗时所编纂的《圣济总录纂要》说：“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阴也，土地髙厚；东南阳也，地土卑下。

而广南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

以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所藴积，是以四围之山崇髙相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

及秋草木不凋瘁，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

此岐伯所谓南方地下水土弱，葢雾露之所聚也。

故瘴气独盛于广南”[13]。

西北东南地气学说来源于先秦医学地理思想，《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认为：“地有高下，气有温凉。

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者胀，温热者疮”。

程林显然用《黄帝内经》从理论上对南方瘴气加以诠释：西北属阴，地同土厚，所以少疾病；东南地势卑湿，四季燠热，气候上没有寒热交替，“寒热之毒，藴积不散，雾露之气”[14]，所以瘴气最重。

这一瘴气理论在宋代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南宋绍兴年间，李璆曾先后帅置四川和岭南，针对两地瘴气肆虐的危害，作《瘴疟论》，其中谈到“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

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

二气相搏，此寒热之气所由作也。

阳气泄，故冬无霜雪，四时放花。

人居其地，气多上壅，肤多汗出，腠理不宻，葢阳不反本而然，阴气盛，故晨夕雾昏，春夏淫雨，一岁之间，蒸湿
过半。

三伏之内，反不甚热”。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容易生病患疾，出现“瘴”病。

关于“瘴气”的致病机理，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已渐趋一致，文焕然等从现代疾病地理学角度分析说：“从自然环境来说，瘴气是热带森林气候的表现之一，其特点是云雾多，湿度大，闷热。

这种环境，枯枝落叶多，土壤中含腐植酸等也较多，微生物繁殖生长迅速饮食稍不注注意，易生疾病”[15]。

最近金强、陈文源也撰文指出：“瘴气发生的环境多是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死亡的动物及植物落叶易于腐烂而产生岚雾瘴气，再加上山林茂密、空气不畅，瘴气郁结，不能稀释，最终就得以为患”[16]，前者偏重于生物学的分析，揭示瘴气生成的地理环境，后者的阐释则更为具体入微，应该说都从现代自然地理学角度较为合理地解释了瘴气的生成及致病机理，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于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瘴气与瘴病的地理成因，也为贴切理解宋代学者瘴气致病学说提供了现代科学依据。

在唐宋人看来，西南地区的瘴并非一种单一的致病因素，由于各地所处地理条件的不同，瘴气候的类别也相应因地而异。

但是，唐宋典籍所记载的“瘴”，有的仔细分析并非瘴气，而是属于其它病种。

如“黄茅瘴”（或称“黄芒瘴”），早在晋人稽含的《南方草木状》就有记述。

《圣济总录纂要》也谓：“然瘴气所起，其名有二。

孟夏之时，瘴名芳草而终于秋。

孟冬之时，瘴名黄芒而终于春。

四时皆能伤人，而七八月间，山岚烟雾、蛇虺郁毒之气尤甚。

当是时，疾瘴大作，不论老少，或因饥饱过伤，或因荣卫虚弱，或冲烟雾，或渉溪涧，但呼吸斯气，皆成瘴疾。

其状头疼体痛，胸膈烦满，寒热往来，咳嗽多痰，全不思食，发渴引饮，或身黄肿胀，眉髪脱落，此皆毒厉郁蒸之气所致”[17]。

这是宋代医学文献对瘴病症状的重要记录，从中清楚地看到瘴病发作时的各种典型症状。

由于《圣济总录纂要》在宋代医学史上的的权威地位，这段记载很受后世疾病医学史学者重视,视之为瘴病的典型症状。

富弼论岭南“黄茅瘴”的发生时间特点时说：“岭外岚瘴，八月九月尤甚，谓之黄茅瘴。

草黄时，瘴气方盛。

十月以后气候始肃”[18]。

富弼所言“黄茅瘴”，是宋人岭南记述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瘴病。

“黄茅瘴”的一大症状是脱发，晚唐人有谚语“南
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19]，说的就是这种症状。

《方舆胜览》也谓：“岭外有黄茅瘴，患者髪落”[20]。

冯汉镛先生认为是硒中毒症[21]，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宋代岭南两广、福建一带是“风疹”（麻风病）高发地区，这在周密《齐东野语》一书中有明确记载，麻风病的最典型症状就是毛发脱落，尤其眉毛脱落明显，因此“黄茅瘴”更类似于今天的麻风病，这与传统中医理论所持瘴乃疟疾完全是两码事。

《圣济总録纂要》卷五《瘴气》也说：“或身黄肿胀，眉发脱落，此皆毒厉郁蒸之气所致”，麻风病的症状就更加典型。

乐史《太平寰宇记》也说：“越巂有泸水，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中）之立死，非时中人，多闷絶。

唯五月上伏即无害”[22]。

这说明越巂一带瘴气发作是在春夏之交，只有五月瘴气最轻，所以宋人常常以此来解释三国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原因。

“黄茅瘴”具有季节性发作规律，宋代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南宋周去非将瘴病分为热瘴、冷瘴、哑瘴三类：瘴疾，“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痁疟，谓之冷瘴；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藴热沉沉，无昼无夜，如卧灰火，谓之热瘴。

最重者一病则失音，莫知所以然，谓之痖瘴。

冷瘴未必死，热瘴久必死，痖瘴治得其道，间亦可生。

冷瘴以疟治，热瘴以伤寒治，痖瘴以失音伤寒治”[23]。

这表明到了南宋时期，人们对瘴病的分类与认识已经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并且已经掌握针对不同“瘴病”而采取不同的医案。

动物接触性疾病感染也称之为瘴。

唐宋有所谓“鹦鹉瘴”，首先见载于晚唐段公路《北户录》：“凡养之俗，忌以手频触其背，犯者即多病颤而卒。

土人谓为鹦鹉瘴。

愚亲验之”[24]。

南宋罗愿也说：“鹦鹉，能言之鸟，其状似鸮，青羽赤喙，陇右及南中皆有之。

然南鹦鹉小于陇右，飞则千百为群。

俗忌以手触其背，犯者多病颤而卒，名鹦鹉瘴”[25]。

可能系动物病毒感染人类后所产生的人畜（禽）共患疾病，是由于生态关系失衡所致。

近年来日益引起世界各国重视的“禽流感”、“人畜（猪）病毒性肺炎”、“非典型性肺炎（Shars）”等，大体上有类似性。

而动物传染疾病给人类，上引两则唐宋史料当属较早的我国人禽病毒交叉感染的医学史记录。

浮肿与缺氧症：南宋王十朋在三峡夔州患“瘴病”，其诗文留有记录：“夔州再见夏，炎瘴侵我肌。

两股忽浮肿，百药意未治”[26]；南宋李石一家甫至黎州即染瘴疾，“到沉黎，举家瞶气，上如聋者，踰月乃愈。

医人云，此瘴气也”[27]。

不过从上述症状看，王十朋及李石一家所疾病皆非传统疟疾意义上的瘴病，前者可能是肾病引起的浮肿身体症状，后者则是在川西南高海拔轻度地区的高山反应症。

有害气体中毒症：乐史对此有记载：“越巂有泸水，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中）之立死，非时中人，多闷绝。

唯五月上伏即无害”[28]。

北宋末年邹浩贬谪广西昭州，曾亲身经历一次怵目惊心的瘴气发作。

邹浩在为因染瘴而死的仆人张明所写墓志铭中这样回忆道：“予至之日，适又甚焉。

素巾满郊廛，丧鼓连书夜，故老言数十年无有也。

尝于苍埃白雾中，恠鸟正飞而堕，鸡豚狗彘正行而顚仆。

问之他人，则曰发瘴然也”[29]。

宋人这两则有关瘴气发作的记载，一处发生在滇川之交的大渡河流域，一处发生于在昭州（今广西平乐），都应是西南山区封闭湿热地带的毒气所致，山岩矿石硫磺气体挥发和一氧化碳中毒皆可出现上述现象。

像邹浩所说“恠鸟正飞而堕，鸡豚狗彘正行而颠仆”的现象，显然是动物中毒气昏迷现象，而与普通意义上的瘴疾（疟疾）无关。

不过，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唐宋人所说的“瘴病”确实属于恶性疟疾一类疾病。

唐代医学家王焘明确指出：“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

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

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
[30]历史上的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诸省是恶性疟疾的主要流行区域。

唐宋典籍中常常称之为“疟瘴”、“瘴疟”。

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明确指出瘴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

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嶂湿毒气故也。

其病重于伤暑之疟“[31]。

《苏沈良方》也说“凡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常以凉药解膈上壅热”[32]；宋神宗时邢恕在奏疏中曾提到患瘴病的身体症状：“蛮徼山林阻险，道路狭隘，溪涧隔絶，吏士羊肠鱼贯，不轻得进。

地饶瘴疫，令人头痛身热，沤泄霍乱，而中州之人，不服习其水土，使蛮稍桀黠闻[33]”。

“头痛身热，沤泄霍乱”，正是疟疾发病的典
型症状。

疟疾，俗称“打摆子”、其典型症状就是患者感染疟疾细菌（Plasmodium）后时而高烧，时而发冷，交替发作。

现代医学认为，疟疾的易感人群来自低疟区、非疟区的人员。

由于机体缺少免疫力，易受感染，且临床症状多较重。

据现代流行病调查，我国主要流行间日疟与恶性疟，其中恶性疟主要流行于广东、广西、贵州、海南及四川部分地区[34]，这与唐宋典籍中对以疟疾为主体的瘴病症状与地理分布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

巢元方所言“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的症状，更是符合现代医学对恶性疟疾的诊断。

唐《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宋《圣济总录纂要》、《证类本草》、《苏沈良方》等医书所载治瘴验方与治疟类疾患也基本一致，大致皆以提气解毒、“主寒热瘴疟”为主要治疗原则。

二、从对瘴气的恐惧到医学应对
唐宋时期对瘴气、瘴病的恐惧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由于西南与岭南地区为瘴病的主要流行区，所以在当时的地域文化观念中，西南、岭南地区乃瘴烟蛮雨的恐怖之地，以致严重影响到中央对这两大地区的行政秩序以及与中原内陆的经济文化交流。

现代云南与贵州以自然风光的秀美与民族风情特色为旅游者所向往，但在唐宋时期滇、黔之地却因多瘴气而成为恐怖之地。

唐代除了征战、行商、谪戍者外，很少有入滇、黔者，天宝年间唐与南诏曾发生战争，官府征兵讨伐南诏，关中百姓一片惊慌，著名诗人白居易《新丰断臂翁》诗云：“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

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徒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35]。

从此诗看，这位断臂老人年轻时并没有到过云南，只是“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竟断臂自残以逃避远征滇池地兵役，可以看出当时内陆人对云南的恐惧主要也是对瘴气的恐惧。

而被迫赴滇者，竟多以自杀相抗。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南诏蒙嵯巅侵邛、戎、巂三州，攻陷入成都，“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

当时被掳人口恐惧入滇者“自杀者不胜计”。

至大渡河，“众号恸赴水死者十三”[36]。

时人雍陶将这一恐惧写得更为直接：“云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长青瘴色低。

渐近蛮城谁敢哭，一时收泪羡猨啼”[37]。

《资治通鉴》也载唐朝天宝年间征兵讨伐南诏时，“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38]。

岭南地区在唐人心目中更是瘴疠荒蛮边徼之域，“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39]，为唐代罪臣谪迁之所，时人视之畏途，初唐即发生朝廷大臣拒赴交州任官而被唐太宗处以极刑的悲剧事件。

《旧唐书》载贞观初，卢祖尚被授以交州都督，因害怕岭南瘴疠，以“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40]为由再三拒不赴任，以至于激怒太宗，“以忤旨斩于朝堂”[41]。

唐顺宗时宰相韦执宜甚至十分忌讳别人谈及岭南州县名称，认为不祥，去职方司观舆地图，“至岭南輙瞑目，命左右彻去。

及为相，所坐堂有图，不就省。

既易旬，试观之，崖州图也，以为不祥，恶之”[42]。

真是到了谈岭南而色变的神经过敏地步。

到了宋代，在一般人看来，岭南蛮区依然充满瘴疠，去者难以生还。

北宋征伐广西侬智高叛乱，官兵因害怕南方气候而畏惧不前。

王辟之《燕翼诒谋录》卷二载：“王师初下广南，北人畏瘴厉无敢往者。

虽武臣亦惮之”。

范成大赴广西置制使任，亲朋送别无不凄凄惨惨，悲伤忧戚之状无异于生离死别[43]。

瘴气的存在不仅使内陆人多为之惧怕，更是影响到国家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北宋胡宿在论及平定广源蛮侬智高叛乱时认为历代中央王朝征讨岭南两广之所以多以失败告终，主要在于地理环境的险恶，其中瘴气的严重是一大阻力：“前代征讨蛮冦，所以为难者，以其保聚巢穴，掠害边境。

兴师深入，则有山林之阻；久屯，则有瘴雾之毒。

兵不得战，人多疫死，此其所以为难也”[44]。

上述事例确实反映了当时内陆人们对蛮夷地区瘴气普遍的恐惧与忧虑，也表明一些地区瘴气确实对人的生命健康与社会造成较大危害。

然而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更多的记载事实表明，时人对瘴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分渲染而形成的恐惧心理，包括某些文献也难免对西南地区瘴气的记载有夸大失实之处。

从许多真正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严重。

尽管人们普遍惮瘴，真正到了瘴区，却很少有染瘴者。

对瘴的传闻与渲染往往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长江三峡一带在唐宋人的地理视域中是所谓荒陋烟瘴之地，但陆贽、白居易、元稹、欧阳修、寇
准、李复、范成大等一批名臣曾分别贬谪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巴东（今湖北巴东）、通州（今四川省达县）一带，不仅没有传染瘴病，反而在此著书立说、作文赋诗，常有江湖之乐；宋代昭州（今广西平乐）为所谓“最为瘴毒之地”[45]，但景祐年间梅挚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却安然无恙，相反目睹更多的则是官场的腐败丑恶，写下盛传一时的《瘴说》：“仕有五瘴：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昬辰酣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簿之瘴也。

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殒。

虽在毂下，亦不可免。

何但逺方而已。

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之土瘴。

不亦缪乎”[46]。

梅挚把官场恶劣风气视为瘴疫，以“五瘴”来借喻政治腐败昏暗，可谓绝妙而深刻，也是宋人对瘴这一自然灾害认识的理性升华。

在他看来自然之瘴并不可怕，真正的危害倒是政治与社会之“瘴”。

北宋著名学者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记同一个梅摰在福建漳州的另一个亲身经历更能说明问题：
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

涉者足皆如墨。

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

饮则病瘴。

行人皆载水自随。

梅龙图公仪宦州县时，沿牒至漳州。

素多病，预忧瘴疠为害。

至乌脚溪，使数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为毒水所沾。

兢惕过甚，睢盱矍铄。

忽坠水中，至于没顶。

乃出之，举体黑如昆仑。

自谓必死。

然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47]
梅挚不慎掉入当地土人谈之色变的乌脚溪。

不仅没有染瘴，反而前病尽除。

这一故事颇具喜剧色彩，不仅说明人们对漳州瘴病的传说过于夸大，而且还证实了乌脚溪水有神奇的医疗效果；范成大赴广西制置使赴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市）上任前后的经历，也颇能说明宋人对瘴的态度转变。

前引《骖鸾录》记载范氏临行前家人凄惨作别，范氏自己也是因王命难违，在惴惴不安中起程赴任，但实际上亲临桂林后发现不仅此地没有传说的那样可怕，反而山水秀美甲于天下、令人陶醉，以致后来在著述中不断有对桂林的赞美之辞：“桂林自唐以来山川以奇秀称”；而且说桂林“清淑有中州气”[48]。

在他看来，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