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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初唐四杰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
 朝代的更迭往往会伴随文化思想的变革。

出现于初唐高宗朝中后期的四杰，其文化心态和艺术精神相对于前朝文人及当朝的龙朔诗人，呈现出新的特质，在他们的人格品德和创作实践上都有深刻的反映。

 1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初唐四杰的得名，历来众说纷纭，学者曾作详细的考证。

一般来说，四杰之称大抵始于咸亨初年。

《旧唐书裴行俭传》言：时有后进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

可见四人的齐名缘于其文。

唐人称颂四人才藻相类，喜欢对其品评比较。

其实四杰不仅文才相似，综观一生，同样福薄命舛。

纵使少负才名，无奈沉浮辗转，处境悲凉。

王勃天资聪慧又有家学渊源，相传六岁能文;杨炯幼时博学聪敏，十岁举神童，待制弘文馆;骆宾王七岁以一首《咏鹅》显示过人才气，流芳千古。

但命运不但没有偏袒才子，还额外降祸。

王勃二十七岁遇险溺水而死，生命刚刚启幕就匆匆收场。

杨炯一生宦海浮沉，官卑职小，晚年凄惨寂寥。

卢照邻虽活到了六十岁左右，但三十八岁即得恶疾，几成残废，因难以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殁。

骆宾王的结局更是说法不一，无论兵败被诛还是投江自尽，都无尽悲凉。

引用王勃《别薛华》中的心事同
漂泊，生涯共苦辛评价四人实为贴切。

 2 初唐四杰的人格品德
 传统文人受正统儒家文化熏陶形成达则兼济天下，穷着独善其身的思想，四杰也不例外。

青年时的王勃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抱负，他以才华为进阶石，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撰写《上刘右相书》，直陈政见，挥斥时弊，希望跻身台辅，决策中枢，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受到当权者的重用。

杨炯二十七岁应制举及第，授校书郎。

卢照邻为邓王元裕赏识，被授邓王府典签。

骆宾王宦海几浮几落，但政治热情始终不减。

四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王勃的《滕王阁序》云：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

可见其经世济国的宏愿。

杨炯以《从军行》、《紫遛马》、《战城南》、《送刘校书从军》等边塞诗赞美边塞将士保卫边疆、建功立业的爱国抱负，更流露豪情壮志。

卢照邻的《咏史》吟咏汉代季布的风云际遇，寄寓了他兼济天下的进取意识、积极入世的愿望和坚持操守的精神。

骆宾王虽一生坎坷，但从未放弃政治抱负，《从军行》表现了他投笔从戎、忠君报国的凌云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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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

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祛除奴役人类的异己力量，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自身也不断得到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个人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个人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阶段，继之则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最终，人类将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

这样，由依赖的个人到偶然的个人再到解放的个人就成为个人在历史发晨进程中依次呈现的三种基本形态。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考察个人发展的理论工具
 人是万物的尺度。

对于人的发展问题，历代哲人都曾进行过广泛的探讨。

然而，囿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思想家们大都沉陷于抽象的逻辑演绎，缺乏现实具体的和历史的考察。

因而都未能正确揭示个人发展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本人早年对个人发展的思考也未能完全脱离这一窠臼。

直到19世纪中叶，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式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找到了探究人类发展的万能钥匙，从而科学地阐释了个人发展的本质内涵。

 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理论再现。

一方面。

它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要从直接生活
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

另一方面，它又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

但归根结底，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都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由此，唯物史观就提供了考察个人发展形态的两个尺度：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离开了现实的个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纯粹的虚幻。

现实的个人必定是社会的人，必定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人。

因此，社会的关系实际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时下不少论者就从这一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发展理论。

然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固然可以成为衡量个人发展的一个标尺。

但从根本上来说，个人的发展要取决个人置身于其中的物质经济关系，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无从谈起，没有蒸气机和珍妮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进而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这样一个动态过程。

因此，只有从人们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标尺，才能够确切理解和把握个人发展的历史过程。

据此，本文认为。

马克思提出的个人发展三形态是与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三个不同阶段相适应的。

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阶段是自然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主要形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商品经济社会个人
发展的主要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是产品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主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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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阅！有学者撰文说明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

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

朝代的更迭致使统治思想亦产生变革，唐朝的统治者自然摒弃前朝的不良影响，从新的角度发掘儒家思想的内涵，贞观君臣继承了周、隋以来北方儒学强调的王道政治的理论，并明确标举以尧舜周孔之道为其政治指导思想。

四杰接受的正是这样的儒家思想，这成为他们经世济国、兼济天下的宏图伟愿的根源。

 前面说到，命运对初唐四杰十分不公。

在表达宏图伟愿的同时他们又有不少抒写内心苦痛的诗文。

四杰将怀才不遇的个人感伤与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结合，表现出不卑不亢、白璧无瑕的高风亮节。

王勃才高位卑，政治上屡遭挫折，一首《别薛华》将悲凉不幸浓缩字里行间，但他没有停留于此，《采莲曲》以优美的文辞、真挚的情感抒发采莲女对远征丈夫的思念，反映连年征战的社会现实。

卢照邻的五言诗《曲池荷》寄寓了他抱才不遇、早年零落的心境，《赠益府群官》透露出个性耿介、不同流合污的品德。

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既表现了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无奈，又坦白了光明磊落的心迹。

相对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略早一些的龙朔诗人的利欲熏心、阿谀献媚，初唐四杰以诗文表白心迹，显示其兼济天下、刚正不阿的胸襟品质。

 3 初唐四杰的诗文创作
 前面分析四杰的人格品德大都是以其创作的诗文为佐证。

但初唐四杰对文坛的变革不是完全颠覆性的。

历来认为，初唐文学思想是以对六朝绮靡文风的批判作为起始的，但是，无论是初唐史家还是以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人并未完全摆脱六朝文风的影响。

四杰承袭了六朝文体，对于声律对偶等形式因素，四杰并未排斥。

真正为他们所不屑的，是内容贫乏格调萎靡的馆阁体诗风。

四杰继承前代文体而批判前代文风。

 
 无论是王勃的《滕王阁序》还是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都是对仗工整、文才华丽的骈文典范。

《滕王阁序》用典繁多而贴切达意，《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挥洒自如而通畅易晓，两文都摆脱了齐梁以来骈文碓砌辞藻的弊病。

初唐四杰对于骈文并不是一概否定，好的文学样式应该在有才华的人手中大放异彩，而不应落入平庸之辈，成为一堆无意义的华丽辞藻的堆砌。

这正是王勃等人既否定前代文人，同时自己的创作又颇为讲求形式技巧的原因所在。

 此外，初唐四杰因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希望能跻身上层。

所以尽管他们有高洁的品德，但对朝廷的态度还是以雅颂为主。

这种雅颂建立在经世济国、兼济天下的思想基础上，言之有物，以理服人。

这和龙朔诗人舍道弃儒后的献媚和娱上有本质的区别。

正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所批评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一方面是指龙朔文人由于为文绮碎、雕刻而导致形式上的柔弱无骨、缺乏感情的力度，另一方面则指龙朔文士由于轻儒弃道而导致人格上的柔媚无骨。

初唐四杰对当时文风的批判可见一斑。

 总之，初唐四杰无论人格品德还是创作实践都给初唐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们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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