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皮锡瑞_经学历史_张国华

读皮锡瑞《经学历史》
◆　
张国华
晚清时期,湖湘人才辈出,湘学成
一时风尚。

皮锡瑞就是其中今文经学的杰出代表。

皮锡瑞(1850———1908年),湖南善化人,力主通经致用,曾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和清末兴办新学,是晚清湖南改革运动中一位重要的宣传家、教育家和经学家。

在其诸多学术著作中,《经学历史》是有影响的经学代表作,可称为中国第一部经学史。

此后,该书一直被奉为经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经学历史》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在书中,皮锡瑞以今文经学作为经学的正宗源头,在经学发展各时期的叙述中,以今文经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为依归而进行判别。

《经学历史》全书共分十个部分,分别论述经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

在书中的第一部分,皮锡瑞上溯经学的源头,认定“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认为孔子删削上古三代文献并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微言大义,从而形成经学。

他认为经学的传承流变应是盛衰统合的周期性变化,以为“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

作为今文经学家的典型代表,皮锡瑞在此论证了孔子删定六经的存在。

他认为孔子著书立说之前,不曾有经书,好比“李耳即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不生,不传七佛之论也”。

在其本人看来,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事实并非同一类问题,此类说法皆为门户之见。

老子作为道家创始人,做五千言《道德经》;释迦作为佛家创始人,传其七佛之论。

几成定论,并无讨论必要,并非如经学内部因学派不同而存在较大分歧———经书何人所作?古文经学家认为经为
60
·读书札记·
周公所作。

章学诚乃谓“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事实是,经乃是中国远古时代所流传的重要典籍,其内容广博,且时间跨度也相当大,决不可能为一人一己之力所完成。

同样在第一部分中提到今文学常言的孔子“素王论”,他认为读孔子之书,便可知孔子作六经的宗旨。

孔子有帝王之德行,而并无帝王之位,晚年察觉教化日下,从而隐退删定六经,教于万世。

书中精深之理可为万世之准则。

此后,为君王者必遵孔子之道;为士大夫者必遵孔子所教。

此为万世之真理,并非其一人之私论也!在经学开辟时代主要立论为认定孔子规定六经并垂教于万世。

经学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学说,其影响深远,但绝非可以恒常不变而通行千万世的!
在第二部分中他首先确定经名由孔子所定,继而经学传于孔门内部。

此处引用《韩非子·显学》篇载:孔子之后,儒家别分八派,各门所传经籍不同,其政见及主要思想皆有不同。

因其所主传经书不同,故其学派思想也必定会有明显差别。

此处详尽论及了各经流传情况,使人读之一目了然。

这种着重记录某一典籍的传衍以及在这一传衍过程中的变化,使读者了然于胸。

皮锡瑞认定五帝三皇六经典籍由孔子删定后,其门人弟子在战国时期将其传布于各国。

事实上,虽然经学存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其实均为鲁之学派而已。

虽然分支旁杂,实则传承清晰。

在秦末动荡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年代久远渐不为后人所知,而能传《公羊》者有六人,传《谷梁》有二人,对后世学术皆有很大贡献。

并再次强调:孔子删定六经后遍称为经,经由弟子解释后称为传或记,再经弟子辗转相传后就称为说。

应明晰经与记、说、传是完全不同的,避免笼统称为经的谬误。

皮锡瑞引《史记·儒林传》载:汉武帝继位后,尊重儒学,广招天下方正贤良之士,由此经学逐步昌盛。

经由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适应了西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需要,因而得以成为学术一尊,至此时五经均已置备博士,此为经学昌明的最大明证,而此时经学也最为纯正。

当时,公孙弘等均以治经而位列显贵。

皮锡瑞认为欲昌明经学必以高官厚禄引导之,“古今人才选举之法,至此一变”,乃形势发展之必然。

皮锡瑞极不赞成在“五经博士”基础上再立“十四博士”,五经中惟《诗》在汉初已分为鲁、齐、韩三家,且申公、辕固、韩婴生非一地,学非一师,分为三家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书》、《礼》、《易》、《春秋》均为一师,专门教授,没有必要再分立博士。

治学应专门,不应随意分门以违师法。

研究经学应宗汉代经学,对待汉学应注意考辨。

前汉主今文经学,专主精深义理,微言大义;后汉经学偏重古文经学,关注章句训诂。

只注重训诂考据,难免繁琐枯燥,因此宋儒兴起重心性义理的宋学。

这就是汉宋区别所在,而今文经学却能独兼义理训诂两长。

皮锡瑞认为,从西汉元成年间到东汉时期为经学极盛时期,而其所以如此迟晚,就在于西汉初年并不重用儒生。

自武帝任用儒生公孙弘为相后,天下士人无不以学问为方向,从此汉朝公卿大夫均为习儒之人。

这是汉代经学兴盛的原因之一。

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又广置官学,天下官学无不讲学谈儒,亘古未有之盛事,这是又一原因。

皮锡瑞认定后汉经学盛于前汉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前汉儒者多专注一经,少有兼通几艺者。

而且很多经学是逐步整理拾遗而完成的,有些甚至只注重一经之一部分者。

其次,前汉专注解前朝遗经而少有研究著述,经书是逐步整理完备的,学风亦是日渐形成。

学风日渐开化,学者思想也逐步提炼升华,从而形成争鸣情形。

经学强盛于汉代,汉朝衰亡后,经学亦渐衰,魏晋时期为经学中衰,唐末至宋初已逐渐衰微滞后。

然而其恒守古义,不尚新奇求变异之学风仍未更变,承袭师说凭据客观仍为
61
·读书札记·
汉唐注疏之遗风。

后世宋儒不信经文注疏,以至“疑古”,最后发展到改定删节、转换经文以求牵合于己意,此点必须警戒。

先代儒者发现书简有误时,明知其为误,但依旧保持原文,只在注解中加以说明,非常谨慎。

宋元明三代学人解经注疏之书,皆存在任意删改的问题,宋代儒者为始作俑者!元明两朝,由于理学进一步发展演变,特别是心学兴起后,义理之学大盛,这便导致解经时新解层出,这与皮锡瑞的“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的立场相反,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经学积衰时期。

清朝为封建社会的末期,注重考据的朴学兴起,因与东汉古文经学宗旨近同,同样称为汉学,盛极一时,这是经学发展的最终总结阶段,清学是经学复盛时期。

《经学历史》一书,以比较简明的文字论述了中国经学史的脉络,勾勒了发展演变的主线。

“这种思维方式和划分阶段的方法,显然得力于公羊朴素进化观和西方进化论。

尽管皮锡瑞的划分和概括未必十分恰当,但毕竟第一次做到按照经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分析其阶段性的特点,把它视为其中包含有进化嬗变之理的客观研究对象,并且提出了自成系统、自有见地的看法,因而明显具有学术近代化的特征。

”
《经学历史》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表现在编撰体例上。

在该书中,皮锡瑞在讨论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时,将整个经学历史分为十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名目也就是该阶段的特点,且注意到了将整个经学演变的纵向历程与横向———经学发展的表象的有机结合,使得在叙述经学史时,既能了解经学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大势,又能把握这一时期与经学史上前后的联系以及得失,集叙述、议论于一体,做到了以史论证而又论从史出。

作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经学历史》有其优点,但由于受到作者学术立场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皮锡瑞从维护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认为古文经学不具微言大义,是单纯的史学;至于宋学,也以其经解不符合圣人之意而否定之。

不过,否定宋儒的皮锡瑞却曲意回护朱熹一派,“其巍然为一代大宗者,非特以学术之宏通,实由志行之高卓也。

”但皮锡瑞对理学中的另一派———陆王心学,竟避而不谈,未置一喙,显失公允,完全忽视经学学术之真实。

皮锡瑞对经学史上重要人物的评价也带有浓厚的门户色彩。

在他看来,凡治古文经者,在政治上皆有大逆不道之倾向。

比如对王肃的批评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皮锡瑞认为:古文经学的兴起是对经学的第一次破坏;宋学“义理解经”又是对汉学的变乱。

这种观点与其厚“今”薄“古”、尊“汉”抑“宋”的立场是一致的。

皮锡瑞将中国经学史分为十期的做法,也具有强烈的门户之见。

这种分期方法仍停留在表面,且用语多有语病,如论经学开辟时代,谓“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显失理性;而以战国至汉初为经学流传时代,难道汉至清不也是经学的流传时代吗?而说经学之中衰、积衰,实则是经学发展的环节,未必真是经学的衰落,其标准何在?这种分期方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凸现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之功。

当然,出于作者今文家法的门户之见及时代的局限性,该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无须多言,然其在学术界的广泛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

《经学历史》一书推动了经学史研究向“纯”学术化的转变。

这种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该书的问世标志着经学通史体系业已确立;另一方面,他的开创之功以及诸多不足的存在,使经学史研究在这一基础上得以深化。

”因此该书仍是我们进一步关注并研究的国学基本从书。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社科系,710069)
62
·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