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射箭：民族记忆中的生命细节

河湟射箭：民族记忆中的生命细节作者：李明华
来源：《群文天地》2020年第04期
上篇：一个地域的民族记忆
河湟“花儿”和河湟民族民间射箭活动是一种地域性文化，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孪生兄妹，射箭没有了“花儿”和“拉伊”的陪伴，就像歌唱缺少了响器的伴奏，有了激情四射的射箭，“花儿”和“拉伊”才像长上了飞翔的翅膀。

任何一种地域性文化的形成都是有历史源流和地域特征的，因此，河湟地区的民族民间射箭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有地理标志的，这个地理标志首先表现在河湟地区的地域自然特征和历史人文情怀。

地理标志
目前，有关河湟地区的地域概念学界有大中小三种之说。

从广义上的地域文化概念来看，河湟地区应该包括大通河（浩门河）下游的甘肃天祝、永登、兰州红古区等地和甘肃大夏河、洮河流域，考虑到实际的行政区划和历史沿革，时下的河湟地区应特指青海东部湟水流域各县域以及大通河上游以南的山区和贵德、同仁等黄河沿岸的农业区。

而探讨和研究一种地域性民族民间文化，就是要了解潜在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河湟地区射箭活动，有别于青南游牧民族的射箭，是一种以河湟地域为范围的区域性民族民间文化现象。

换句话说，应该以青海东部地区为中心。

更具体地说，河湟地区射箭活动的腹地应该在平安——乐都——民和这个文化带上，同时也包括這个中心地带的相关辐射区。

比如黄河流域化隆、尖扎、共和的农业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一方文化，所以地域文化很大程度上以其地缘人文因子的隐显起伏，调节着这个地区文化的社会风气、群体和谐、消费时尚和审美风貌。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河湟地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民群众钟情于射箭，像逢年过节一样，并将这些民俗
风情纳入了自己的惯常生活，成了生命和血液中的一部分。

这种射箭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河湟地区的地理生根的，然后以这个地域的村落和人民群众为干，以系列化的活动和其间无意识的民俗为脉络的。

比如射箭期间的“花儿”和歌舞相伴，饮食攀比，物资交流，甚至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提出河湟地区射箭活动的地理概念，就是要对河湟地区射箭活动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进行丈量、发现、定位和描绘，从而进一步丰富可开发的射箭文化资源，揭示射箭文化的生命特质、审美形态、文化身份，从而使河湟地区的射箭文化在健康的轨道上走得更远，长成一棵婆娑起舞的大树。

值得提出的是，河湟地区射箭活动是以这个地区的藏族村落和藏族混居群体为中心的，这个中心既是一个地域、社会群体的历史概念，又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依据一定的地域环境保持的、群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和生存行为。

它至今依然以其古老的血缘和生命延续着自己独立的生存文化形态。

他们依据着自己脚下这块半农半牧的土地，固守着自己的家园，保持着自己生命品属的相对独立与纯粹，使自己古老鲜活的血液一直在河湟谷地里喧哗着生机勃勃的精神激情。

它因之而使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这片土地产生心旷神怡的联想;使其成为人类记忆中的一个动人的章节，一种生活和生命方式的别样。

在不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交往中他们与这里的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等一同书写着这里的历史，放射着狂悍旷达、自由不羁的生命激情。

河湟地区射箭活动的地理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

明清以来的碾伯县（包括今民和），是含有今天乐都的以瞿昙为中心的下营、峰堆、亲仁、蒲台、桃红营、中坝，北至今天平安县的巴藏沟、沙沟、三合、古城，南至民和县的峡门、新民、西沟、杏儿、李尔堡等3个县的16个乡（镇）100多个行政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射箭队员有10万之多，参与人员达20余万人。

甚至还包含了今化隆、尖扎、共和县的部分地区。

这个地理概念在青海版图上非常清晰，是湟水河以南汉、藏、回多民族聚居的广大浅脑山地区和黄河沿岸的化隆、尖扎、共和的农业区。

长期以来，各兄弟民族在这片土地上耕牧相间，和睦相处，共同开发了这片美丽的沃土。

由于这一地区多处于脑山，历史上森林覆盖面较大，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狩猎经济曾是人们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据历史记载，当年隋炀帝就曾在这里骑马狩猎。

因此，射箭就成了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群众与生俱来的特长和传统，形成了汉、藏、回等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和维系情感和生命的民俗文化。

所以，河湟地区由来已久的射箭活动比的不仅仅是输赢，是民族之间的了解、认同和和睦相处。

其主题是和谐。

历史情怀
河湟地区的射箭活动从品象上看，应该是一种农牧相间的农牧民民俗文化，是青海东部农业区游牧民族几经迁徙，在这里定居的历史记录和文化记忆，毫无疑问，这种文化记忆也渗透到了汉族和回族群众之中。

湟水南岸的平安、乐都、民和的南山脚下，有一方敦厚的土地——角仓，藏语意为生长麦子的地方。

这里山高川阔，宜耕宜牧，至善至美，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一个曾经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在历史的某一个结点上，迁徙至此，卸下他们至爱的马鞍子，无限依恋地放走了驰骋草原的骏马，他们学着汉族人的样子垒打起了方方正正的庄廓，不得不定居下来，拿起了陌生的犁铧和锄头。

他们也许对农耕很不情愿，甚至对过去在原野上的尽情驰骋，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留恋和深情的回望，但这是历史和自然的必然选择，他们就是角仓藏族。

他们跟河湟谷地的汉族、回族生活在一起，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土地，把祖先的弓箭和马鞍子无奈地闲置起来，学习耕地种田。

但不论怎样，他们骨子里文化的东西无法改变。

日月轮回，四季更替，光阴在种植麦子的土地上荏苒，但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的骨肉里流淌着祖先的血液。

阳光下的角仓，民族风情浓郁，他们唱着古老的“花儿”和“拉伊”，在“噢——噢——噢啰啰——噢啰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的邀请和呐喊声里穿上华丽的民族服装操弓射箭，踏歌跳舞，在汉藏农家的火炕上品酩喝茶。

所有的一切，都是古老角仓留下的印记，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和记忆。

从某种程度上说，除了相貌和语言，民俗风情应该是最能表现一个地域和民族特征的东西了，是注入民族血液和骨头里铭心刻骨的记忆。

民俗是民间风俗，是指一个民族或地域中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民俗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强大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特别是在以村落、家族和社区为切入点、以乡土为生存条件的人文环境里，时序、节令、天象、农事、敬神、祈福、禳灾、求雨、庙会、生老病死的繁复秩序等民俗往往成了一张隐形之网，蕴含着生活和生命中的细微。

民俗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心态、语言和行为模式。

从本质上说，民俗是一种仪式，是一种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之一，相对于其他形式，民俗中的繁复仪式留给人们的记忆更加经典，也更加悠长。

当一个人一旦进入了乡村的风土人情的时候，可以说他已经进入了乡村的内部，与乡村的人和事化为一体了，他也就不可避免地被乡村的节奏和氛围规约。

角仓藏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生活在以汉族为中心的社会之中，他们根本没有可能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跟汉族、回族交流、思维、感受，去体验生活中的欢乐和痛苦，只能在家庭和同一民族之间进行交流，至于文字更难，他们大都从事的是汉语教育。

因此，如果不从惯常的民俗风情里留住一些“根”性的特质，还有什么能留得住呢！他们不愿意失去自己的风俗，不愿意失去自己心爱的弓箭，犹如孩子依恋母亲的怀抱，他们在夏日的林荫里穿着华丽的民族盛装操弓射箭，在“花儿”和“拉伊”的悠扬和辽远中尽情释放民族激情，并在其中得到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暖、安全和自由。

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自己祖先的一种虔诚怀念，是对民族历史和记忆的一种自觉唤醒，更是一种民族救赎行为。

他们就是在操弓射箭的狂欢里回味民族和历史的自豪。

河湟地区如火如荼的射箭活动从表面上看，是当下一种社会进步、经济富裕之后群众自发的精神需求，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自省和自信。

近年来，他们几乎不分机关和农村，不分季节不分忙闲地在一场又一场的操弓射箭中，展示着他们民族记忆里动情的“拉伊”、华丽的服饰和歌舞，这在文化全球化、地域特色不断弱化、民族意识和记忆不断淡化的当下，无疑是绽放在河湟谷地净土上的一份芬芳和一份美丽。

当然，河湟射箭活动的地理标志还表现在民族性上。

毛泽东曾说过：“各种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都作出过贡献。

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河湟地区历史十分悠久，从民族构成来看，有汉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蒙古族等，从宗教信仰来看，汉系儒释道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并存。

因此，探讨河湟地区民族民间射箭文化存在的意义、成就、特征、审美属性和价值取向，就是准确把握、认知和弘扬这一地域的民族民间文化坚守和人文精神，促进河湟地区的社会和谐发展与经济建设不断繁荣，在青海乃至中国民俗民间文化的大视野中来认知这一历史现象，理清河湟地区的射箭活动和青海乃至中国射箭传统的关系，以及和中国多民族射箭活动的传承，是所要深入分析和探讨的问题之一。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真实生活写照和生命传记。

透过一个地域文化璀璨的星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生活常态和生命历程。

同时，也是河湟地区地域和民族精神与灵魂的缩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想象力与情感感知力量的形象表现，没有更强大的东西能代替这种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湟文化是河湟多民族人民的传记。

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群体，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里来，到哪里去，曾经发生和经历过什么，就不知道如何选择前进的道路，不知道如何对待过去，也不知道如何对待未来，更不知道哪些东西应该抛弃，哪些东西应该坚守和发扬广大。

有学者研究表明，今天的土族就是中国历史上虎踞北方、龙蟠西北长达350年之久的吐谷浑民族，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明末或清初），朝廷的地方官员为了上报名册的简单和方便，大笔随便一挥，将吐谷浑民族简写成了“土民”或“土人”，从此割断了土族的群体记忆。

万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青海的“土人”才有了一个尊严的名称“土族”，也才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之中的一员，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也是一件让人庆幸的事情。

基于这样的情况，关注河湟谷地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遺存，探讨河湟文化特别是射箭文化存在的理由、成就、特征、审美属性及其价值取向，是必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地处中国西部的河湟谷地，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其地理位置处于中原通往中亚、西亚、西藏的通道上，因而汉系儒释道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在这里形成一个独特的交汇点。

羌人游弋，匈奴逐鹿，吐蕃争雄，中原安抚，政权的交替和历史的变迁，众
多文化在这里交替出现，使这里的众多民族民间文化呈现出璀璨夺目的景象，河湟民族民间射箭就是其中的奇葩。

射箭既是远古祖先赖以生存的手段，又与军事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弓矢对于蒙昧时期，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期和枪炮对于文明时期那样，乃是决胜性的武器。

”
追根溯源，河湟地区的民间射箭活动由来已久。

明正德四年（公元1508年），蒙古部落领主伊巴哩起兵反抗新兴蒙古贵族达延汗，达延汗于明正德五年发兵讨伐伊巴哩，把战火引入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又与当地的藏族部族发生长期的冲突和战争。

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从原河州迁徙到河湟流域的红帽儿番精良的弓箭和咎扎番勇猛的刀法，令蒙古兵头痛不已，一些蒙古酋长无不感叹地说：“红帽儿善射，咎扎善刀，恒畏之。

”意思是说，红帽儿番的箭技好，咎扎番刀法厉害，实在可怕。

自此，红帽儿番被融入当地的番族之中，其善射的本领在平安、乐都、尖扎、化隆等地的藏族群众中代代相传，承袭至今，成了河湟射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湟地区的射箭活动有着广泛的民族性、群众性和自发性。

参与者不分民族，有汉、藏、回、土、蒙古族等，彼此遵守射箭规矩和民俗风情，做到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和睦共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保留了各自的风俗，表现出极大的宽泛性和包容性。

有十七八岁的青年，有四五十岁的壮年，也有六七十岁的老年。

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有在职和离职的干部职工，一代又一代的射箭爱好者络绎不绝，接踵涌现，表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良好态势。

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当下，这种民族性、群众性和自发性的团队集聚和团队协作精神，对于增强村落意识和群众的凝聚力及上世纪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引领着村落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生活。

值得追忆的是，在清同治以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青海东部的河湟谷地烽烟四起，战乱不断，河湟谷地及周边地区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的角逐之地，许多群众为了躲避战乱陆续向西部迁徙，其中就包括平安、乐都、尖扎、化隆的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

他们最终在同德、兴海、贵南、共和、都兰、祁连等地定居，这些迁徙者念念不忘河湟故土，时时操弓射箭，代代相传，至今盛而不衰。

这些地区是河湟射箭文化的辐射区。

从河湟谷地射箭程序中的一些环节和种种细节不难看出，他们仍然保留着这个地区各民族在大自然裸陈状态中生命强大的承受能力和克取的意志，尤其是黄河谷地的一些村落更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东西。

也许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民族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有过相互的伤残，但最终握手言和，不可抗拒地成了一个严峻自然环境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相对独立的生存整体。

从此，挥舞于这片土地上的两只或几只彼此相向的战争之手，慢慢地松驰，做出了大度和和解的姿态。

许多刀光剑影的兵刃，缓缓地融入了夕阳的悲悯和阳光的慈祥之中，带着战争和征服欲望的射箭渐渐演化成了一种比赛，成了一种高雅的成人游戏，在河湟谷地温情地传承了下来。

射箭从表象上看是一种体育活动，实际上更多地蕴含着一种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是一种高雅的文人情怀。

在中国古代，刀、枪、棍、剑、弓箭等都是祖先赖以生存的手段，又与军事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剑和弓箭不同，文人雅士喜欢佩剑，比如屈原、李白常常佩剑游历在山水之间，吟诗抒情，留下千古绝唱，没有听说过屈原、李白一边耍刀一边吟诗作文。

荆轲刺秦王用的是剑不是刀，他刺的不是个人恩怨，刺的是政治抱负和天下人的理想。

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也是射箭的能手，看来李白的爱好不少，但他不喜欢刀。

因此，射箭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表象上是动，其实讲究的是静，用的是三点一线的平心静气，而不是莽汉快刀斩乱麻的猛力。

这是射箭文化的精神实质。

射箭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在战国时期写进了礼书中的《仪礼》，即《大射艺》《小射艺》。

《大射艺》记载了天子或诸侯们主办的高规格的射箭比赛和过程，《小射艺》记载了大夫和士阶层的区域性射箭比赛。

而后来射礼精神成形为《射义》，收编在《礼记》之中。

河湟地区的射箭地域特色鲜明，民族风情浓郁，文化内涵深厚，经过数百年的代代相传和不断丰富，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生活的细微，彰显着旺盛的生命张力。

在河湟谷地的民间广为流传着“一弓、二箭、三手段”的说法，也就是说，要射出好的成绩，成为一个出色的让人羡慕的箭手，首先要有一张称心如意的弓，其次是要有与弓相匹配的箭，这就好比好马配好鞍，好女嫁好男，第三才是箭手的射箭技艺。

有些箭手的弓箭是家传了好几代的，依然弓不软、弦不松、箭不弯，他们爱惜自己的弓箭像爱惜自己的眼睛。

从某种意义上说，留住了弓箭就留住了河湟风云变幻的历史，留住了民族的荣耀和记忆，也留住了地域和民族文化里的血肉与生命细节。

这是一种骨子里对地域和民族文化的自信。

一个民族有了自信才有了未来。

从小深受箭文化影响的河湟地区的民众，在改革开放后精心组织、推动、引领已经淡化、冷落了的河湟民间传统射箭活动，其意义就在于此。

河湟谷地的民间把射箭称“矢箭”，传统文化中的“矢”就是“射” 的意思，比如“流矢”“飞矢”“矢镞”“有的放矢”，流露着对传统文化的景仰，听着也儒雅。

下篇：地域文化里的生命细节
河湟射箭讲究的是赢输，更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包容的气氛。

相传很久以前，在河湟谷地的村落和家族之间为了纠纷，常常操弓射箭发生冲突，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人们叫“打冤家”。

有道是冤家路窄，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道，为了化干戈为玉帛，村落和家族的头人们想出了一种游戏性的和解办法，把“打冤家”演义成了有一定规矩的射箭比赛，人们只能在规矩和方圆里进行温和的干戈，这就像现代社会和平共处下的足球和拳击比赛。

既赛出了输赢，又拉近了和气，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化解了矛盾，增進了友情。

从河湟射箭的种种细节和民俗礼仪中，我们仿佛看见在长期的部族和村落干戈中，在某一个时期，他们真诚地伸出了握手言和的手，我们也仿佛听见，他们微笑地说道：来吧，我们本是手足之情的兄弟。

是这片土地无私而大度地收容了我们，是这片土地缔结了我们，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为什么就不能和睦相处呢。

在湟水谷地的乐都、平安、民和等南山地区，箭不仅是尊重、包容、礼仪、友情的桥梁，还是禳灾求福和爱情婚姻的使者。

藏族群众在村落里用嘛尼石垒建峨博时，要用碗口粗的木棒制作成一支硕大无比的箭，在箭杆上精心缠绑了哈达或者雪白的羊毛，直插峨博的中央，坚挺的箭头直指云霄。

在他们的心目中箭有着无形的力量和魔法，护佑着庄稼，护佑着生命的村落。

不仅如此，在男女婚姻中，箭又是传媒和幸福美满的高贵使者。

当一对青年男女喜结良缘准备结婚时，男方将两支箭缠上羊毛和哈达，打发媒婆送到女方家中，预祝双方婚姻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娶亲时，娘家人将箭插在姑娘的衣领上，一路驱鬼赶魔，以保平安。

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向往和祝愿。

河湟射箭是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箭手的每一支箭不是射出去的，是唱出去的，是用一颗火热的心跳出去、展现出去的，是一种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的尽情展示。

因此河湟射箭是发自老百姓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和狂欢，在这里，有汉、藏、回、土、蒙古等各民族间的尊重、包容和谦让，也有各民族的歌唱、舞蹈、服饰和物资交流，展示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民俗文化，是一种风情万种的小社会。

尤其是河湟地区的藏族，对弓箭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敬重，让我们细细体味河湟射箭繁复仪式和秩序中的人文精神与生命的细节。

河湟射箭是一项民间体育活动，既包含着体育精神文化，又涵盖着饮食文化，同时还展现着丰厚的风俗风情、歌唱舞蹈和浓厚的民间人情世故。

从某种意义上说，河湟射箭活动又折射出的是一种大社会。

因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从而使这项活动经久不衰，甚至愈演愈烈，而且成为人们的一种期盼，一种等待，一种如痴如醉的向往，一种醉生梦死的知足。

这首“花儿”便是情真意切的表达：
箭是伴儿弓是亲，
练得腰酸腿疼;
一年半载苦练功，
箭场里要扬个名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河湟射箭从形式和内容不断得到了丰富，更加注重和谐的气氛。

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策划、引领、培育和极力倡导下，在一些射箭爱好者及追随者的执行与推动下，沉寂在大山深处的河湟民族民间射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从后台走到了前台。

射箭活动越来越活跃，乐都、民和、平安、化隆、尖扎、共
和等县的许多村庄都成立了自己的射箭队，他们以箭为媒，发展为本，联络着八方朋友，不断充实着自己的精神生活。

在河湟射箭的一个个环节里无不体现着尊重、包容、礼仪等健康的人文精神和生命的细节。

祭祀
原始宗教观念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祭天、祭祖、祭神灵，它反映了古代劳动者面对大自然与人类自身的利害关系，所采取的自然崇拜的信仰和仪式活动，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求。

这种祭祀活动，一方面表现了先民们不能充分认识自然规律的反映，一方面也是先民们生活和人生经验的积累。

河湟地区的箭手视弓箭为神器，对弓箭是非常敬重的，因为除了语言、民族服饰和歌舞，这是祖先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留下的最后一点历史和记忆，他们把弓箭放置在家中最显眼最显郑重的上堂里，敬奉起来，谁也不敢亵渎。

因此，弓箭在老百姓的信仰里有着镇灾迎福的作用。

民间有“闲弓不拉、闲马不骑”之说，当然这里的“闲弓”和“闲马”可以理解为“不是自己的弓”和“不是自己的马”是比较合适的。

河湟地区的射箭也少不了祭祀，每年正月十三到十九日都是好日子，根据情况不同再择日，各村落的箭手们，特别是藏族聚居的村落里，箭手们一个个身着节日的盛装，背上心爱的弓箭，带着柏香、酥油、炒面等食物，不约而同地走出村口，团聚在嘛尼坑或峨博旁边，跪伏着煨起袅袅的桑烟，他们虔诚地跪在峨博旁边，让带来的祭品得到充分的燃烧，在静静的等待中化为灰火，直达天庭的神灵，祈求主宰万事万物的神灵免除灾害、避祸得福。

这时候袅袅的桑烟尽情燃烧起来了，海螺号、唢呐号也响起来了，箭手们从虔诚的跪伏中心照不宣地爬了起来，围着嘛尼坑或峨博，手拉着手，头对着头，按着顺时针的方向缓缓旋转起来，像一个硕大的嘛尼经桶，一圈，两圈，三圈，然后向着南山的皑皑白雪，向着长天和流云高呼三声：“拉加啰！拉加啰！拉加啰！”译成汉语就是“神灵保佑！神灵保佑！神灵保佑！”
这是一种与神灵对话的声音，是一种生命的信息，是一种发自内心与自然和神灵沟通的密码，是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对神灵的颂歌。

这声音从净洁的天空，从清冽的溪水，从圣洁的南山积雪，从苍茫的药草松林发出，这被真诚的情感滤得干干净净的音流，在为虔诚祈祷的目光彻照之后，又重新返入他们的丹田，再生为一种战胜自然灾害的生命和力源与胆量。

也许他们有了神灵的护佑，才有了箭场里一箭射穿靶心的神勇，才有了狂欢的激情。

神灵是主宰世间万物的，敬了神灵，剩下的就是人间烟火。

烧箭茶。